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諾貝爾獎最後一個獎項—經濟學獎，於台北時間10月10日傍晚揭曉，由美國聯準會（Fed）前主席、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柏南克（Ben S. Bernanke）、美國金融協會前主席、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傑出高級研究員戴蒙（Douglas W. Diamond），以及耶魯大學前教授、華盛頓大學教授戴布維格（Philip H. Dybvig）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共同獲獎，以表彰他們對銀行擠兌和金融危機互動關係的研究貢獻。
三位金融學者獲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表示，三位學者對於「銀行和金融危機」（banks and financial crises）研究成果，對於降低金融危機、經濟蕭條風險有所貢獻。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恐慌，使世界經濟癱瘓多年，產生巨大的災難，今年獲獎者的研究，提供了我們更好地應對隨後的金融危機。他們已證明了防止銀行大範圍倒閉的重要性，對於規範金融市場和應對金融危機方面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在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陰影籠罩全球的現時，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認為接地氣、合乎時宜，呼應了當前的經濟現況，獲獎者實至名歸。不過，也有不認同的聲音傳出，究竟他們的研究結果是靈丹妙葯或是包著糖衣的毒葯？或者只是紙上談兵？在介紹這三位得獎者之後，再來做論評。
名氣響亮的柏南克
賓･柏南克（Ben S. Bernanke）於1953年12月13日出生在美國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Augusta）猶太家庭，成長於南卡羅來納州的狄龍（Dillon）。父親是葯劑師和兼職劇院經理，母親是小學老師。柏南克小時候曾從外祖父學習希伯來語，年輕時在家鄉的一間餐館當服務員，在家鄉狄龍高中畢業後，1971年進哈佛大學，1975年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轉讀麻省理工學院（MIT），於1979年得到經濟學博士，博士論文題目是「長期承諾、動態最適和景氣循環」（Long-Term Commitments, Dynamic Optimiz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論文指導教授是以色列銀行未來的行長史丹利・費雪（Stanley Fischer），五位口試委員都是赫赫有名的學者，包括MIT的歐文・伯恩斯坦（Irwin S. Bernstien）、路迪格・東布殊（Rudiger Dornbusch）、羅伯・梭羅（Robert Solow，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彼得・戴蒙（Peter Diamond，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哈佛大學的戴爾・喬根遜（Dale Jorgenson）教授。
1979年拿到博士學位後，柏南克隨即赴史丹佛大學商學院任教，直到1985年轉到普林斯頓大學，期間也曾擔任紐約大學客座教授。1985年柏南克全家搬到新澤西州的蒙哥馬利鎮，他在該鎮學區擔任了六年的教育委員會成員。柏南克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系的終身教授，1996年至2002年9月還擔任該系系主任。他於2005年7月1日辭掉普林斯頓大學教職，全心擔任政府公職。
從2002年到2005年，柏南克擔任聯邦準備會理事會成員，他當官的第一次演講，主題是「通貨緊縮：確保它不會在這裏發生」，他概述了所謂的「柏南克主義」（Bernanke Doctrine）。2004年2月20日，柏南克再發表講話，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大溫和平穩』（the Great Moderation）的新時代，當今的總體經濟政策減低了景氣循環，以至於景氣循環已不再是經濟學的中心課題。」
2005年6月，柏南克被任命為小布殊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並辭去聯準會職務。此一任命被認為是測試柏南克是否可接替葛林斯潘（Greenspan）擔任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的任期到2006年1月止。
2006年2月1日，柏南克開始了為期14年的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成員和8年的聯準會主席（2006年至2014年）。由於擔任主席，也理所當然是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的成員，該委員會負責監督問題資產救助計劃。柏南克還擔任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是聯準會的主要貨幣政策制定機構。
柏南克擔任聯準會主席的頭幾個月與媒體溝通困難，他倡言要比葛林斯潘更透明的政策和更清晰的聲明。但他不得不放棄他最初提出更明確通貨膨脹目標的想法，因為這樣的做法往往會影響股市。
由於大蕭條的深化，柏南克實施了一些非正統的措施，在其指導下，聯準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將其基本利率由5.25%降至0.00%。當這個做法被認為不足以緩解流動性危機時，聯準會啟動了「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政策。從2008年11月到2010年6月，創造了1.3兆美元，並且將創造出的錢購買銀行和政府的金融資產。
2009年8月25日，奧巴馬總統宣布提名柏南克連任聯準會主席。雖然共和、民主兩黨多位參議員表示不支持，柏南克還是在2010年1月28日，以70票對30票通過連任，是歷次最小的票數差距。30位反對者中，11位民主黨、18位共和黨、1名獨立人士。柏南克擔任聯準會主席期間出現了一些爭議，由於2000年代後期出現金融危機受到批評，《紐約時報》報道，「柏南克因未能預見到金融危機、救助華爾街，以及最近向銀行體系注入六千億美元以提振緩慢復甦而受到攻擊。」
柏南克是總體經濟學家，屬於新凱因斯經濟學派。主張政府可調控經濟，他特別對大蕭條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感興趣，對此發表了許多學術期刊文章。在柏南克之前，大蕭條的主要貨幣主義理論是密爾頓・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觀點，認為大蕭條主要是聯準會減少貨幣供給所致，而且多次辯稱，在該期間犯下的最大錯誤之一是太早加息。在弗利曼90歲生日（2002年11月8日）祝詞中，柏南克說：「讓我稍微利用一下我身為聯準會官方代表的身份來結束我的演講。我想對密爾頓和安娜（兩人合著《美國貨幣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說：關於大蕭條，你們說對了，我們做錯了。我們非常抱歉，但謝謝你們，我們不會再這樣做了。」
在決定將利率降為零時，柏南克引用了密爾頓・弗利曼和安娜・許瓦滋（Anna Schwartz）的觀點，但安娜・許瓦滋卻重批柏南克，並在2009年7月25日的《紐約時報》發文建議奧巴馬不要再任命柏南克為聯準會主席。
2002年，在商業新聞報道對通貨緊縮的擔憂之後，柏南克針對此課題說，政府擁有創造貨幣和維持市場流動性的工具，他說：「美國政府擁有一種技術，稱為印刷機，可以免費生產任意數量的美元。」這種印鈔對抗通貨緊縮被稱為「使用直升機撒錢」。
2005年，柏南克創造了「儲蓄過剩」（saving glut）這個詞，意即全球相對高水準的儲蓄正在壓低利率並為美國的經常帳戶赤字融資。其他的原因包括相對低的全球投資，加上美國的低儲蓄。
2014年1月31日柏南克卸任聯準會主席，交棒給葉倫（Janet Yellen），該年2月起，柏南克被聘為布魯金斯研究所經濟研究計劃的特聘研究員。2015年4月16日，柏南克與由億萬富翁甘迺迪・格里芬（Kenneth C. Griffin）創立的價值250億的對沖基金Citadel合作，擔任高級顧問；同月，柏南克也加入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擔任高級顧問。
柏南克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就貨幣理論與政策作過多次講座，他也編寫兩本教科書，一為《中級總體經濟學》，一為《個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學原理》。柏南克曾經擔任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貨幣經濟學計劃主任，也擔任過《美國經濟評論》（AER）主編。根據IDEAS/RePEc，柏南克是世界上發表論文最多的50位經濟學家之一。
柏南克早在2001年就榮獲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2009年被《時代》雜誌選為年度人物，2020年，他贏得「經濟學、金融和管理類的BBVA基金知識前沿獎」，2021年 又獲得國家科學院院士，2022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很特別的是，柏南克在2015年出版了《行動的勇氣》（The Courage to Act）這本非財經類的書，表明了他不再是共和黨人，而是一個溫和獨立派人士，而且會永遠堅守此立場。2022年，柏南克出版最新著作《21世紀貨幣政策：從大通脹到COVID-19的聯準會》（21st Century Monetary Policy: The Federal Reserve from the Great Inflation to COVID-19）。該書獲得《紐約時報》的正面評價，讚許「本書旨在協助未來幾代的經濟政策制定者，而且是非常有可能的。」1
柏南克曾在2015年5月受邀來台參與論壇，與當時的央行總裁彭淮南、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等人對談，入場門票要2萬台幣起跳，最接近講台的貴賓席要10萬台幣，700個座位全坐滿。彭淮南向柏南克抱怨：「你的QE帶來很多副作用，讓我們很受傷（suffer）。」畢竟柏南克共推出三次「量化寬鬆」（QE），將市場搞得雞飛狗跳。
張忠謀問柏南克，該如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柏南克回答說，美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美國夢確實沒有過去容易，並強調美國收入排在最後5%的人，要擠進前5%比歐洲還難。不過，不平等本身並不一定是壞事，重要的是要給不同階級晉陞的機會，而教育是達到階級流動的關鍵。柏南克還認為，課徵累進稅是解決貧富不均的好方法，但課徵富人稅則是不切實際的，因為財富可以跨國轉到免稅天堂或稅率較低的地方。
當時擔任會議主持人的國發會前主委管中閔問：對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目標是成為國際準備貨幣，有何看法？柏南克答說：人民幣要成為國際貨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不是國家的經濟體龐大，該國的貨幣就能成為國際貨幣，美國在19世紀就是很大的經濟體，但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成為準備貨幣。2
金融專家戴蒙
道格拉斯・戴蒙（Douglas W. Diamond）出生於1953年，69歲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繼2017年塞勒（Richard H. Thaler）之後，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再有教授獲獎。戴蒙就讀於布朗大學，1975年獲得該校經濟學學士學位，隨後轉赴耶魯大學攻讀博士，於1980年獲得經濟學博士。自1979年以來就一直在芝加哥大學任教，1980年是金融學助理教授，1983年升為副教授，1986年成為正教授，目前是芝加哥布斯商學院的莫頓･米勒（Merton H. Miller）金融學傑出服務教授，負責包括公司金融研究生課程教學。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是經濟計量學會會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和美國金融協會會士，並且是美國金融協會和西方金融協會的主席。戴蒙在2018年獲得奧納西斯金融獎。
戴蒙曾經是MIT史隆管理學院、香港科技大學和Bonn大學的客座教授，1986至1987年在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金融學。他也是國民經濟研究所（NBER）研究員、Richmond聯邦銀行的訪問學者。
戴蒙的學術領域在金融，對金融中介機構、金融危機，以及流動性的研究有濃厚興趣，過去40年來，他的研究一直是解釋銀行做甚麼、為甚麼這樣做，以及這些安排的後果。在公布獲得諾貝爾獎後，戴蒙在受訪中回憶起在耶魯當研究生的往事，想起當時的導師史蒂芬・羅斯（Stephen Ross，他在金融和經濟學領域發表了100多篇文章，於1997年到MIT史隆管理學院任教，2017年去世）。
戴蒙回憶說，羅斯是一個了不起的指導老師，不安排與學生會面，而要學生在他的辦公室外等到他有空說話。當學生在門外等待時，羅斯的一位助手會為等待的學生提供餅乾和其他零食。戴蒙說：「沒有人在史蒂芬・羅斯的門外挨餓。」而戴蒙在門外等待時，會與另一位羅斯指導的博士生菲利普・戴布維格交談，兩位師兄弟就這樣建立友誼。作為研究生，他們決定合作研究，一直到完成博士學位後才將「銀行擠兌」作為共同研究課題，而在1983年合作完成一篇驚天動地的論文＜銀行擠兌、存款保險和流動性＞（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刊登在《政治經濟期刊》（JPE）這份最著名的學術期刊上，迄今該文被引用超過一萬三千多次。
2017年戴蒙獲頒威爾伯・盧休斯十字勳章（Wilbur Lucius Cross Medal），這是耶魯研究生校友會授與其校友的最高榮譽。每年只有少數校友因在學術、教學、學術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傑出成就而獲得。
熱愛中華文化的戴布維格
菲利普・戴布維格（Philip H. Dybvig）於1955年5月22日出生，67歲時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得獎三人中年紀最小的，另兩人都是69歲。戴布維格在俄亥俄州代鎮長大成人，就讀於印第安納大學，並於1976年獲得數學和物理學學士學位，之後前往賓夕凡尼亞大學和耶魯大學攻讀經濟學，1978年獲耶魯大學碩士學位，1979年再得到耶魯大學博士學位，該年秋季在耶魯大學考爾斯經濟研究基金會當博士後研究員；1980年轉赴普林斯頓大學當助理教授；1981年轉至密蘇里州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教學，目前是該校奧林商學院Boatmen’s Bancshares銀行金融和銀行學教授。戴布維格曾在2010年被中國成都的西南財經大學聘請當10年金融學院院長，2021年沒通過考核不被續聘，又返回聖路易華盛頓大學任教，沒想到隔年就榮獲諾貝爾獎，不少網民調侃：「西南財經大學的業績考核比獲得諾貝爾獎都要難」。
戴布維格的研究領域在資產定價、銀行業務、投資和公司治理，在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過35篇以上論文，最著名的是40年前和戴蒙合寫、1983年刊於《政治經濟期刊》的＜銀行擠兌、存款保險和流動性＞。該文解釋銀行如何發揮產生流動性的基本功能，從而通過有效地轉變經濟活動，來使經濟活動成為可能。長期借款人將存款人的儲蓄用於生產性投資，不過，這種功能使銀行容易受到有關其即將倒閉的傳言之影響，這可能導致銀行擠兌，從而引發自我實現的金融恐慌。戴蒙和戴布維格證明，這種脆弱性可以通過政府營運的存款保險計劃消除，而該計劃的存在本身就可以減輕儲蓄者對銀行倒閉的恐懼，從而防止銀行擠兌。這種被稱為「戴蒙-戴布維格模型」（D-D模型）被柏南克在研究大蕭條時引用，該研究顯示了從1929年開始的銀行擠兌，如何將普通的衰退轉變為經濟災難。
戴蒙和戴布維格還曾舉辦一次會議，慶祝該文發表36周年，邀請許多名家與會，他們強調了該模型對政策、實踐和許多經濟研究領域的影響。該文讓戴蒙和戴布維格獲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青睞，2022年兩人共同獲獎。
戴布維格曾擔任過《經濟理論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金融研究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和《金融和隨機性》（Finance and Stochastics）等學術期刊主編。他非常熱愛中華文化、會拉二胡、喜歡唐裝、太太是四川成都人，是「成都女婿」，是個「中國通」，閒暇時他也喜歡玩樂器、作曲、烹飪、打太極拳和舉重。
本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迴響與啟示
諾貝爾基金會經濟學獎官方指出，柏南克、戴蒙和戴布維格三位獲獎者所提出的理論，在金融危機期間大幅提高我們對銀行在經濟作用的理解。他們的研究中很重要的發現是：為甚麼避免銀行倒閉非常重要？
當前銀行業研究顯示：我們為甚麼擁有銀行，如何使它們在危機中不那麼脆弱，以及銀行倒閉時會如何惡化金融危機。這些研究的基礎是本年三位得獎者在1980年代初期所奠定的。
為使經濟順利運行，引導民間儲蓄轉為投資非常重要。不過，儲蓄者希望在出現意外支出時能立即取回資金，而企業和貸款者也希望他們不會因故被迫提早償還貸款。戴蒙和戴布維格在1983年提出的D-D模型中，說明了銀行為何是這個問題的最好解決方案。該模型以博奕理論為基礎對銀行業的擠兌行為進行分析，論證了銀行存款合約可以提供優於其他交易市場的資金分配。銀行通過作為金融的中介機構，可以允許存戶在他們需要時取出，借貸兩種行為的結合將使銀行容易受到「即將倒閉」謠言的影響。如果大量存戶同時跑到銀行取款，謠言就可能造成擠兌現象，間接使銀行倒閉。不過，這種危險狀況可通過政府提供存款保險並充當銀行的最後保證人來防止。評估企業、借款人的信譽，並確保資金能用於良好的投資。
至於柏南克，他分析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那是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他還分析了銀行擠兌如何成為危機變得如此深重和持久的決定性因素：當銀行倒閉時，會大幅削弱社會將儲蓄引導至生產性投資的能力，以至於無法快速復甦。
諾貝爾委員會認為，他們的研究結果對於使銀行、政府和國際機構能應對COVID-19大流行，而不至於造成災難性的經濟後果至關重要。
雖然三位獲獎者的研究有助於解釋為甚麼銀行以它們的形式存在，以及為甚麼它們存在可能對經濟造成破壞性的脆弱性，例如1929年華爾街崩盤和隨後的全球經濟大恐慌所示，以及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因而人們認為他們的得獎實至名歸，但有人卻不以為然。美國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辦人兼總裁傑弗瑞・塔克（Jeffrey A. Tucker）就認為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帶來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
塔克在10月18日於英文《大紀元時報》為文，對諾貝爾委員會表彰三位得獎者「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特別提到2008年央行對住房和金融危機的應對措施，包括用「量化寬鬆」來拯救銀行。他認為正是這種應對措施引發了全球的通貨膨脹危機浪潮，在2020年春天開始的封鎖期間和之後席捲世界。人們總是說，如果柏南克在2008年沒採取行動，金融體系就會崩潰。其實，它真正做的，是預先阻止了一個對市場參與者具有重要教育意義的時刻。它救助了一系列對風險和理性失去擔憂的機構，其結果是銀行、政客和政策制定者普遍面臨巨大的道德風險。
每當一項政策的實施反而恰巧強化並延續原本意在防止的事情時，就會產生道德風險，這是對不良行為的獎勵。這一經驗，在2020年再度上演。美國聯準會在2020年3月16日，加快了印鈔機的速度，國會準備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CARES Act），花了1.7兆美元來滿足州級別的封鎖。如果沒這些做法，這些州會相當迅速地開放，以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行。一旦國會開始撒錢，州長們就意識到封鎖可以賺大錢。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政府支出與街頭熱錢都增加了6兆到7兆美元，相當於2008年的放錢比賽中再加了大量的興奮劑。如果聯準會無法或不願買國會徒然製造的巨額債務，美國的違約風險將大大增加，可能已徹底破壞了金融市場，而聯準會忙於開出無法兌現的支票，以掩蓋國會的所作所為，結果是，政治階層和中央銀行家們共同努力，使現代最大的政策災難之一持續下去：信用卡債務飆升、儲蓄崩潰、實際收入持續下降、全球性停滯膨脹可能來到。
塔克在文末這樣寫著：「有人認為，這些獎項是提前一年多提出的。頒獎委員會怎麼會知道，他們為那些想出如何通過法定通貨膨脹和銀行紓困來拯救經濟的傑出人士頒發的獎項，會在整個世界都在通貨膨脹的地獄中燃燒，艾菲爾鐵塔上的燈已經熄滅，而歐洲和英國的每個家庭都在為今年冬天家中如何取暖而發愁時宣布？
我們還可以將全球健康危機、預期壽命急劇下降，以及對前景失去希望的整整一代人的士氣低落等添加到這個災難清單中。
這就是『專家』們對世界所做的事情，這場危機始於知識份子的實驗室，這些知識份子認為他們知道比自由更好的管理世界的方法。現在，我們其餘的人被迫看著他們因為出色的工作而互相激勵，從而增加了另一層道德風險：犯下嚴重錯誤實際上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職業上的後果。」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 A. Hayek）在當年受獎宴席上這樣說：「……，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種權威，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部門，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發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如果一個人的業績落伍了，同行的專家馬上就會輕視他。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
在經濟學方面有了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成為全能者，而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他素未鑽研的問題表示意見，而認為這是他的社會責任。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學家的成就，使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由歷屆得獎者都只在各自專業領域內學有專精，且較偏於「技術」和「工具」層面的專家，的確令人擔心由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存在，使經濟學脫離「人文」層面越來越遠。而且正如蔣碩傑院士所言，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的結晶，是關係著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科學，但若誤用而導致實施錯誤經濟政策，則遺害將既深且遠。共產世界的慘痛經驗固不必談，就是自由世界裏也例證斑斑，最明顯的是，著重短期而賦予政府龐大「權力」的凱因斯理論。
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有人說因為實施凱因斯「政府創造有效需求」政策而消弭，但有人卻認為是第二次大戰爆發的緣故，而1970年代的「停滯膨脹」則是實施凱因斯政策的後遺症，於是凱因斯理論受到質疑，更曾被錯認為它已被丟棄。其實它只是被後繼者修正，由「新凱因斯學派」的出現就可為證，而根本的「政府干預」、紓困、「政府救市」非但沒丟失，另換了「印鈔救市」來刺激經濟，而「量化寬鬆」（QE）政策就是代表，多年來讓全球被氾濫的鈔票淹沒，而政府債台高築蔚成另類全球化，「災難時代」也悄悄到來。「五鬼搬運」、「金錢遊戲」、「泡沫經濟」與世人常相左右，撙節政策被認為將窒息經濟，而政府繼續撒錢卻像酗酒、吸毒，只讓經濟一時迴光返照又再度昏死過去，如今「停滯膨脹」正等在前頭。
今年選金融學者給獎，雖凸顯諾貝爾獎委員會認識到金融危機和銀行擠兌的重要，但獲獎者的理論及政策是否得當可用卻很有疑議的。其實，金融風暴、經濟大衰退之所以一再出現，大都是金融業失職、政府官商勾結推波助浪，以及政府錯誤紓困政策的結果。蔣碩傑院士早年明說的「五鬼搬運法就是金融赤字」，已指明金融機構以各種方式將錢搬給少數有權有勢者。金融機構原本扮演「資金橋樑」或「金融中介」的角色，右手接受民間的存款，左手將這些存款貸放給能力高、從事「實質生產」的業者。
這種金融體系不但無趣，規模也不大。例如，在二十世紀美國股市興起的1960年代，金融和保險業合計只佔不到GDP的4%，但這種無聊、原始的金融體系卻維繫了在一個世代之間，使生活水平倍升的經濟體。對照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前夕，金融和保險業佔了GDP的8%。而且更有規模巨大的公司，吸收社會中頭腦最好的人才，他們讓金融業光鮮亮麗，其背後的證券化過程，使貸款不再專屬於借方，而是繼續轉給其他人。這些人把貸款細切、分割，並把個人的債務整合成新資產，像是次級按揭、信用卡卡債、車貸等都進入金融體系中。結果使風險倍增、金融體系弱化，終而慘遭崩解，進而危及各產業，延禍全人類。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教訓，並未讓金融業回到正軌。在衍生性金融繼續創新下，金融業掌控的權力更大，其塑造的政府官員、監管機構、行政總裁，甚至很多消費者的想法和心態，能力更為誇大，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道德風險」場景。在2008年之後，行政部門的決策多為金融業帶來龐大利潤，且造成房屋所有人、小公司、勞動者和消費者的損失。金融業已成經濟增長的阻力，而非催化劑；其成長使企業和整體經濟社會都受到損害。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是金融家在對企業發號施令，在金融市場創造財富已成為目的，而非把金融市場當成工具，以達成共享經濟繁榮的目的。金融思維已在企業根深柢固，公司也開始運作得像銀行，只要搬動現金，就能比以前賺更多錢；光是從單純的金融活動，就能產生五倍於二次大戰戰後時期的收入。
有專家已警告說，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無法對實體經濟發揮作用，而且成為一種經濟疾病，早在1970年代，「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現象就浮上檯面，如今已不知不覺地緩慢影響全人類。它經由金融、保險、房地產三大火紅產業，在規模與權力上大幅擴張。結果就是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擴大、市場缺乏效率、公共服務受創、貪腐更嚴重、其他經濟部門被掏空、民主和社會整體受害，「金融詛咒」（finance curse）也就到來了。也就是說，金融不但是病毒，而且毒性更強更烈。
在「金融創新」已是不可擋的潮流下，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席勒（Robert Shiller）的「將優良道德融入華爾街文化」不失為一帖良葯，這也是一千多年前唐玄宗開元時期的宰相張說的〈錢本草〉一文告訴我們的，用「道、德、仁、義、禮、智、信」精煉貨幣之道。除了這帖難煉的葯方之外，還有甚麼妙葯呢？唐太宗的「以史為鏡」—向歷史取經—也是一條明路。那麼，這本美國史上最著名的金融歷史學家查理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78年著作，長銷四十餘年，2015年由金融名家羅伯特･阿里伯（Robert Aliber）增補第七版的《瘋狂･恐慌與崩盤》（Manias, Pari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Crises）巨著就是不可錯過的一本書。
本書剖析從古至今的每一場重要的金融危機，幫助投資者整理出這些危機的共同特性，而金融市場常常偏離理性運行軌道。本書在梳理分析400年來全球金融危機史實的基礎上，闡述了金融危機的模式、規律、起因和影響，以及金融危機中的非理性因素，研究了金融危機中金融機構和金融行為的相互作用，指出投機瘋狂、市場恐慌和崩潰的不期而遇及其最終的規模與當時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機構關係密切，總結了歷次金融危機的教訓。
2003年7月7日去世的金德伯格，從歷史觀念闡釋西方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過程及整治之道，對1987年10月紐約股市崩盤及美國揮之不去債務危機，更有詳細的解說。本書第一版於1978年出版，概述了市場發展的模式以及金融危機演變的五個階段。而阿里伯在2005之後修訂的版本中探討了自1980年代初以來涉及四十多國的四次危機，並表明其銀行體系的內爆並非來自「不良行為者」的決定，而是國際社會功能失調的症狀—貨幣安排。
本書以十五個章節的大篇幅詳細整理超過400年的金融危機史，透過理解瘋狂、恐慌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帶給現代投資者和政府重要的啟示。特別在第十五章中詳述「歷史啟示」，並在「結語」中以中國經濟危機為主題，那是2015年寫的，已經認為中國遇到日本在1990年代初相同問題，那是金融泡沫崩盤，讓日本經濟失落至今，而七年後的現在，中國經濟已崩壞，成為全球經濟危機引爆點，世人宜未雨綢繆才是！這本2015年修訂的版本，不只增補了迄2015年的情況，還提供對未來的警示作用，世人、特別是各國決策官員若能汲取「正面教訓」，或可讓金融病毒轉化為良葯呢！#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附註
1. Ben Bernanke-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n_Bernanke
2. 聯合新聞網（2022年10月10日）。柏南克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彭淮南曾對他這麼說https://udn.com/news/story/7240/667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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