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先生不幸去世,雖然早幾日朋友已告知病危入院,但得知大去消息,仍不免心頭壅塞為之黯然。

陶傑將李怡譽為香港的伏爾泰,可謂得評。伏爾泰是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李怡先生也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李怡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與中共決裂,此後特立獨行,保持一個知識人質疑批判極權統治的堅定立場,始終無怨無悔。在香港人反抗中共的長期鬥爭中,李怡一直站在最前線,保持一個民主鬥士的不屈姿態,這是最難能可貴的,也是他個人優秀品質的寫照。

我與李怡先生有不少交集,今日回想起來,只覺個人生命中一直有李怡的身影在,雖然彼此聯繫並不密切,但在需要時,我們也總是站在一起,一起經歷過一些可資永生紀念的日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膽粗粗給《七十年代》雜誌寫政治評論,誰知第一篇投稿就被採用,而且被處理成當期頭條。那篇文章標題是「毛澤東——理想主義者的悲劇」,現在看來,卑之無甚高論,但在那年代也算是道人所未曾道。此後陸續投稿,直至興趣轉到文學。

因投稿因緣,我參加了「七十年代」五周年酒會,在那裏見到李怡先生,認識一些香港文化界前輩與同行,後來更加入天地圖書擔任兼職編輯。我的職業生涯,從一開始就受李怡先生影響。

「七十年代」與天地圖書分家後,李怡一直是天地公司董事,一直到反送中運動前不久,他才處理了股份,辭去董事職務。嚴格說起來,他也是我多年的上司,雖然彼此在工作上沒有來往,但他的政治信念,相當程度影響了天地管理層,使我們一直不避政治敏感踩鋼線出版一些有價值的書。

李怡一度被黎智英羅致擔任《蘋果日報》的社論主筆,後來又主編論壇版。李怡有一次提起,他在《蘋果》有獨立的辦公室,公司給他一部專用車子,足見黎智英對他的器重。多年後他們之間似乎有一些政見上的分歧,估計是黎智英與民主黨走得太近,而李怡後期對民主黨太失望,因此二人漸行漸遠。

佔中運動期間,我開始向《蘋果》論壇版投稿,當時身在左派外圍,工作上有不便,此外我也不想因自己與李怡認識而得到優待,因此一直以筆名寫時政評論。後來大概李怡從我收稿費的英文名上猜到是我,就打電話來詢問,我當然只好承認。李怡離開《蘋果》,我也停了很久,直至反送中運動,我已退休,來了加拿大,我才恢復用真名投稿。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李怡的思想更趨於前衛,他是少數上了年紀的政論家完全站在香港年輕人的立場,鼓勵年輕人過問政治,追求本土意識的高遠政治理想。他對中共的陰謀謊言最早覺醒,批評傳統民主派的軟弱,他的政治取向一以貫之,不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遷移。

不知為何,李怡的文章早期結集的不多,直到本世紀初開始,他的一些散文集才由天地出版,當時經手的也是我。他寫文化與生活題材,有早年文藝青年的遺風,以思考為樂事,於廣泛閱讀之下攝取中外智慧,結合社會與人生現實,不斷發掘自己的思想,為讀者提供多層次的知識與啟發。

李怡的文集在天地出版幾年後,因為文章政治性越來越強,終於連天地都受不了,老闆只好喊停。一家出版公司,到最後連自己董事的書都出版不了,這實在是太悲哀的事,可是現實便是如此。因為天地拒絕了他的政論集,我便介紹當時經營獨立出版的李波與李怡認識,請李波接手出版李怡的政論。記得當日我們三人連同李波太太(詩人作家舒非女士)在城市花園酒店飲茶,當場敲定,自此李怡的政論集全部由李波經手,直至銅鑼灣事件發生,李波身陷大陸為止,他們一直合作愉快。

李波出事後,李怡出於對舒非的關心,一直從旁開解幫助,舒非接受《蘋果》記者訪問,將李波事件公開,也是因為李怡的勸說。事實證明,當時公開事件,客觀上對李波起了保護作用,否則不明不白囚於大陸,就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了。

李怡與舒非認識三十多年,我們幾個又都喜歡文學,關心文化,對香港一往而情深,因此我們總有談不完的話題。李怡搬到北角長者公寓後,我們還曾到他樓下的小酒樓去飲過茶。一八年我臨離開香港回溫哥華,李波與舒非為我餞行,那天李怡也來了,我們四個人又暢聚了一次,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有一次演藝學院邀請李怡去演講,他邀我去作主持,那天現場反應熱烈,他也揮灑自如。後來有兩三屆香港書展,他都有新書出版,我們也在書展會場舉辦他的演講,來的讀者很多,有的是真正的讀書人,有的是慕名而來的崇拜者。他不作高深論述,只是閒話家常,他的平易近人也是他個人風格的一個側面。

李怡長我半輩,我們之間雖然有交集,但來往並不密切,部份原因是他身為天地董事,不負責日常經營,與同事過於密切,有過問行政之嫌。此外,彼此活動的圈子也不同,因此,我們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也一直都是我敬仰的香港文化界長輩。

國安法凌駕後,很多文化人選擇逃亡,李怡一直堅守在香港。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寫電郵問他有沒有甚麼打算,我私心是希望他早日離開,免得有一日要走也走不了。當時他顯然還在猶豫,隔了幾天才回覆說還在考慮。離開香港對他是徹骨之痛,來了加拿大更是連根拔起,對他是不可忍受的苦刑,他最終選擇台灣,主要還是因為台灣的文化環境,台灣離香港近,他大概希望只要環境允許,他隨時可以再回香港吧。

李怡生於憂患,長於英殖,數十年活躍於香港文化圈,對香港政治與文化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他與羅孚、金堯如等左派文化人,都是「兩頭真」的左派精英,他們年輕時投身救國之路,嚮往共產主義,中年後徹悟革命之虛妄,拍案而起反戈一擊,更深刻而尖銳地批判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老年更站到反共的第一線,他們都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也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社會上一度有一些不利於李怡的傳言,有人說他是中共的臥底,否則不可能反共而又能回大陸旅遊。我每次聽到這些傳言,總是勸身邊的朋友不可輕信。是不是中共的臥底,這牽涉到一個人的人格,除非有真憑實據,否則不可隨便把這個罪名加到他人身上。中共分化海外民主運動,用的就是這樣的手法,他們派人散布謠言,在民運人士內部製造混亂,造成分裂,最後得益的是中共本身。

一個人是不是中共的臥底,只看他是否造成某種惡果,一個中共臥底不可能永遠對黨沒有貢獻。李怡在香港數十年,有沒有哪一個香港人,因為他而身受中共之害,如果沒有,那便是子虛烏有的謊言,我們不能中了中共的奸計。

李怡先生一生耿直堅忍,慷慨執言,他是最早的覺悟者,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我們今日懷念他,不要忘記他的言傳身教,不要放棄我們的政治理想。日後香港實現了真正民主,我們要到他的墓前,焚香默禱,「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一個人一生行藏,重在自我實現,李怡先生一生以筆為匕首投槍,追求真理,崇尚自由,他經歷過無數磨難,面對中共的專政暴力,以唐吉訶德的愚勇大戰風車。他雖然見不到中共垮台,但他的精神將鼓舞香港年輕一代,為恢復香港的往日榮光而奮鬥下去。

最後,以文天祥的詩送李怡先生上路,祝他在天堂自由自在,下視塵寰,息勞遠遊。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篇幅所限,本文略有刪減。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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