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眾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都不願意承認他們犯下的罪惡。德國記者貝亞特掌摑德國總理、前納粹基辛格，掀起了德國在去納粹化之後，從精神上去除黨文化的民族覺醒運動。
1945年5月5日，歐洲盟軍司令部裏，一向溫文爾雅的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暴怒了。他收到82空降師的報告，他們在漢堡附近發現了一個叫做微博林的納粹集中營，主要關押來自荷蘭、法國的猶太人和地下抵抗組織成員，他們中間已經有上千人活活餓死。這讓艾森豪威爾非常憤怒，但真正讓他動氣的是集中營所在的這座德國城市路德維希拉斯特的居民，根本不承認這個集中營的存在，這裏離鎮子才幾公里。你們不知道？你們不相信？好吧，艾森豪威爾將軍授權盟軍司令部下達命令，路德維希拉斯特的市民，必須在美軍的押送下，前往微博林集中營參觀，讓他們見識一下，在他們身邊發生的罪惡。
屍體到處都是，人們彷彿在地獄中穿梭。進入微博林之前，德國公民井然有序，體面安靜地走著，現在他們開始低下他們的頭顱，男人們緊緊合上了大衣領子，身體不自覺地抽動，女人們開始哭泣。
艾森豪威爾還下達了一個更絕的命令：暴行受害者都將被埋在路德維希拉斯特的市中心，基督徒墓地上刻上十字架，猶太人的墳墓上刻上大衛星。這些墓碑將永遠提醒這裏的居民，他們曾經那麼漠然的面對突破人類底線的罪惡。美軍軍中牧師在葬禮上發表悼詞，他說，與德國其它地方的集中營相比，這裏是微不足道的，這裏沒有毒氣室，也沒有火葬場；荷蘭、俄羅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國人，在這裏只是被餓死。但是這些罪行，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和在你們的默許下，在你舒適的家園4英里內犯下的罪行。
二戰結束剛剛兩個月，同盟國在對於德國戰後處理上提出五個原則。因為剛剛打完仗，所以首先要去軍事化；其次就是民主化和地方分權化，這是要打碎納粹的國家主義的根基；第四點是去除重工業化，這是出於對德國軍國主義復活的擔心，但是這一點隨著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很快就沒有繼續下去了，很快就鼓勵德國工業復甦。
我們主要說的是第五點：去納粹化，將納粹的影響力從德國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生活中徹底除掉。
戰後清算納粹成員
戰後德國監管會專門制定法案。104號法案共有67項條款，其中第一到第三條要求德國成年男女都必須填表，申報自己有沒有參加納粹黨、黨衛軍、納粹學生聯盟、希特拉青年團這些黨和附屬組織，是否獲得過黨組織的各類獎勵，擔任過甚麼職務，共有131個問題。直到1949年底，這一大規模清查才基本結束，1.4%的填表人被認為是國家犯罪的主犯或共犯，大約18萬多人被判刑，其中806人被判死刑。輕罪者，不得在國家教育、新聞、軍警擔任任何職位。但是，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爆發，對於納粹的清算就停了下來，因為雙方都試圖用更多的社會精英來掌控各自控制的東西兩個德國。
本來納粹黨文化的影響深入每個德國人的日常語言，他們一張口唱的就是納粹的青年歌，讓他們接受真相不容易。去納粹化一停，德國人也就開始全體沉默了，對於過去犯下的罪惡，大家都有份兒，誰也不提了。那德國人的真正的反省乃至靈魂深處的覺醒是怎麼開始的呢？先看看納粹是怎樣禍害德國人的。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後開始進行納粹意識形態控制。要實現控制，首先他們打掉的是兩樣東西：第一個是傳統基督教信仰，讓人們轉而信仰德意志的救世主希特拉，用經濟上的成功和軍事上的擴張來說明這個救世主的全能。第二個是打掉所有的反對黨和管控媒體。沒有了政治民主，人們只能跟隨唯一的統治者；沒有了報紙，人們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也會產生一種社會恐懼感，拒絕聆聽真相和自己的良心。
納粹最早的成功，利用的是德國人的一種絕望，與中國在清朝末期追求變革，乃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甚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俄國的暴力革命經驗非常相似。
德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有一本暢銷書叫做《沒有生存空間的人民》，希特拉一直高喊的就是要為德意志爭取生存空間。要財富，猶太人有錢，家家有鋼琴，放高利貸，開小商店，所以要迫害猶太人。要資源，所以要侵略波蘭和蘇聯，都可以得到頭腦最容易發熱的民粹主義、國家主義者的支持。
1933年，納粹取得政權後，大規模回收威瑪時代的教材，打成紙漿印自己的新書。選出好多英雄模範並把他們跟德意志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並列，建立學校師生告密體系來實現威權統治。德國的男孩10至14歲必須參加德國少年隊，14至18歲則必須參加希特拉青年團。納粹教育僅僅十二年，就已經培養出千千萬萬完全不能思想，毫無道德判斷力，只會跟黨走的一代年輕人。
1949年，德國導演烏爾夫岡的電影，《殺人者就在我們中間》開始在文化傳播領域思考德國的集體過失；1950年，海德堡蘭伯特•施耐德出版社出版了德文版《安妮日記》，小姑娘細膩真實的紀錄，讓德國人開始思考，我們原來那麼壞。民族的內心開始震盪。
貝亞特的耳光
貝亞特•克拉斯菲爾德1939年生於柏林，父親曾是一名德國納粹士兵。和當年的很多德國年輕人一樣，起初，貝亞特並不了解大屠殺，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她作為交換學生到法國訪問，在一個地鐵站結識了丈夫謝爾日•克拉斯菲爾德，才了解了猶太人慘遭屠殺的事實。謝爾日出生於一個猶太裔羅馬尼亞家庭，他的父親當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慘遭德國納粹殺害，他和媽媽躲過一劫。
克拉斯菲爾德夫婦開始冒著被拘捕的危險，在公開場合反對前納粹份子。上世紀60年代，大批前納粹黨人進入政界和商界，其中包括當選聯邦德國總理的前納粹黨人庫爾特•基辛格。基辛格曾經擔任納粹廣播局的副局長，在去納粹化的清理中，被劃為不活躍納粹黨人，獲得了清白證書，按照法律，還是可以擔任國家公職的。但是戰爭結束二十年了，德國人民特別是社會活動家和知識界，已經開始覺醒，必須要跟罪惡的歷史劃清界線，德國人不可以這樣糊里糊塗為了所謂的體面而與罪惡相伴。
1968年11月7日，在一次黨派會議上，貝亞特突然衝上前去，給了西德總理庫爾特•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怒斥原納粹當選國家領導人的行為是德國的恥辱，這一記德國歷史上最響亮的耳光，引發德國社會激烈討論。一年後，基辛格黯然下台。維利•勃蘭特當選德國總理。1970年12月7日，新當選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遇難者紀念碑前的歷史一跪，開啟了德國從全民沉默，到全民反思的大潮，徹底改變了世界對德國的看法。
朋友，不能因為怕看見自己的影子，而把燈掐滅。點燈的人多了，黑夜就照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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