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看到癌症發病率的上升，我們看到了先天免疫反應的改變。」
瑞恩‧科爾博士表示，驚人的癌症趨勢表明COVID-19疫苗改變了自然免疫反應。
病理學家、科爾醫療診斷公司（Cole Diagnostics ）創辦人瑞恩‧科爾（Ryan Cole）博士，在顯微鏡下，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趨勢，一種兒童疾病在成年人身上出現，還有癌症的發病率在罕見地上升。其他醫生也呼應了他的觀察結果，他說，但目前尚未對此進行嚴格的研究。
科爾博士：「如果你不去觀察，那麼你是無法發現的。」他還談到了，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感染COVID-19。
科爾博士：是的，我們有肥胖危機，但我們也有維他命D危機，隨著人們體內的維他命D水平下降，抵禦病毒的整體能力也隨之下降，不僅是對COVID，而是對任何病毒季節的任何病毒。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ikielek）。
癌症發病率上升
科爾博士：該基因的失調也會導致癌症的發生，我們知道刺突蛋白的一部份會和它結合，人們在乳腺癌中聽到的BRCA基因也是一樣的，它和P53結合在一起。因此，從實驗室書獃子、怪胎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這些（生物體內的）機制（出了問題）。
在實驗室裏，我看到了本不該看到的癌症發病率的上升，發生在不應該看到的年齡組。
然後，我和世界各地的同行們談過，他們開始驗證。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當一個科學家……但他們只是基本上把你邊緣化，說：「哦，這不在談的範圍內，不要管那個。」
我的觀點是，如果我們看到新東西——他們說這種病毒是新的，儘管它80%不是新的，因為它與SARS-CoV-1極相似——當有一些東西是新的，比如，接種基因疫苗來刺激免疫反應，這是創新的、全新的事物。
那麼，我們應該採取法國法律體系的這種做法，在被證明無罪之前，（這些新的東西）都是有罪的。所以，對每一個不良反應，注射後的每一個不正常的模式，都應該觸發警告信號：「我們需要對死者進行驗屍，他們接種疫苗的時間與死亡時間很接近。」或「天哪，這個原本健康的病人，現在變得不那麼健康了。」
我們需要調查，這是否與我們正在向廣大世界人口推廣的新實驗模式有關，這是合乎邏輯的事情，這將是觀察和科學研究的事情。
凝血因子升高並持續很長時間
與此同時，有一些聯邦官員，他們的名字不能透露，或者我們可以說出他們的名字，這並不重要。但歸根結柢，他們說的是，「不要做驗屍，我們不打算看這個，我們不會為此提供資助。」從道德倫理的角度來看，這沒有任何意義。如果我們要在人群中推出一些全新的東西，然後告訴人們，它們是安全有效的，沒有問題。你不能如此宣稱。
事實上，我認為這違反了美國廣告中的《虛假索賠法》（False Claims Act），告訴人們他們要參加一個實驗，這是安全有效的，但你並沒有研究它們是否安全有效。
我們這些人已經拉響了警報，我們意識到在很多人身上，疫苗並不安全有效。除了實驗室所看到的模式再加上癌症外，我們還看到在接種疫苗後，凝血因子升高並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應該對COVID康復患者和接種疫苗的患者進行比較，並對這些不同的疾病模式進行比較。因為在打了疫苗的病人體內，只獲得了整個病毒中大約12%的蛋白質。自然感染（病毒）讓人的整個免疫系統相互交流。但有了疫苗，情況就不一樣了，而且這些疫苗從來沒有修改過（所依據的）原始（病毒的）基因序列。現在我們要應對Omicron了，現有疫苗甚至不能防治Omicron。
所以，看看這些凝血模式、死亡模式、驗屍模式、癌症模式、病毒模式。我想說的是，病理學家通常是第一個發現某一地區人口健康有問題或不正常的人，比如愛滋病毒被發現的時候。我認識一個同行，他在紐約觀察到了一些與愛滋病相關的皮膚癌，他想，「哼，這是一個特定的人群。」
然後醫生們聚在一起進行真正的對話。在過去的兩年裏，我們錯過了社會上的對話：「你們看到這種模式了嗎？看到了嗎？」相反，他們把你邊緣化，或者說：「哦，這太瘋狂了，當然這不會發生。」而不是說，「嘿，讓我們坐在桌前，一起對話，把數據放在一起，弄清楚這是不是一個信號？」如果不是，那很好；但如果是，我們欠人類一個交代，沒有以我們受過的訓練來找出原因。
未接種與接種疫苗的人對比 但政府未給報告
楊傑凱：我想我無意中提出了一些本應繼續進行的研究，你談到了驗屍，你何不給我講解一下，根據你所說的，根據你看到的信號，是吧，談談你認為目前應該優先做哪些研究？
科爾博士：第一，所有的聯邦數據庫，某種癌症是通過保險帳單代碼（billing code）輸入系統的，因此，保險公司和政府很容易對每一種類型的癌症進行年齡統分組計分析，因為必須編碼。當我們發布報告時，甚麼類型的癌症，會產生甚麼代碼，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年齡分層，非常容易地觀察疫苗接種推出後（癌症）的上升情況。
可以對未接種疫苗的人，那些選擇不接種疫苗的人做一個非常容易的比較。從2018年到2019年，我們有數據集，這些應該是公開的記錄。現在很容易對數百萬患者進行統計學意義上的分析，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我們應該在推出疫苗的當天就做。
每個政府機構都應該追蹤並報告。很耐人尋味的是，回過頭來想一想，自從第一針疫苗推出以來，有多少數據安全簡報，多少療效簡報，有多少「這是成功的，這不是」的報告？
去年，我們從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CDC（疾控中心）或NIH（美國國家衛生院）聽到甚麼了嗎？沒有任何公共安全方面的消息，這些應該是月報，但我們沒有得到一個報告，儘管他們有承諾，但他們沒有做。所以這應是一項研究，只是對癌症上升的統計分析。
楊傑凱：為了讓觀眾明白（我問一下），你會使用2018年、2019年的數據作為對照數據嗎？
科爾博士：作為一個對照組，沒錯。
楊傑凱：我明白了。然後把未接種疫苗的人作為另一組，然後再與接種疫苗的人對照。
科爾博士：是的。從推出疫苗到現在的情況，這將是一個很好的比較。
mRNA疫苗是對人類做的一項重大實驗
楊傑凱：而且還有疫苗的不同，這是另一個正在起作用的事情。
科爾博士：確實如此。（輝瑞和莫多納）這兩種都是基於mRNA的疫苗。說到底，它們都在製造刺突蛋白。而在體內看到的毒性作用的重要方面是，從技術上講，刺突蛋白是具有毒性能力的。
當我們設計這些疫苗時，一些在疫苗學領域非常有名的人在國會說過，我們需要非常、非常小心地使用整個刺突蛋白，因為我們知道SARS-CoV-1疫苗失敗的歷史，以及MERS疫苗失敗的嘗試，因為毒性效應，這些疫苗從未在動物試驗中獲得成功。
一旦新的野生病毒出現，不良的免疫反應就會隨之而來。我們早就知道，使用完整的刺突序列（做疫苗）不是一個好主意。有很多關於只用受體結合域和／或用另一種蛋白質的討論，但不用刺突蛋白。
但最終，他說：「我們就做刺突吧。」索爾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做了一些研究，他們把刺突蛋白附著在一個微小的惰性粒子上。那麼，他們在哺乳動物模型中只注射了刺突蛋白。但而我們在一些感染患者身上看到了肺部、大腦、心臟、腎臟、肝臟中的所有相同疾病，我們看到的正是刺突蛋白本身引起的。
我們意識到刺突蛋白可以引起所有與整個病毒相同的變化，與此同時，我們選擇將刺突蛋白作為蛋白質——以mRNA來使我們的身體產生刺突蛋白，這是我們以前從未做過的。而脂質納米微粒，就像大蒜一樣，它可以去到任何地方，這些脂質納米微粒可以擴散到任何器官，並穿過血腦屏障。
脂質納米微粒也有很多化學物質，我們以前也從未在人類身上試驗過。也就是說，我們把所有這些放在人體內，希望得到一個良好的反應，但沒有長期研究，都不知道長期的數據會是甚麼的。可見，這（mRNA疫苗）是我們對人類所做的一項重大實驗。
因可能有毒性 做第一件事是癌症分析
但我們有早期的毒性信號，我們有早期的機會說：「也許這不是一個好主意。」特別是，如果我們依據在早期治療中已經看到的大量數據。再看看，說我們沒有辦法從這種疾病中拯救人們的不幸的敘述。（而）封鎖、戴口罩、接種疫苗，這成了人們唯一的選擇，真是無稽之談，因為從公共健康的角度來看，顯然我們已經討論過（提高）維他命D（以促進免疫）了。
討論過通過減肥，通過改變美國和世界其它地方的糟糕的西方飲食，通過進行運動，通過改善睡眠，通過促進公共健康（以促進免疫力）。但與此同時，我們所聽到的卻都是，我們對（COVID）無能為力。但是從實驗室的角度來看，我觀察了健康的人，觀察了不健康的人，我觀察了這些反應，這些研究本來可以做，也應該做。
那麼，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癌症分析。第二件事情，已經開始由外部向內進行觀察的人來做了，但本應該由聯邦機構來做。美國的數據很差，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數據都比我們好得多，而我們看到，與未接種疫苗的人群相比，接種疫苗的人群中，所有各種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都有所上升。
哥倫比亞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潘塔薩托斯（Pantazatos）博士與英國的尼爾‧芬頓（Neil Fenton）博士，正在研究這些數據組，即接種疫苗的與未接種疫苗的人的。接種疫苗的人死於甚麼？總的來說，他們的死亡率比另一組要高。這再次告訴我們，（接種後）我們的免疫系統存在機理性問題，或者說，由這種毒素造成的長期或短期問題。
刺突可或導致炎症 與染上COVID一樣的反應
而這裏有一個有趣的方面。就是刺突蛋白，我一直稱它為毒素，我知道我會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評。哈佛大學的緒方（Ogata）博士做了一項研究。我們被告知，在手臂上打一針疫苗，你的細胞就會用（輝瑞和莫德納的）mRNA（疫苗），或強生公司的含有DNA（的腺病毒）疫苗轉化成信使RNA（mRNA），產然後生刺突蛋白，它留在你的手臂上，你就沒事了。
哈佛大學緒方博士的研究表明，實際上，它在你的體內循環的時間為兩到四周。我們從索爾克研究所的研究中知道，這種刺突可能會導致炎症和與染上COVID一樣的反應。我們現在知道，在兩到四周的時間裏，你有一些東西會觸發免疫級聯反應和問題循環。
他們會說：「天哪，從歷史上看，打針致死只發生在注射後頭幾天。」如果毒素能在體內循環兩到四個星期，就不會死人了。當我們聽到這些名人在接種兩周後死亡時會說，「哦不，這些人的死與此事無關，不是打疫苗的原因。」從機制上講，這種蛋白質是在循環的，因此可能是疫苗致死，我們應該對這些人進行驗屍，尋找循環中刺突蛋白的存在。
隨後，在《免疫學雜誌》發表的一項關於外泌體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刺突蛋白的循環長達四個月。然後是布魯士‧帕特森（Bruce K. Patterson）博士的工作，他一直在追蹤體內攜帶刺突蛋白的細胞類型，以及在感染COVID後的患者體內持續了多長時間，在長達15個月的時間裏，他們體內還有刺突蛋白。
我並不是說所有這些都是疫苗的問題，我不想這麼說，但很多人都有源自COVID本身的長期症狀。
所以我們需要研究，哪些具有某些特定的基因亞型的人，他們容易出現長期疾病或疫苗傷害。這些都是我們在實驗室裏從分子層次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們可以說你的基因類型是這樣的，你患COVID的風險較高；或者你的基因類型是這樣的，你打疫苗的風險較高。
這是很容易做的研究，但是當你去找聯邦機構說，「這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的東西。」而他們說：「不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默許了大型製藥公司及其資金，並因為他們之間相互交織的依賴關係，這些被俘獲的聯邦機構，現在真正代表的是製藥公司，而不是公民。
這些機構應該研究副作用，而他們卻在流入的收入中有自已的利益，因為他們擁有製造疫苗的專利權，並且強制公民接種，這是不道德的也不合乎倫理，因為有這種交織在一起的利益，然後強制要求接種疫苗。這種利益衝突阻礙了進行全面、完整和良好的科學研究的機會。
楊傑凱：我想回到你之前說過的一些事情，我感覺你在說，你建議應該緊急進行一些研究，實際上，這些研究的相關數據已經存在了，現在只是要做一個基本分析的問題了。
疫苗是否存在傷害？人命關天的討論卻被噤聲
科爾博士：對的。這確實是一個有趣、簡單的方法……我的評估也許是錯的，如果我錯了，我想知道。這關乎人性，關乎「是否存在傷害？」如果有苗頭，那麼我們就需要迅速改變我們的做法。由於有人工智能算法，由於有我們現在的軟件能力，由於有這些大型聯邦數據庫記錄了保險帳單代碼，我們昨天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首先，如果有政治意願；第二，如果有資金；或者第三，如果他們不阻止我們做這件事，就像他們想要隱藏輝瑞公司的數據，那就必須強制執行。這些具備的情況下，僅僅調查我們自己的政府的數據應該很容易看到苗頭。
楊傑凱：你在暗示另一件事，那就是，我想，你是希望所有這些數據都可供使用。但不管出於甚麼原因，目前還沒有可用的數據，對嗎？
科爾博士：是的，如果我們確實處於大流行中，我們應該在數據和信息方面有絕對的透明度。如果你想知道生活中發生了甚麼，就跟著錢走；如果你想知道真相，那就看看誰被噤聲。他們把伽利略扔進了塔裏軟禁，他的天文觀測沒有錯。（對於科學家，）看到了問題，卻在科學上被噤聲，而不是與同行進行對話，這非常令人沮喪。
因為歷史上，科學是通過觀察來完成的，做出假設、實驗、確認或否認它。但在現在這個時代，如果你看到某些不符合特定觀念或規則的東西，你就會被封殺，而不是：「哈，這是個有趣的想法，它是否有效？我們應該在此基礎上做些甚麼嗎？我們應該看一下這些數據嗎？我們要不要看看科學是否能證實這一點？」
是啊，因為人命關天，如果這被認為是一場大流行病，我們應該對所做的一切進行最孜孜不倦的科學探索。
政府所做的很多事都不合邏輯
楊傑凱：你的意思是，是因為你看到了這件事本該做，卻不管甚麼原因，沒有做。
科爾博士：正確。當你聽到：「不要研究這個，不要做驗屍。」我們為甚麼不呢？「不要看數據庫。」為甚麼？我們為甚麼不看？我們當然應該看。顯然，這是關於一種病毒，關乎人類，這是關於人類的狀況，但不調查是不好的科學，如果你不去觀察，那麼你是無法發現的。
所以我們應該去觀察，而為了拯救生命，我們現在就應該去觀察。也是為了防止傷害，這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治療方式是安全有效的，或者我們使用的某些藥物，回過頭來看也是有毒的，瑞德西韋（Remdesivir）就是一個例子，世界衛生組織一年前就說過，不要用該藥。
我們應該研究所有這些藥物，我們應該研究所有這些機制，我們應該研究病理，我們應該研究疫苗，我們應該審視一切。相反，我們聽到的都是，「做這個、這個、還有這個，照我們說的做。」
這不合邏輯。我是一名科學家，我們就像斯波克（Spock）博士一樣，基於邏輯工作，但我們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合邏輯，而且資金不足，又或者，如果它引起了人們的不滿或興趣，就很快被壓制下去了。
楊傑凱：你提到了強制疫苗令，與潛在的利益衝突聯繫在一起。我想要充份了解，從你的角度看，強制令的整個情況，為甚麼你成為了消除強制令遊行的主持人。
科爾博士：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憲法權利法案的原則，自治的自由，禁止將實驗強加於任何人的身體。即使這些實驗是安全有效的，我仍然會反對強制執行，因為你的身體是你的，而且它是你唯一擁有的東西，是你的。侵犯這一點是違反這個國家的立國原則的。所以這是其一，而且我認為這是一個普遍的原則，不僅適用於這個國家，而是應該適用於全世界。
第二，不應該強制接種疫苗，因為這些疫苗是試驗性的。如果遵循任何實驗的道德和倫理，任何機構審查委員會，任何研究，你都必須有知情同意權。進一步強制執行人們不能同意的事情，是違反我們在醫學和倫理方面的所有做法的。此前納粹德國進行了不幸的實驗，隨後引發了紐倫堡審判。強迫別人成為實驗對象，我們不是這樣的人。
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人類或醫生，我們不是這樣的人。而與此同時，我們正在強制人們接種沒有告訴他們所有成份的疫苗，過去30年的數據顯示，我們看到新冠疫苗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了所有其它疫苗的總和。
VAERS顯示超過21,000人死亡 數字高度低估
疫苗不良事件報告系統（VAERS）顯示，超過21,000人死亡，這是一個被高度低估的數字，人們可以再去了解一下這方面的統計和研究。
楊傑凱：我想插一句，我和其他嘉賓談過這個問題，但還是那句話，VAERS系統是一個信號。
科爾博士：是一個信號。
楊傑凱：該系統並不完整，是吧。
科爾博士：但這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好的系統。
楊傑凱：對。我不是在反駁，我的觀點是，有時我聽到這個問題被混淆了，人們說，不，它（VAERS）百分之百準確，是真實的。
科爾博士：噢，不是的。但就像我在實驗室裏看到的信號一樣，因為這是一個年復一年都一直存在的信號，人們會說，就像（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Fauci）和CDC主任瓦蘭斯基（Walensky）上周說的：「哦，人們在發生車禍或其它事故後，也會報告給VAERS。」我想，「是的，但在接種麻疹疫苗或腮腺炎疫苗後，人們也是這樣做的。」所以，在向系統報告的問題上，還是有可比性的，這是他們前幾天在國會提出的一個可疑的論點。
我想，「哼，我猜他們想隱藏甚麼。」因為我們的VAERS數據與（歐洲流行病學家設立的數據平台）EUROMOMO的數據很匹配，與歐洲數據及其不良反應系統、英國的（自願報告系統）黃卡系統（Yellow Card system）、紐西蘭的不良反應報告系統等等相吻和。
在全球範圍內，我們看到的接種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和死亡的數量是一致的，我們可以對自己的VAERS系統進行論證，但是我們可以看看那些數據比我們好的國家，他們仍然看到過多的（接種疫苗後）傷害和死亡的信號，因此，這是一個關於人性的實驗，這顯然是我反對這些強制令的另一個原因。現在最重要的是基礎科學。
我們的政策應該迅速調整以跟上科學的發展，從科學角度來說，我們有幸遇到了一個意外，那就是Omicron。Omicron實質上是一種不同的病毒，它沒有分支。如果你看一下系統發育模式，如果看一下基因，Omicron是自己的族譜，它沒有分支出其它變種。而且令人欣慰的是，它的症狀更像普通感冒，因為它不感染肺部……我可以對所有不同的受體進行書獃子式的解釋，我不打算這樣做，它是一個普通感冒，我們很幸運。
但與此同時，疫苗對Omicron不起作用。現在，其刺突蛋白質已經大不相同了，以至於疫苗對Omicron不起作用。現在我們知道，從我們之前討論的情況來看，這種疫苗有一定的毒性。強制接種為武漢病毒早期的族譜研製的疫苗，該病毒在一年前就滅絕了，不存在了，而接種的疫苗只能對付早期病毒。
我們等於在說：「我們給要你打一針五代以前病毒的疫苗，我們要給你打一針和這個（Omicron）不相關的東西。」而這正是最高法院上周絕對錯誤的地方。因為他們對醫護人員說，「好吧，你們仍然必須強制接種疫苗。」為甚麼要基於四個月前的不同病毒的數據，強制接種某些疫苗呢？
Omicron病毒是一種不同的病毒
從本質上講，現在（的Omicron病毒）是一種不同的病毒。是的，當然，我們稱之為SARS-CoV-2Omicron，但真是這樣嗎？我妻子和我的本科榮譽論文都是過關於分子系統發育樹的，所以這正是我們工作的方向。
當我看到分子系統發育學、家族樹、其分支時，就覺得說這樣的話毫無理智：「我想讓你打一針疫苗，其有可能導致死亡或有害，目的是為了你保住工作、為了你保持有報酬的就業、為了你能進餐館就餐，或在社會上發揮作用。」而現在我們面對的卻是一種本質上完全不同的病毒。
楊傑凱：嗯，（對疫苗的質疑，）還有其它因素。我是說，據我所知，冠狀病毒是可以變異的，而且變異程度很高，據推測，在開發疫苗、治療以及所有的事情發生時，人們都了解這一點。那麼，這個因素是如何影響當前的複雜局面的呢？
科爾博士：我們又回到了原點，基本上是病毒的問題。而現在我們有了一種更加良性的病毒，這是來自宇宙的祝福，來自上天的祝福，無論你怎麼稱呼它，這是件好事。
Omicron的作用幾乎是一種天然疫苗，它的序列與病毒的其它部份相似，只是不像早期的變種那樣具有破壞性，冠狀病毒總是在變異，就像你說的。
當我們開始走這條接種疫苗的道路時，如果我們在科學上是誠實的，聽取多年前和現在的免疫學家的意見，我們就會說，人們無法追趕冠狀病毒。40年後的今天，人類仍沒有研製出HIV疫苗是有原因的，那是因為這種病毒總是在變異，它會產生不同的刺突，但總是有一個刺突，有一些病毒家族的變異率是一致的。
從病毒學的歷史來看，冠狀病毒有一個穩定的變異率。疫苗是為了未雨綢繆，你在病毒中找到一種蛋白質（研製出了一種疫苗），說，「好吧，如果我現在打這種疫苗，我會產生一些免疫記憶。然後當這種病毒出現時，身體會受到輕微的刺激，記起來，說：我認識這個病毒，我可以擊退它。」
在病毒持續變異的大流行中，我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這在科學上講不通，我們總是在玩打地鼠遊戲，試圖抓住下一個變異，但變異總是走在我們前面。這（冠狀病毒）是我們從未成功研製出疫苗的一個病毒家族。如果我們在科學上誠實，就知道不能造出這種病毒的疫苗，因為病毒的變異將永遠領先於我們。
現在我們可以做一些稍微安全點的疫苗，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用其它方法做過，即受體結合域或者（病毒）核衣殼。有一些疫苗還在試驗階段。因此，我們陷入了這樣一個難題：去打加強針；但加強針毫無意義，因為病毒要做它一直要做的事。我想說的是，病毒就是要複製病毒。它要做它要做的事。
打疫苗的人比沒打疫苗的人染病比例更高
試圖扮演上帝的角色來對抗比我們聰明的病毒，這在科學上是不明智的。這就是我們不得不說的，「好吧，甚麼是安全有效的早期治療？」我們為甚麼不把重點放在治療方式上，而不是認為我們可以科學地預防一些事情……我並不是說不搞科學。科學很奇妙，我們應該一直尋找這樣做的方法。但是當弊大於利或者潛在的弊大於利時，這就是我們在醫學中始終在權衡的平衡。
在這方面，我們失去了很多倫理準則。引人深思的是，如果你看看加巴揚‧范登博斯（Gabayan Vandenbosch）博士的研究，他知道，還有我之前提到的福薩博士的研究，我們正在搞亂我們的先天免疫系統。
我們從英國了解到，如果你在被感染之前注射了疫苗，你對病毒的某個部份，即核衣殼，只產生有限的的免疫反應，這是英國第42周的數據。
我們現在發現，那些打了疫苗的人比沒打疫苗的人得Omicron的比例更高，這是丹麥的數據，也就是說，與不打疫苗相比，打疫苗使人更容易感染。我們看到很多情況……
歷史是好老師，如果我們聽從歷史的話，我們會說：「哈，我們採取的科學方法是否謹慎？」如果我們回顧過去，現在很容易得出結論：不謹慎。但是，如果我們聽取了一些被壓制的科學家的意見，那麼我們可能不會處於現在的狀況。
楊傑凱：自從你走入公眾的視線，可以說是從顯微鏡後面走出來，你的生意怎麼樣了？
講科學而被視為離經叛道 恐懼才是大流行病
科爾博士：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作為一個因為講科學而被視為離經叛道的人，我遭到了攻擊。我有12個州的行醫執照，其中4個目前正在被攻擊。在過去26年裏，我看過的50萬名病人中，沒有一人投訴我。
所有來自同行、政治實體對我的執照、業務的政治攻擊，都是因為我「不專業」的——即講科學和數據的行為，保險公司已經把我從他們的健康保險醫生名單中除名。
截止到1月1日，我損失了30%的生意。歸根結柢，他們對我很生氣，是因為我使用了一種安全有效的藥物，讓三百到四百人無需住院。所以我是因為講科學數據和真話而受到懲罰。說到底，我後悔嗎？絕對不會，我挽救了生命。
楊傑凱：你認為為甚麼很少有醫生像你和參加今天活動的其他一些人那樣看待問題？
科爾博士：恐懼。恐懼才是真正的大流行病，我不怪我的同僚們，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剛完成（醫學）培訓，負債纍纍。如果他們說出來，就會失去了作為醫生的培訓和工作，更多人的在我這個年齡段的同僚，他們的孩子正在上大學，有長期穩定的職業生涯，他們不想招惹麻煩。
敢發聲的人較獨立 真相和人性價值比金錢更重要
如果你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那些發聲的人往往比較獨立，或者甘願冒著失去工作的風險，因為真相比金錢更重要，人性的價值比金錢更重要，我們對待他人的方式比金錢更重要。我從我的言行中獲益了嗎？
絕對沒有。我的許多（敢言的）同行獲益了嗎？沒有。有幾個人失去了工作，有幾個人失去了合同，還有幾個人失去了行醫執照，說到底，老實說，我不知道為甚麼我的同行們不願意站出來。以上是我的一些猜測。
我可以想像這些情況，但與此同時，真相就是真相。有時候這種事不管發生在哪裏，都難以面對。有時你不得不遵循那些難以面對的數據。我總是保留犯錯的權利，並對我的科學家同行們說，「讓我們一起坐在桌旁，喝杯咖啡，吃個午飯（聊聊）。如果我錯了，請告訴我錯在哪兒。因為我們所分享的是為了人類。」如果是經濟利益驅使他們，那麼我認為這會抑制誠實、充份、完整的對話。
這是非常令人沮喪的地方，我們真的應該……我不能質疑任何人的動機，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不說出來，但我知道那些為分享數據、科學、真相，以及為人類自由而鬥爭的人似乎有一個非常相似的心態，他們的政治立場不盡相同，只有相同的道德觀。
楊傑凱：今天，如果有魔法棒，讓你幫助制定一些政策想法，我不知道你能想出甚麼，不過，你現在希望看到甚麼變化？
科爾博士：第一，我希望看到公共衛生真正是關於公共衛生的，我認為這是過去兩年中最大的悲劇，我們本可以做很多事情來成為更健康的人，有些事情我已經說過了，那就揮動魔法棒來實現（這些）公共衛生（措施）。
第二，讓政府退出人民的醫療服務。政府、政策制定者不需要決定人們接受或不接受甚麼樣的治療，讓醫生做醫生的事兒，開出安全有效的藥方，不要因為他們是好醫生而懲罰他們，並且保護兒童，永遠不要在孩子們身上做試驗。
如果我明天有魔法棒，這些將是我要說的事情：讓我們改變公共衛生，因為它關乎健康。讓我們停止強制令，因為它們是荒謬的；讓醫生做醫生的事；讓我們保護我們的孩子，重視下一代。一個社會的結構是由我們如何對待孩子來衡量的。
楊傑凱：瑞安‧科爾博士，很高興你能來參加節目。
科爾博士：楊，很榮幸，非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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