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上任不足2周,即公布透過「安心出行」實名制,仿傚大陸強推「健康碼」,並稱推行時間「越快越好」。唯計劃在隨後一周內,經特首、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發出的不同言論後,至上周六,盧改變其當初在傳媒和防疫記者會上的講法,變成「安心出行」實名制並非優先考慮。

政策急速轉向,有時事評論員及傳媒人認為,港府醞釀政策的過程,可能已經崩潰。有學者則認為,事件顯示新政府的架構是「為改而改」,如果政治制度不變,只改行政架構,始終不能夠解決香港的制度缺陷。

時事評論員劉細良在其網上節目分析認為,盧寵茂的「彈出彈入」,體現現時政府決策「鬥左鬥擦(鞋)」,只顧討好中央,「下面公務員行開」,連李家超「我和我們」的問責團隊之間亦似乎沒有協調。劉批評一個新政府重大抗疫政策的推出,可以隨便到如此地步,「一個盧寵茂就可以舞起整個政府」。

他認為,「安心出行」變成「健康碼」一事是政府搞出來的「大龍鳳」,不單擾民、擾亂國際投資者,政府前後不一的說法「烏裏單刀(一塌糊塗),不知誰講了就算」,狠批現時的情況是「一個無制衡、獨裁的政府、一班只懂政治表態的垃圾官員」。他惋惜記者在記者會上不敢提問,記者會已淪為宣傳;同時亦質疑:「傳媒有無發揮(其)角色?專業團體,例如IT界,有無發揮(其)角色?」

「越快越好」到「不是優先考慮」

「安心出行」實名制、強推「健康碼」一事浮上水面,源於7月10日盧寵茂在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楚》上宣稱,已與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檢討(修改)「安心出行」程式,希望能在市民強制檢測前,通知其不要往高風險地方,或使有風險人士不可進入高風險場所;其中一個考慮方向,是參考大陸的「紅黃綠碼」,即「健康碼」的做法,「動態管理」。

7月11日,盧寵茂在香港電台節目《千禧年代》透露,當局沒有實施「健康碼」的時間表,但「越快越好」。同日他更出席疫情記者會宣布,安心出行將引入「紅黃碼」制度,核酸檢測陽性人士的安心出行會變成「紅碼」,他們無法進入指定的高風險處所,包括醫院、院舍等。

翌日(12日)特首李家超出席行會前見記者稱,「紅黃碼」只針對確診人士及入境酒店檢疫人士,範圍窄,又強調不會用作抗疫以外的用途。

到14日,關於「安心出行」實名制,政府的講法又有不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即在傳媒專訪中表示,「安心出行」並不設實名制,但當局將在明年2月實施電話卡全面實名制,由於「安心出行」綑綁電話卡,到時「自然而然」,「安心出行」就會有實名功能。實際上,現時「安心出行」綑綁疫苗接種記錄,已經是變相實名制。

16日,盧寵茂出席電台節目後見傳媒時則又表示,當局的目標是精準防控,識別高風險人士,而非改變「安心出行」程式。

他反口說:「實名制只是一個手段,現階段去看根本不需要考慮,不是我們優先考慮的事。我們的目標很清晰,結果就是要精準的風險分析,然後防疫,就是限制這部份感染和境外人士去某部份高風險場所;我們全港市民完全不受影響,現在的安心出行可以不用作任何改動。」

政府歷來就「安心出行」實名制的講法可謂反口覆舌。上屆政府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今年2月曾經強調「安心出行」不會實名制,由於「疫苗通行證」已經做到實名追蹤;短短半年後,即由盧寵茂反口。

盧曾被記者問及,是否推翻上屆政府稱「安心出行」毋須實名制,盧寵茂當時回應「變幻是永恆」,疫情不停改變,政策亦因應不同情況而改變,不認為改動政策代表與上屆政府有任何衝突。

盧寵茂一手炮製「健康碼」

上屆林鄭月娥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於2020年1月成立特首領導的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及專家顧問團。新政府7月1日上場後,李家超到13日方宣布「擴大抗疫專家顧問團團隊」,上屆政府3名原有專家顧問外,再委任3人加入。

《香港01》在前一日的7月12日刊出消息,稱專家顧問團在新政府上任後未正式「埋班」,故之前基本上是盧寵茂決定其上任起的政府防疫政策。報道引述政界人士透露,李家超做事相當放手,「只抓大方向」,政府「近日調整多項防疫政策」,基本上是盧寵茂「一夫當關」。

查政府簡介,盧寵茂是「國際知名的肝膽胰外科和肝臟移植專家」,曾「帶領香港登上世界肝臟移植的領導地位」。簡介未有記載其有傳染病、公共衛生方面經驗。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劍華認為,是次盧寵茂事件,「恐怕已經顯示出李家超這個團隊根本無紀律可言」。被問到本屆政府已經重組為六司十五局,事件是否顯得重組本身毫無意義?鍾回應,歷任每一個特首都曾經改組過政府架構,「有些是合理的,有些也似乎只是為改而改,李家超這一次也是一樣。」他認為,如果政治制度不改變,只改政府的行政架構,始終不能夠解決香港的制度缺陷及政治紛爭。

港府醞釀政策過程或已崩潰

傳媒人林彥邦在Instagram「renews_hk」提出質疑,這次「安心出行」實名制的「彈出彈入」,最合理解釋是盧寵茂「新官上任三把火」,希望爭表現邀功,結果「吹大咗」。

他解釋,「安心出行」實名制牽涉建立800萬人的資料庫,程序手續繁多但成效不顯著。正常情況下,勢必面臨政府內部的政務官等大量的質疑和技術考慮,結果會是類似上屆政府發現難以執行而放棄。事件現實,反映政府內部的政策醞釀過程,可能已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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