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先生不幸去世，雖然早幾日朋友已告知病危入院，但得知大去消息，仍不免心頭壅塞為之黯然。
陶傑將李怡譽為香港的伏爾泰，可謂得評。伏爾泰是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李怡先生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李怡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與中共決裂，此後特立獨行，保持一個知識人質疑批判極權統治的堅定立場，始終無怨無悔。在香港人反抗中共的長期鬥爭中，李怡一直站在最前線，保持一個民主鬥士的不屈姿態，這是最難能可貴的，也是他個人優秀品質的寫照。
我與李怡先生有不少交集，今日回想起來，只覺個人生命中一直有李怡的身影在，雖然彼此聯繫並不密切，但在需要時，我們也總是站在一起，一起經歷過一些可資永生紀念的日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膽粗粗給《七十年代》雜誌寫政治評論，誰知第一篇投稿就被採用，而且被處理成當期頭條。那篇文章標題是「毛澤東——理想主義者的悲劇」，現在看來，卑之無甚高論，但在那年代也算是道人所未曾道。此後陸續投稿，直至興趣轉到文學。
因投稿因緣，我參加了「七十年代」五周年酒會，在那裏見到李怡先生，認識一些香港文化界前輩與同行，後來更加入天地圖書擔任兼職編輯。我的職業生涯，從一開始就受李怡先生影響。
「七十年代」與天地圖書分家後，李怡一直是天地公司董事，一直到反送中運動前不久，他才處理了股份，辭去董事職務。嚴格說起來，他也是我多年的上司，雖然彼此在工作上沒有來往，但他的政治信念，相當程度影響了天地管理層，使我們一直不避政治敏感踩鋼線出版一些有價值的書。
李怡一度被黎智英羅致擔任《蘋果日報》的社論主筆，後來又主編論壇版。李怡有一次提起，他在《蘋果》有獨立的辦公室，公司給他一部專用車子，足見黎智英對他的器重。多年後他們之間似乎有一些政見上的分歧，估計是黎智英與民主黨走得太近，而李怡後期對民主黨太失望，因此二人漸行漸遠。
佔中運動期間，我開始向《蘋果》論壇版投稿，當時身在左派外圍，工作上有不便，此外我也不想因自己與李怡認識而得到優待，因此一直以筆名寫時政評論。後來大概李怡從我收稿費的英文名上猜到是我，就打電話來詢問，我當然只好承認。李怡離開《蘋果》，我也停了很久，直至反送中運動，我已退休，來了加拿大，我才恢復用真名投稿。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李怡的思想更趨於前衛，他是少數上了年紀的政論家完全站在香港年輕人的立場，鼓勵年輕人過問政治，追求本土意識的高遠政治理想。他對中共的陰謀謊言最早覺醒，批評傳統民主派的軟弱，他的政治取向一以貫之，不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遷移。
不知為何，李怡的文章早期結集的不多，直到本世紀初開始，他的一些散文集才由天地出版，當時經手的也是我。他寫文化與生活題材，有早年文藝青年的遺風，以思考為樂事，於廣泛閱讀之下攝取中外智慧，結合社會與人生現實，不斷發掘自己的思想，為讀者提供多層次的知識與啟發。
李怡的文集在天地出版幾年後，因為文章政治性越來越強，終於連天地都受不了，老闆只好喊停。一家出版公司，到最後連自己董事的書都出版不了，這實在是太悲哀的事，可是現實便是如此。因為天地拒絕了他的政論集，我便介紹當時經營獨立出版的李波與李怡認識，請李波接手出版李怡的政論。記得當日我們三人連同李波太太（詩人作家舒非女士）在城市花園酒店飲茶，當場敲定，自此李怡的政論集全部由李波經手，直至銅鑼灣事件發生，李波身陷大陸為止，他們一直合作愉快。
李波出事後，李怡出於對舒非的關心，一直從旁開解幫助，舒非接受《蘋果》記者訪問，將李波事件公開，也是因為李怡的勸說。事實證明，當時公開事件，客觀上對李波起了保護作用，否則不明不白囚於大陸，就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了。
李怡與舒非認識三十多年，我們幾個又都喜歡文學，關心文化，對香港一往而情深，因此我們總有談不完的話題。李怡搬到北角長者公寓後，我們還曾到他樓下的小酒樓去飲過茶。一八年我臨離開香港回溫哥華，李波與舒非為我餞行，那天李怡也來了，我們四個人又暢聚了一次，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有一次演藝學院邀請李怡去演講，他邀我去作主持，那天現場反應熱烈，他也揮灑自如。後來有兩三屆香港書展，他都有新書出版，我們也在書展會場舉辦他的演講，來的讀者很多，有的是真正的讀書人，有的是慕名而來的崇拜者。他不作高深論述，只是閒話家常，他的平易近人也是他個人風格的一個側面。
李怡長我半輩，我們之間雖然有交集，但來往並不密切，部份原因是他身為天地董事，不負責日常經營，與同事過於密切，有過問行政之嫌。此外，彼此活動的圈子也不同，因此，我們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也一直都是我敬仰的香港文化界長輩。
國安法凌駕後，很多文化人選擇逃亡，李怡一直堅守在香港。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寫電郵問他有沒有甚麼打算，我私心是希望他早日離開，免得有一日要走也走不了。當時他顯然還在猶豫，隔了幾天才回覆說還在考慮。離開香港對他是徹骨之痛，來了加拿大更是連根拔起，對他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他最終選擇台灣，主要還是因為台灣的文化環境，台灣離香港近，他大概希望只要環境允許，他隨時可以再回香港吧。
李怡生於憂患，長於英殖，數十年活躍於香港文化圈，對香港政治與文化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他與羅孚、金堯如等左派文化人，都是「兩頭真」的左派精英，他們年輕時投身救國之路，嚮往共產主義，中年後徹悟革命之虛妄，拍案而起反戈一擊，更深刻而尖銳地批判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老年更站到反共的第一線，他們都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也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社會上一度有一些不利於李怡的傳言，有人說他是中共的臥底，否則不可能反共而又能回大陸旅遊。我每次聽到這些傳言，總是勸身邊的朋友不可輕信。是不是中共的臥底，這牽涉到一個人的人格，除非有真憑實據，否則不可隨便把這個罪名加到他人身上。中共分化海外民主運動，用的就是這樣的手法，他們派人散布謠言，在民運人士內部製造混亂，造成分裂，最後得益的是中共本身。
一個人是不是中共的臥底，只看他是否造成某種惡果，一個中共臥底不可能永遠對黨沒有貢獻。李怡在香港數十年，有沒有哪一個香港人，因為他而身受中共之害，如果沒有，那便是子虛烏有的謊言，我們不能中了中共的奸計。
李怡先生一生耿直堅忍，慷慨執言，他是最早的覺悟者，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我們今日懷念他，不要忘記他的言傳身教，不要放棄我們的政治理想。日後香港實現了真正民主，我們要到他的墓前，焚香默禱，「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一個人一生行藏，重在自我實現，李怡先生一生以筆為匕首投槍，追求真理，崇尚自由，他經歷過無數磨難，面對中共的專政暴力，以唐吉訶德的愚勇大戰風車。他雖然見不到中共垮台，但他的精神將鼓舞香港年輕一代，為恢復香港的往日榮光而奮鬥下去。
最後，以文天祥的詩送李怡先生上路，祝他在天堂自由自在，下視塵寰，息勞遠遊。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篇幅所限，本文略有刪減。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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