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和書的文化往往反映社會特徵。中國人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種功利讀書文化,造成了當代中國教育家馮恩洪所說中國不重視「培養學生發現有價值問題的能力」。西方關於書的金句,我喜歡《失樂園》作者、17世紀英國詩人莊美頓(John Milton)的「一本好書是一個大師的精神所提煉的寶血,經過防腐處理,有目的地珍藏起來,一代一代承傳下去。」這反映出書應該啟迪精神而不是追逐名利的工具。

正因為書有精神力量,書的歷史便與暴力形影不離。書本作為知識的載體和知識份子的表達工具,從來不能超然於社會和政治的羅網。「焚書坑儒」四字,讀中史依始便會提及,說明對書本使用暴力由來已久。英國籍印度裔作家魯西迪於1988年出版的小說《撒旦詩篇》被認為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次年伊朗精神領袖高美尼下令刺殺作者,命令至今仍然有效。

香港現在出現大量禁書,民主派人士撰寫的書籍被圖書館下架,換言之普世價值在香港被政權視為煽暴。當然,這只是一個笑話。文革期間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語錄》,據估計最高印量為50億冊;它是文革一代人「文攻武衛」的精神泉源,每次批鬥敵人,都必須引用語錄,所以若世界上真有「煽暴罪」,此書便是中國史上煽暴書之最。

被專制政權所禁的書,不少都頗具睿智。作為香港人,我想到一本二次大戰期間在德國佔領區的禁書、美國作家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er)所著《月亮下來了》(The Moon is Down),這是一本反法西斯小說,雖然書中沒有言明,但一般相信該書所形容的是被德軍佔領的挪威。該書對被佔領的法國、荷蘭、丹麥、挪威有具大影響力,激發人民持續反抗。作者被視為英雄,戰後獲挪威國王授勳。

此書描述一個挪威小城被德軍佔領後德軍要求本地政府屈從合作、人民繼而反抗的故事,故事沒有太多高潮起伏,但書中人物的對白和文字卻很具啟發。

侵略軍要求市長奧頓為鎮內人民著想,不要作出反抗,市長自豪地說:「我的人民不喜歡別人替他們思考。可能他們與你國的人有所不同。」他解釋他不能為所欲為:「權力由鎮內人民共享,我不知道怎何和如何會這樣,但事實就是如此。」

他又說:「戰敗是暫時的,一次戰敗不會持續很久。我們被打敗過,但現在我們已在進攻。失敗根本不是甚麼問題。」

書中德軍比喻反攻的市民是蒼蠅,德軍是對付蒼蠅的蒼蠅紙。最終德軍不得不承認,由於德軍泥足深陷,蒼蠅征服了蒼蠅紙。

書的結尾部份最發人深省。侵略軍大舉殺戮,市長最後亦不能倖免。他被拉去處決前,告訴身邊好友他仍欠某友一隻雞,請好友代還。好友說:「債總是要還的。」市長將手放在身邊德軍士兵的手臂上,說:「我仍記得這債,我沒有忘記。」好友作結,說:「是的,你仍記得。債總是要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