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在變得熱火朝天、導彈橫飛之前，通常會悄悄進入貿易和經濟領域，對這種動態的情況感知至關重要，因此，如果導彈真的飛起來，我們也不會感到驚訝。
貿易關係的準則是通過比較優勢實現互利，這就是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試圖與中共實現的「友好競爭」。
特朗普與北京打交道的第一步，是稱習近平是個了不起的人，並帶了一飛機的行政總裁訪華。祖拜登試圖（但失敗了）降低特朗普施加的對華關稅，以換取與中共的和平，他繼續強調在氣候變化和公共衛生等問題上與中共的接觸與合作。
但北京並未合作。相反，在美國兩屆政府的執政期間，中共堅持竊取美國的技術、知識產權，以及我們的朋友和盟友的領土。中共背棄了與特朗普簽訂的貿易協定，包括在拜登執政期間。
在特朗普和拜登執政期間，兩位總統都希望緩和中美兩國關係，但後來兩人態度都變得更加強硬。美國逐漸意識到，中共是我們的對手，而不是一個友好的競爭者。
儘管特朗普和拜登沒有稱中共為敵人，但都開始視中共為敵人，剝奪中共發動戰爭的手段。這意味著限制對手的經濟發展，這是為其軍事力量提供資金所必需的。
人們經常聽到19世紀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一句格言：「戰爭無非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其它手段在時間上是優先的，包括外交，但更重要的是經濟政策。
對手露出真面目後，經濟政策就會被武器化，給對方經濟造成傷害，從而為戰爭做準備。這些措施包括試圖在一個地區強加經濟霸權、全面控制貿易、限制關鍵商品或技術，或竊取像知識產權這樣的經濟資產。
這些經濟措施有時會導致戰爭，比如，19世紀拿破侖為摧毀英國商業而實施的封鎖；1941年美國對日本實施的石油禁運。
在19世紀及以前，大部份財富來自於土地，無論是農業財富還是來自於礦產開採和工廠的工業財富。在21世紀，新的財富來自於知識產權和高科技，這些財富可以被黑客大軍竊取，而不是被裝甲部隊佔領。
然而，其效果是相似的：接管維持經濟和軍事力量所需的生產力。在過去幾十年裏，中共非常擅長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據估計，每年竊取的美國知識產權高達6,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中共竊取的歐洲知識產權，以及我們的亞洲夥伴，如日本、南韓和台灣的知識產權。中共的這些盜竊行為加起來至少不比從美國竊取得少。
對不能竊取的技術，北京則強制轉讓，以換取中國14億人口的市場准入。在沒有任何投票讓中共合法管理14億人的情況下，中共就霸佔了控制中國所有貿易的合法政權的地位。由於缺乏民主合法性，中共在道德上無權這麼做。
可悲的是，世界在1949年接受了這個騙子，因為中共在軍事上控制了中國。為了保護美國及盟國在中國的財產和利潤（在短時間內），美國向中共屈服了，這比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不久就打另一場戰爭要容易。1949年，中共挾持了西方的投資，而西方則向其恐怖主義屈服。
但是，與恐怖份子談判以及用我們的貿易為他們提供資金的長期代價，現在正擺在我們面前。北京政權繼續推行其舊政策，即在世界範圍內煽動反民主的戰爭，並準備利用由此產生的影響網絡和權力真空。
作為回應，美國及盟國正在通過關稅和技術限制與中共脫鉤，從而剝奪北京從美國市場獲取財富的機會。
「脫鉤」是經濟戰的一種形式，通過報復和反報復的惡性循環自然加速，直到一方退讓，或形成熱戰。
在莫斯科入侵烏克蘭之後，在西方開始運送成噸的軍事援助給烏克蘭之前，美國及盟國對俄羅斯的能源出口實施了制裁。隨著莫斯科繼續侵略戰爭，包括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的進攻，經濟戰逐步演變為援助直接針對俄羅斯士兵的武器；隨著戰爭的進展，援助的武器射程和殺傷力逐漸增加。
對中共，美國則更加謹慎，這攸關每年6,150億美元的雙向貿易。
經濟制裁是緩慢實施的，美國提供給日本、菲律賓和台灣的武器還沒有直接用於對抗中共軍隊。我們的領導人繼續與習近平會面，微笑握手，即使他們把這個政權的經濟套索勒得更緊。
雙方都稱對方為「雙贏」競爭中的「對手」，因為一旦他們公開承認彼此是正在經濟衝突道路上前進的對手或敵人，從經濟戰發展到熱戰的惡化趨勢就會加速。
然而，用福特和大眾兩個競爭對手來類比中美為「競爭對手」是一個謊言，這掩蓋了雙方為熱戰所做的準備。
儘管存在給雙方造成經濟損害的風險，但不幸的是，有必要增加對中共的此類措施，直到中共放棄其各種侵略行為。
中共必須首先允許對新冠病毒（COVID-19 ）的起源進行全面的國際調查和追責，停止技術盜竊和強制技術轉讓，放棄對台灣、日本最南端島嶼以及幾乎整個南海等鄰國的領土主張。北京必須停止為了自己的極權目的而顛覆聯合國的企圖。
針對中共的經濟政策傳遞出這樣一個信息：我們是認真的，但不會走向戰爭。這些經濟措施有升級的風險，如果沒有迅速和無休止的讓步的話就無法避免。在這些不幸的情況下，捍衛民主的唯一方法是，最起碼，得接受脫鉤帶來的風險。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學士和碩士學位（2001年）、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學位（2008年），也是科爾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負責人與《政治風險雜誌》（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出版商。他曾對北美、歐洲和亞洲進行廣泛的研究，著有《權力的集中：制度化、等級化和霸權化》（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Hegemony，2021年出版）和《禁止闖入》（No Trespassing），編輯過《大國，大戰略：南海的新博弈》（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 the New Game in the South China Sea，2018年出版）等。
原文：The Economic War With China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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