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家讀我們四川作家東夫所著《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因為講的是家鄉事，讀起來特別有投入感，而且川西大饑荒，更是我少年時代親歷過的難忘痛史，因而感受更深。

四川有「天府之國」之稱，實際「天府之國」只是指四川盆地西部中間最富饒的成都平原。成都平原是個新的地理名稱，我們四川人傳統一直叫「川西壩子」或簡稱「川西壩」。壩子就是平原的意思，顧名思義，川西壩就是四川西部的壩子。但今天看地圖，川西壩不是在四川的西部，而是在正中心。為甚麼？因為傳統上四川的地理邊界最西到灌縣（今都江堰市）和雅安地區而止，再往西和西北而去，就是現今的川西兩個藏族自治州阿壩和甘孜，本不屬於四川。而今天被劃出去的重慶地區則屬於川東，崇山峻嶺，罕見平地，是非常貧瘠的山區。

阿壩和甘孜劃到四川後，位於川西的這個壩子就成了現今四川的中心，就無法再使用川西壩或川西平原這個地理名稱，只能改稱「成都平原」。川西壩是岷江等八條江河沖積形成，方圓一萬八千八百平方公里，一馬平川。我在成都出生長大，幼時從來沒有見過山是甚麼樣子，連稍微有點高度的坡坡都沒見過，因此對山還有種神秘感。

中國以農立國，幾千來，卻一直水旱災害不斷，大饑荒、人吃人、賣兒賣女、農民造反的記載是史不絕書，但川西壩是一個例外。這個相當於十六個香港大的川西平原，沃野千里，阡陌縱橫，良田萬畝，因有兩千多年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防洪保護和引水灌溉，旱澇保收，從無水旱災害之憂，有「水旱從人，不知飢饉」之說。在我所知的川西以前的歷史中，也從沒聽說過有餓死人或農民沒飯吃起來造反的記載。川西壩因農產富饒冠絕天下，才獲得天府之國的美譽。

但就是這個天府之國，卻在毛澤東統治下的新中國遭到空前絕後的人為大災難。東夫此書就是對這場慘烈人禍的前因後果的詳細調查報告，並著重指出在川西這場曠古未有之人禍中毛個人，以及毛的得力幹將李井泉親自起到的作用。

書名《麥苗青菜花黃》是來自一首歌誦毛澤東1958年3月16日視察川西壩的郫縣紅光合作社的歌曲：

「麥苗兒青來，菜花兒黃，毛主席來到咱們農莊，千家萬戶齊歡笑，好像春雷響四方。」

這首歌當時傳遍中國大陸，那個時代的人很多都會唱。

毛澤東來四川只此一次，1958年3月在成都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成都會議。毛在這個著名的成都會議上提出要10年超英，20年趕美的狂妄目標，將已開始瘋狂的大躍進再一步推向更瘋狂的高潮，最後導致至少三千萬人（最高估計四千五百萬）餓死的慘絕人寰災難。

東夫本名王東渝，出生在川西壩的溫江縣。溫江和郫縣又是天府之國最富饒的農村，四川民間歌謠即有「金溫江銀郫縣」之說。東夫父親是中共地下黨人，本人是紅二代，他當過知青，但一年後即入伍當兵任新聞幹事，做過成都軍區戰旗報記者。文革後考入四川大學，後半生寫作為業。東夫的出生、經歷、職業和家庭背景使他有能力和機遇全面深入調查毛澤東大躍進如何將富饒的天府之國慘變人間地獄的魔幻過程。專門研究毛澤東大躍進和大饑荒的中國學者余習廣指東夫這本書是「第一部記述四川大躍進和大饑荒歷史的著作。作者歷時數年，收集包括數百萬字歷史檔案的大量史料，採訪數以百計親歷過那段歷史的各級幹部和群眾，是事實說話，真實地再現了這段歷史。」

東夫指出，四川是毛澤東大饑荒最嚴重的災區之一，死了一千萬人，佔了全國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是全國死人最多的一個省。他說，四川死於大饑荒的人數甚至遠遠超過中國八年抗戰國民政府統治區域軍民死亡的總數527萬人。

據我所知，一千萬之說來自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而且還是打了折扣的數字。廖在他文革後的回憶錄中披露，他1962年曾冒險向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中央辦公廳主任匯報四川死人問題，他對楊尚昆說死了一千二百五十萬，但正式向中央報告只敢說一千萬。

而論死人比例，四川之冠也是全國之冠為雅安地區一個人口稀少的農業縣滎經縣，全縣9萬人竟然死了5萬人，100%的群體滅絕罪行。有關滎經縣大饑荒慘案，我在2013年8月號的《開放雜誌》有詳細的報道。

東夫指出，四川在全國死人最多，最匪夷所思的其中一個原因竟然是，四川是全國產糧大省。因為產糧多，就成了被人宰殺的羔羊。自中共建政以來，一直向四川施以糧食高徵購政策，在大躍進之前四川農民的平均口糧標準一直低於全國。

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後，四川糧食徵購年年加碼，成為外調糧食最多的省。四川糧食年年豐收，但四川人民卻年年餓肚皮。東夫說，1953年川西地區已開始出現農民缺糧導致的腳腫病，其後饑荒時有發生。大饑荒爆發，四川餓殍遍野後的1960年，在北京中央的督促下，四川還繼續被迫向外大量調配糧食，因為中共當政者殘酷的邏輯是「人死在山溝裏，總比死在王府井大街強。」

讀到這裏，想起我下鄉當知青就常聽農民說，「解放後，吃不飽肚皮。」還說，「解放前」給地主當長年，不但白米飯吃到飽，農忙時候東家還要給吃回鍋肉，讓長年打牙祭，不然長年不下地。可見四川人民的災難是從中共上台那一天開始，所謂人民「得解放」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謊言。

其次，東夫指出與毛澤東大躍進得力幹將，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個人脫不了干係。他說，當時四川省的幹部如果敢於為民請命，一定受到打壓。而當時主政四川的省長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其極端荒唐的政策比其它省的地方大員都要左很多，對四川人「殺雞取卵的高徵購」比全國過之而無不及，因而獲得毛澤東歡心而成為全國唯一進入政治局的省委書記。1959年初全國大饑荒已爆發，李井泉仍然堅持極左的作法，並在廬山會議上大批彭德懷，回四川後展開反右傾運動，東夫說，在一些省的領導開始收斂大躍進政策的時候，李井泉還在加碼推行，廬山會議後秋天，李向全川強行徵購的糧食竟然佔到實際產量的48.9%，而基層幹部徵糧手段則是駭人聽聞的殘暴。甚至毛視察過的紅光社也不能倖免，紅光社凡是未完成徵糧的幹部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然後殘酷批鬥，脫衣服站板凳、跪竹片毒打，「打得頭破血流，慘叫不止」。東夫書中有大量篇幅記述中共政權在農村基層的暴行。

結果成都會議開過後的該年糧食秋收後，四川許多農村即開始斷糧，但暴力糧食徵購並未停止，1959饑荒開始蔓延，人吃人，全家死絕，甚至全村死絕的人間地獄開始出現。但李井泉還繼續左下去，遲遲不收手，以致四川大饑荒持續時間全國最長，其它省饑荒已逐漸平息的1962年，四川還在餓死人。

東夫這本書主要是集中披露四川最富裕的川西地區，即天府之國的大饑餓真相，包括自古「水旱從人，不知飢饉」的金溫江銀郫縣。東夫指出，溫江郫縣也和全四川一樣「遍地是饑餓和死亡」，甚至出現人吃人、自食其子的的慘案。東夫在書中講述了很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比如瀘州一個外地讀書的學生回家，半夜聞到肉香，見父母正在狼吞虎嚥，原來把死了的弟弟吃掉，這個學生大受刺激回到學校即瘋了。青神縣天池鄉一個女子吃了死去的孩子後，被幹部發現逼她挑著孩子的頭顱遊街示眾⋯⋯

四川大饑荒始於成都會議和毛澤東視察，遍佈全省，被偉大領袖加持後的紅光社也未能免於饑荒。東夫形容當時紅光社「紅透半邊天」，成為農村大躍進樣板，如吃了亢奮劑一樣，集體瘋狂瞎折騰，搞畝產萬斤試驗田，甚至吹牛畝產4萬斤，最後放衛星到10萬斤，然後在秋天合併5個鄉，成立川西第一大人民公社「紅光人民公社」，要馬上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於是，繼續大放糧食畝產衛星，並遍地建土高爐，砍光樹木大煉鋼鐵，大辦工業，大辦公共食堂，搞「讓土地大翻身」的深耕運動，所有當年大躍進種種瘋狂事，紅光社都不計後果加倍推行。

結果一場瘋狂一場空，最終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建成，反淪落為餓殍之鄉。

東夫書中說，毛視察後還未到兩年，到1960年，紅光人民公社三分之一土地已經荒蕪，莊稼地野草叢生，無數人成為餓殍。58年建公社時，全公社人口11,394，到1960年底已餓死2,408人，等於約四分之一人口在大饑荒中餓死。另有219人不知去向（我想可能逃荒它鄉，也可能死在異地）。其中一個公共食堂，共五十多戶，就死了80多人。

1997年東夫數次去當年的紅光公社採訪當地農民，農民不太願意提當年毛視察的事，都稱「說煩了」，還抱怨「一點光都沒有沾到」，但「說起大饑荒則滔滔不絕」。

在那個瘋狂的時代，中共體制內不是沒有清醒，有良知的人，比如廖伯康等，但這些頭腦清醒有良知的中共幹部全部遭到打壓和迫害，遭遇都很悲慘。對此東夫書中有大量記述。

四川大饑荒，是當年經歷過這場災難的四川人最慘痛的回憶，說起李井泉就咬牙切齒，但今天也只敢罵這隻狗腿子，對於這場大災難的罪魁禍首不但不追究還要歌功頌德。

溫江、郫縣現在都劃歸成都市，成為成都郊區。我的家人退休後也從市區移居到溫江和郫縣。幾年前回鄉探親，搭乘成都地鐵前往郫縣，看見其中一站叫紅光鎮，一問就是毛當年視察過的紅光社所在地。令我很意外的是，我隨後從家人處獲知，為紀念毛澤東1958年視察，在紅光鎮建了毛澤東廣場，塑了毛澤東的像，每年3月16日毛視察周年還要舉行慶典。

你殺了我的人，我還要立碑來歌頌你，中國的現實真是很魔幻。◇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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