2月26日，當馬斯克（Elon Musk）將另外10%的Twitter員工解僱時，Twitter的觀察者感到震驚。他接任之前在Twitter工作的員工中，現在每4名就有3人被馬斯克解僱。想像一下，一個蓬勃發展的企業將7,500名員工中的75%拋棄！僅此一事就表明在招聘過程中出現了問題。

Twitter的網站和服務是否受到影響？用戶現在還看不出甚麼，似乎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工作得更好。操控性的閥門基本上已經消失了，儘管有些仍然因尊重歐洲的規則而存在。作為一項整體服務，它從未如此出色，並且還有新功能正在不斷推出。

一個讓我著迷的功能是「Twitter空間」（Twitter Spaces）。確實，用戶可以在一周中的任何一個晚上根據主題收聽節目並與其他人互動，這是一個非常快捷的實時廣播呼入節目。僅僅因為它是自我監管的，就令人吃驚。它擁有完全的言論自由，但同時又具有禮節和智慧的氛圍。

它真的讓人上癮。可以肯定的是，Twitter的廣告收入仍然落後，付費獲得（身份認證）剔標記和升級福利的想法並沒有填補船上的所有漏洞。但人們可以感覺到，該平台正在逐步實現盈利。自馬斯克接手以來，其發展方式比前三年更多。

最終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是削減荒謬的勞動力成本。這就是它的意義所在。

在被解僱的人中，有受矚目的高管Esther Crawford，她在第一輪裁員後，工作時睡在地板上是出了名的。

我們怎麼知道她睡在地板上？因為她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她睡在地板上的照片。

「嘿，拍一張我睡在地板上的照片，我會發推文。」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獲得工作保障的方式。

一個更好的方法是向公司證明你的價值。和其他被解僱的200人一樣，她顯然沒有這樣做，至少沒有證明她的高薪是合理的。我不確定，但有人懷疑她與處於同樣位置上的許多人沒有甚麼不同，善於作秀，但幹不好實際工作。

大家都知道這種人。這可能是這些部門大多數工人的典型特徵。他們專注於表面形象而不是價值創造。他們主要依靠自己的簡歷和教育證書，並通過對老闆的隱含勒索來搾取巨額薪水，除非他們拿到高薪，否則他們就會跳槽。

這種行為持續了很多年。但遊戲似乎已經結束了。整整一代高級資產階級的專業人員被澆了上了資本主義職業道德的冷水。他們從未在學校學到這一點，迄今為止的工作場所也沒有教過他們。

埃隆不是一個無情的人。他也不殘忍。他是一個正在處理經濟現實問題的人。勞動力成本把Twitter糟蹋得不像樣子。許多在疫情封鎖中蓬勃發展的科技公司也是如此。即使在封鎖之前，由於美聯儲的零利率政策，這些行業的許多人似乎認為繁榮確實沒有盡頭。他們決定僱用他們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似乎沒有限制。

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們看到了一系列新的管理理論，這是我們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我們被告知，公司的重點不是賣東西，做出色的工作，為股東服務，關鍵是要支持高度政治化的理想，這些理想用聽起來很花哨的首字母縮略詞代表，例如ESG和DEI。（註：ESG 是英文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的縮寫，意為環境，社會，公司治理；DEI是英文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的縮寫，意為多樣性，平等，包容。）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每份工作都有無窮無盡的福利，例如無限的心理健康休假。有人還發明了人力資源部門應擁有巨大權力和預算的理念，作為工作場所的一種法庭，每個人都可以在那裏抱怨他們的不滿。

不好好幹活的員工開始吹噓他們對「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奉獻精神。你可能不知道，這實際上意味著這個人不喜歡這份工作。然後，有人聲稱年輕人不是在尋求高薪，而是在尋求經驗，因此僱主最好滿足他們並同時提供兩者。

當疫情封鎖到來時，對他們來說，情況更加相同。與其在工作場合打發時間（總要保持這種平衡嘛），他們可以在家裏打發時間。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年。

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萊利的生活」實際上並沒有帶來幸福。我們看到大量關於公司生活和壞老闆帶來痛苦的書籍出現，各種各樣針對任何一個人和大家的訴訟開始堆積如山。公司工作場所變成了不滿和憤怒的污水池。[註：《萊利的生活》（the life of Riley），美國喜劇，意指奢侈和遊手好閒的生活。]

為甚麼會這樣？因為一個人如果知道自己無用，他的精神會遭到打擊。懶惰和狡詐實際上對我們不利，無論是精神上還是道德上。正如老話所說，無所事事者易作惡。事實上，對於大量的薪水過高的人士來說，情況確實如此，這期間他們失去了自尊、技能甚至對他人的基本尊重。

現在，這些公司處在一個新的經濟環境中。美聯儲開始努力為通脹降溫。但是過去和現在都有一個問題。他們不可能將利率從5%提高到10%，從而吸收四處遊走的數萬億美元的過剩資金。他們必須從接近0%的起點開始，讓利率跑得比美元貶值的速度更快。

這就需要以現代利率政策史上最快的速度提高利率。而且我們仍然沒有達到終端利率所需的水平。但想想這種變化對宏觀經濟意義上的資本軌跡產生了甚麼影響。它將資本從膨脹的、承諾長期盈利的資本貨物行業中抽離出來，並重新點燃了對收益率曲線左側的實際利潤的興趣。

如今，科技行業的每個人都在尋找削減成本的方法。勞工部門的清洗還遠遠不夠。埃隆解僱工資單上四分之三的高薪和被寵壞的人的策略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就生產力和人才損失而言，封鎖期的成本確實是天文數字。它們讓我們遠離文明。但2008年開始的零利率政策也是這樣。他們大規模扭曲了生產結構，把整整一代原本聰明的工人變成了懶惰的寄生蟲，對他們來說，發牢騷抱怨（kvetching）成了他們唯一的技能。

這不容易解決。職業道德要重新成為一種規範還需要很多年，如果還能有那一天的話。

我給這些行業工人的最後建議：不要指望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布作秀的敬業照片就能給你帶來工作保障。現在和未來最好的工作保障可能是通過傳統的方式：為公司及其所有者和客戶創造價值的實際努力工作。#

作者簡介：

Jeffrey Tucker是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是十本書的作者，最新的一本是《自由還是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原文「How Many Zoom Jobs Were Actually Useless?」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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