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從美國回來，在香港一家酒店15樓的房間隔離了21天。在這漫長的幽居時候，我常拉開落地窗的窗簾，俯視樓下街頭如螞蟻般熙熙攘攘來來去去的行人，這讓我和人類社會即或隔著空間，多少也有一點聯繫，也以此獲得一些心靈的安慰。但我總是與窗邊隔著一個距離探頭看下去，從不敢走近。因為我有恐高症。這是一個很難克服的心理障礙，雖然理智告訴我，這扇窗是安全的，你就是把整個身子靠上去都絕對不會有事，但我就是不敢靠近，一旦接近我腿就開始發軟，感覺到心跳在不可遏止地加快。
因此當我最近聽聞我們筆會一位會友鞏磊感染新冠病毒5天後，竟然從他濟南25樓的家中縱身跳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之時，我的心跳瞬時加快，腦海中又出現我隔著15樓從高空俯視街道時的生理反應，而他躍身下跳的高樓還要多出10層之高。我不敢想像是甚麼樣的絕望心態讓他做出如此慘烈的選擇，而他還在人生的壯年，僅60歲而已。
與這位會友，我有一面之緣。2012年他來過香港參加獨立中文筆會的頒獎禮，印象中是一個相當開朗，充滿陽光的男士。於是我立刻從電腦中找出他的照片，一看，果然如此？
這樣一位陽光的男士，為何會走上絕路？
他走之前留下的最後遺言是：
我已被新冠徹底摧毀了健康
五天無法吃飯生不如死
望你們好自為之
所有密碼都是****
骨灰撒掉
願上帝保佑你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他感染新冠病毒，健康被徹底摧毀，五天沒有食慾，但讓他感到生不如死應該有更深層的原因，因為中間兩句遺言是在告誡甚麼人，還提到未加標明可能是四個字的密碼，如果我們知道鞏磊是一位異議人士，是言論自由的堅定追求者和維護者，則可想而知感染新冠只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讓他生不如死的更深層的絕望應該是令人窒息的現實。這一點我很理解。
據我所知，中共20大召開後，在中國的好一些朋友感到非常之絕望，說統治者如果有任期還有盼頭，但皇帝是要做到至死才休，他們這一生看來要陪葬了。因此忍了三年清零封城的人也忍不下去了，白紙革命的出現就是絕望中的爆發。
鞏磊參加了《零八憲章》的連署，隨後加入筆會，捍衛言論自由，並參與維權活動，是有勇氣擔當的男子，是屬於在絕望中反抗的勇士之列。但不幸的是，鞏磊感染了新冠，為免傳染家人，是一人獨居隔離。我想現實的黑暗，疾病的痛苦折磨，沒有親人在身邊的陪伴，鬱悶得不到紓解等等，這些多種因素疊加才終於壓垮了他，讓他感到「生不如死」，最後選擇了一種異常慘烈的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
我們知道，在清零苛政之下，已發生不少公開跳樓自殺的事件，這種自殺本身就是一種抗議方式。因此我們可以把鞏磊之死看成是一種臨終的行為藝術，一種最後的自由表達。或許這位自由的追求者，認為自己既然已無法康復，與其在病床上闔上雙眼接受命運默默辭世，不如做最後一跳，昭告世界，即使面對死亡，我也要自由選擇我死亡的方式，也要向這個黑暗社會發出最後的強烈抗議。自由是甚麼？自由就是能挑戰命運做出選擇，鞏磊用他最後的選擇獲得了自由。
願鞏磊在天之靈安息！◇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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