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爾斯代爾學院科學與自由學院的創始研究員馬丁‧庫爾多夫博士、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傑伊‧巴塔查里亞博士談科學審查。
在過去兩年半的時間裏，醫生和專家們告訴我，他們看到自由和開放的科學討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擊，並可能產生致命的後果。今天和明天，我將參加在華盛頓DC希爾斯代爾學院（Hillsdale College）科比中心舉行的關於科學審查的會議。
今晚，你將看到會議的公開部份，我們將聽取我之前在節目中採訪過的三位重要的思想領袖的發言，他們是前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家馬丁‧庫爾多夫博士（Martin Kulldorff）、史丹福大學醫學教授傑伊‧巴塔查里亞博士（Jay Bhattacharya），以及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Dr. Scott Atlas）。這三人都是希爾斯代爾學院科學與自由學院的創始研究員。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思想的自由交流受威脅 因此創建科學與自由學院
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正如我們所知，這場大流行病及其管理已經暴露出許多感染以外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科學的政治化。科學程序已被破壞，而思想的自由交流，坦率地說，在美國受到威脅。
為了應對這種威脅，我們需要做的不應只是對它感到焦慮。因此，阿恩博士（Dr. Arnn）憑藉他的智慧發起成立了這個新的科學與自由學院。
我是斯科特‧阿特拉斯，與我的同事馬丁‧庫爾多夫和傑伊‧巴塔查里亞一道，都是聯合創始研究員之一，我相信在座各位也都認識他們。很榮幸能與在座各位一起工作，成為一個團體。今晚我特別高興地介紹馬丁‧庫爾多夫，作為我們的演講嘉賓。
他是一個原本不需要介紹的人，但是我很榮幸地介紹一下。馬丁是哈佛醫學院的醫學教授，十多年來，他是疾病傳播與監測的統計分析方面的世界級專家之一。他曾是CDC（疾控中心）和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顧問和某些委員會的成員，曾為紐約市健康和心理衛生局提供幫助，還曾擔任FDA的藥物安全和風險管理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馬丁開發了用於疾病監測的統計學和流行病學方法，以及用於指示疾病爆發的早期檢測以及藥物和疫苗安全監測的新型統計分析方法，這在如今是有一定現實意義的。馬丁開發了統計分析方法，今天在CDC和紐約市等地以及其它衛生部門用於監測COVID-19。
他的確是一個我們認為他可能知道的所有這些領域的權威，但是他的能力不止於此。馬丁確實是我在這次大流行中，我幾乎可以說，「在這場慘敗中」，認識的所有同事中最有勇氣的人之一。人們可能還記得，我受到了史丹福大學醫學院一群教授的譴責，而馬丁‧庫爾多夫是全國唯一有膽量公開給史丹福大學寫信的科學家，不僅為我所說的話辯護，還特別向所有簽名者挑戰，要對這些問題進行辯論。不用說，沒有人接受這個挑戰，去與馬丁‧庫爾多夫辯論。因此，我非常高興、榮幸地介紹馬丁，作為這個新研究所的同事，作為一個勇敢和誠實的人，作為一個朋友。馬丁，請。
馬丁‧庫爾多夫博士：謝謝你，斯科特，謝謝科比中心和希爾斯代爾學院今天接待我們，也謝謝科學與自由學院的這項倡議。我認為科學已經崩潰，我們需要建立新的機構，來長期幫助拯救科學。我確實找到了很多統計和流行病學的方法，但是很抱歉，讓你們失望了，我今天不打算向你們展示一個數學公式。
武漢疫情爆發 研究發現老年人有風險 但發不出去
相反，我打算談談科學中的審查問題，就算是一個個人經歷吧。當我告訴你這個故事時，你必須意識到還有其他科學家，他們受到的審查比我更嚴厲，但我將告訴你們我的故事。然後，你可以想像一下其他人是如何經歷類似情況的。
如果你們稍微回顧一下歷史，兩年前，在2020年3月，當我們第一次聽到武漢爆發了這種新型疾病的消息時，我感到非常害怕，有大約20分鐘的時間，因為這種大流行已經進入了意大利和伊朗，這是中國以外最早感染它的兩個國家，我意識到，我們都將感染它，它將會傳播到整個世界。我們絕對沒有辦法阻止它。它的傳染性如此強大，它以我們不知道的方式傳播。這是非常清楚的。
當然了，我也是三個孩子的父親。所以，像所有父母一樣，我更關心我的孩子，而不是我自己。所以，我想知道，他們有風險嗎？所以，我查看了武漢的數據，那是當時唯一可用的完好數據，我看到了這個風險因素。當然，任何人都可能得這種疾病，被感染，但是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差異超過一千倍。
我想，「嗯，這是一個重要的信息，因為它實際上決定了我們應該使用甚麼策略來治療這種疾病。」我不再擔心我的孩子了。他們會安然無恙。我算是中間段年齡那一組。當然，對於老年人，我們應該非常關心，要確保他們得到保護。
但是，我試圖發布這種簡單的計算，卻很困難。我在美國無法做到這一點，也許是因為我只有20年的傳染病流行病學家的經驗。也許需要有30或40年的經驗才能讓人信服，我不確定。或者，也許是因為我是哈佛大學唯一一個這麼說的教授，也許他們想要一個更有聲望的地方，我不知道為甚麼，我就是辦不到。
最終，我把我寫的東西貼在了LinkedIn上面，因為經過三到四個星期的嘗試後，我可以在那裏發布任何我想發布的東西，因為我想，「好吧，沒人想聽這個。」但這實際上很重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很明顯，當時已經有人知道這些情形，知道甚麼是保護老人的合適方法，但為了孩子又不能關閉社會，等等。
所以，我把它貼在那裏，只是作為一個歷史文獻。我是瑞典人，我在閲讀瑞典的應對方法，是有點不同的。但我有點擔心，因為在瑞典有一場辯論，所以，我有點擔心那裏的公共衛生當局——例如，他們沒有關閉學校——我擔心他們可能會在壓力下屈服。
所以，我決定，「好吧，我應該用瑞典語寫。」因此，我在兩家主要的日報上發表了三篇專欄文章。在瑞典發表這類文章一點問題都沒有。我想，「好吧，如果瑞典能堅持到夏天，那麼每個人都會看到那是正確的方法。然後，每個人都會遵循瑞典的做法。很好。」夥計，我想錯了嗎？
後來，我還在英國的一個不知名的在線雜誌上發表了它的英文版本。如果我們再往前一點追溯，當時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很難，這有點兒令人沮喪。我嘗試了許多不同的辦法。實際上，我設法讓CNN發表文章。我為CNN西班牙語版寫了一篇專欄文章，因為我知道如何寫西班牙語。英文版，即CNN英語版，不想登它。
但我那麼嘗試了。但我們在努力，想著，「我們如何能夠教育記者？」或者，「我們怎樣才能把這個信息傳出去？」還有，斯科特非常勇敢，仗義執言，但他們總是解僱他：「只有他一個人（這麼說），他是一個放射學家，等等……」其他人也被解僱了，因為他們是在孤軍奮戰，或者他們不是……他們總是被描繪為有問題的人，於是大家都沉默不語。
起草《大巴靈頓宣言》聚焦老年人風險 遭強烈攻擊
於是，我們想，好吧，我們三個人，我和傑伊‧巴塔查里亞博士，他坐在這兒的後面，還有蘇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博士，在我看來，他是世界上最傑出的傳染病技術專家，我們聚在一起，起草了《大巴靈頓宣言》，只有一頁紙。我們主張更好地聚焦於保護老年人和高危人群，同時讓兒童和年輕人過上接近正常的生活，以儘量減少這些封鎖和其它措施對公共衛生造成的附帶損害。
好吧，宣言引起了一些關注，也受到了強烈攻擊。每次我讀到關於它的文章，不管是甚麼報紙，為了攻擊它的，上面總會有《宣言》的超連結。我說，「好啊」，因為這樣至少有一些讀者會真正點擊宣言，真正閱讀它。到現在為止，我想大約有93.5萬人簽署了這份宣言，這讓我們非常欣慰和感激。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的反應是寫信給東尼，也就是福奇博士，說：「看看這三位邊緣流行病學家的提議。」今天在座的就有其中兩位「邊緣流行病學家」，「他們與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扎爾見了面，似乎得到了關注。」
「需要對其前提進行快速和毀滅性的公開否定，我沒有看到任何東西，它正在進行中嗎？」你們知道福奇博士是怎麼回答的？「我在下面黏貼了《連線》（Wired）雜誌的一篇文章，它駁斥了這一理論。」我相信這位記者可能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年輕人，但是福奇博士把他作為流行病學的權威，這有點令人吃驚。他是一個通常為《連線》雜誌報道氣候、食品和生物多樣性的記者，也許他比福奇博士知道得更多。我不知道這些事情，這不會讓我感到吃驚，但是……
這是幾天後的另一封郵件，也是來自福奇博士。他認為，我們與幾十年前那些否認愛滋病的人相似，這有點奇怪，因為《大巴靈頓宣言》的目的是主張更好地重點保護那些最高風險的人。這是它的一個主要部份。如果我們不相信COVID是真的，我們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所以，我不太明白這個邏輯，但是這確實是他寫的。
出現有組織的運動反對《大巴靈頓宣言》
於是，出現了一種有組織的運動反對《大巴靈頓宣言》，有各種奇怪的指責，說它撒謊，事實恰恰相反。我們被想像成是在搞驅魔、搞優生學，是小丑、反免疫者，謀取經濟收益，儘管事實正好相反。我們被指責為威脅他人，而我們誰都沒有這樣做。我們被當作是特朗普分子、自由主義者和高治資助的偽科學家，說我們在寫《大巴靈頓宣言》時得到了一份免費午餐。其中有一條其實是真的。實際上，有這麼一回事，就是免費午餐。實際上，我們在那裏得到了兩頓免費午餐，味道不錯，是很好的食物，除此之外，是的。
那麼，本次演講的重點是審查，包括直接審查和其它形式的審查。因此，當《大巴靈頓宣言》發表時，最開始它出現在Google搜索引擎的頂部，但後來突然就不見了。相反，那裏出現了一些批評它的人。其它搜索引擎把它放在頂部，但Google沒有，對此有一些討論。然後，過了一星期左右它又出現了。我想……但是Google一直否認他們做了甚麼。CDC、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LinkedIn都存在一些問題。所以，我要告訴你們被審查的內容。
2021年4月，我在CDC的一個委員會任職，一個負責COVID疫苗安全的工作小組。有一次CDC決定暫停強生公司的疫苗，因為有一些血栓的問題，這些血栓發生在50歲以下的年輕女性身上，但他們決定暫停所有年齡組的疫苗。從數據上看，這是非常清楚的。
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弄清楚如何儘可能快地發現是否有不良反應的問題，使用後繼分析，而不是每周看數據。我非常清楚，對於50歲以下的婦女來說有一個擔憂，但是絕對沒有證據。實際上有證據表明，50歲以上的人無需擔憂，而這些人才是真正需要這些疫苗的人。目的不是為了年輕女性甚至是年輕男性，他們不是這種疫苗的主要受益者。
強生公司的疫苗很重要，因為它是單劑量的。因此，它有利於接觸到難以接觸到的人，如農村地區的人，或無家可歸的人，他們很難得到第二劑。這一點很重要……在我決定要……以後，他們對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不大感興趣。
反對暫停為老年人接種疫苗 被除名 遭大科企審查
所以，我在《國會山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暫停為老年人接種這種疫苗。然後，他們把我從委員會中除名。四天後，他們取消了暫停。但後來，損害已經造成，因為它已經得到了一個壞名聲，甚至……這是在第二波疫情的高峰期。所以，在那些沒有得到它的人中，有一些人死了。所以，我猜想，我可能是唯一一個因為過於支持疫苗而被CDC解僱的人。
也是在2020年春天，我在Twitter上發文。有人問，「你認為年輕人應該接種疫苗嗎？現在，那些已經感染過COVID的人該怎麼辦？」我說，「不，認為每個人都必須接種疫苗，如同認為沒人應該接種一樣，在科學上都是有缺陷的；COVID疫苗對年齡較大、風險較高的人和他們的看護人很重要，而對那些先前自然感染過的人或兒童不重要。」
對我來說，這只是基本的流行病學常識，沒甚麼奇怪的。但是Twitter上有一些人，我猜他們認為自己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他們不喜歡它，於是他們審查了它，所以沒有人可以分享它或回覆它，或喜歡它，這基本上意味著幾乎沒有人會發現它。
後來，他們把我排除在外面，我想大約三周左右，因為我在Twitter上發了關於口罩令的帖子，說：「由於聲稱口罩是一種很好的保護，一些老年人會相信，他們會去辦事並被感染，以為它能保護，但其實不能保護。這不太好，因此，他們可能死於關於口罩的錯誤信息。」我猜這讓Twitter……三個星期以來，因為這條Twitter，我無法訪問Twitter。
還有另一件事，布朗斯通研究所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是羅伯托‧斯特朗曼（Roberto Strongman），他是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從事黑人研究的副教授。他寫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歷史專業文章，說明口罩在歷史上是如何被使用的，例如，用來壓制奴隸的聲音。他談到了阿納斯塔西婭（Anastacia），她是巴西的一個聖徒，曾經當過奴隸。這在Twitter上也不受歡迎，所以也被審查了。
Facebook把《大巴靈頓宣言》的頁面關閉了一個星期，沒有任何解釋。說它是有問題的帖子，因為我們認為，對於當時剛剛問世的疫苗，我們應該優先給年長的、高風險的人接種。這就是導致Facebook關閉它的原因。有些人對關閉提出抗議，因此他們在一周後又把它恢復了。這是Facebook的審查。
YouTube方面，4月份我們與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舉行了一次圓桌會議，包括我和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傑伊‧巴塔查里亞博士和蘇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博士。我們談論了兒童不需要戴口罩的事實。我們還反對疫苗護照，當時關於疫苗護照的爭論已經開始。所以，我們想，「我們得從一開始就反對它，在它起動之前。」於是就被Google下屬的YouTube刪除了。
LinkedIn隸屬於微軟，也在進行審查。所以，有一篇文章……是我在《大紀元時報》所做的一篇採訪，內容是關於疫苗強制令的危險性。現在，他們稍微好一點，我想，因為他們「只讓作者一人看到這個帖子」，因此，我仍然可以看到我的帖子，但其他人不能。所以，至少，他們沒有把它從我這裏刪除，所以那是……是的，這是另一種情況。其實我甚麼都沒寫，只是轉發了一個來自冰島的人的LinkedIn帖子，他所做的只是引用了冰島首席流行病學家說的話，他有點相當於美國的CDC主任，因此代表的是冰島官方的公共衛生機構，但還是遭到了審查。
這是另一篇，在這裏他們更嚴厲一些，因為連我都不被允許閱讀這條推文，他們完全刪除了它，因為我當時提出，從COVID中康復的人是擁有最佳免疫力的人，比那些接種疫苗的人更好，所以是最不可能傳播給其他人的人，因此，醫院應該僱用這樣的護士或這樣的醫生，用他們來照顧老年病房或深切治療部裏最虛弱、年齡最大的病人，因為他們最不可能感染這些病人。
相反，醫院在開除他們。LinkedIn不喜歡這個帖子。還有一例，我們和巴塔查里亞博士一起寫了一篇文章給《新聞周刊》，講述了福奇如何利用公共衛生的各個方面愚弄美國，LinkedIn也把它刪除了，但是微軟新聞重新發表了它。
微軟的一個部門正在審查這篇文章，因為LinkedIn為微軟所有，但是微軟的另一部份實際上正在重新發布它，因此，我想，我不應該對微軟過於不滿，但是有點……所以，也許他們只是有點像是審查自己，或者做類似的事情。
這裏還有一篇文章，微軟或LinkedIn不喜歡，因為我提到，「在愛滋病大流行期間，我們指責病人，污衊同性戀，我們進行恐懼宣傳，我們忽視窮人，治療緩慢，而且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NIAID是由你知道的人領導，而在COVID大流行期間，我們仍然指責病人，污名化未接種疫苗的人，製造恐懼，而且封鎖對窮人的傷害最大，治療緩慢，而且NIAID是由你知道的人領導的。那麼我們甚麼時候才能汲取教訓呢？」希望有一天，我們能汲取教訓。
後來，LinkedIn實際上關閉了我的帳戶。布朗斯通的傑弗里‧塔克（Jeffrey Tucker）隨後就此事寫了一篇文章，然後在Twitter上發表。所以，我從未要求恢復，但他們自動恢復了。所以，我想，是LinkedIn的某人讀到了傑弗里寫的東西，算是推翻了決定。所以，這是我在被叫停前的最後一個帖子，我說：「通過解僱從COVID恢復後有了自然免疫力的員工，醫院趕走了那些最不可能感染他人的人。」我認為這有點像軼聞性的事實，正是那條推文讓我陷入困境。
遭大科企集體封殺 無奈開始「自我審查」
因此，Twitter、LinkedIn、YouTube、Facebook，他們已經永久性地叫停了許多帳戶，包括一些科學家的帳戶。我一直繼續發聲，但自那以後我就自我審查了，因為這些都是重要的交流渠道，所以我不想被刪除。所以，我對我所說的話很小心。有一段時間我在想，「好吧，我真的不想這樣做，因為我應該能夠說出我想要說的東西，也許我應該忘記Twitter和LinkedIn。」
我和我的一位要好的朋友談了談，她也在哈佛大學任教。她的家庭來自斯洛伐克，她的家庭非常積極地反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主義政權。她的祖父是那裏的主要持不同政見者之一。她告訴我說，「不，不，不，不，你不能就這麼走開，你必須使用他們允許你使用的任何東西，然後，你必須注意你能走多遠，以便能夠繼續做下去，否則，你就讓他們贏了。」所以，她說服了我，「好吧，我需要繼續利用這些場所發聲。」
但是審查導致了自我審查，拒絕自我審查的人就會成為受害者，因為他們看到別人被審查了就會想，「好吧，我不想被叫停，所以，我說話最好要小心。」當然，這就是專制者的目的，也是這些事情的目的。有時，他們像是在那裏隨機選擇他們要審查的對像，審查的內容，因為他們想讓人們無法確定他們可以說甚麼和不可以說甚麼。
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對抗審查。一是利用替代平台進行曝光，但是我們不能只使用這個方法。我們還必須使用能接觸到最多人的平台。例如，當羅拔‧馬龍（Robert Malone）被審查，被從LinkedIn上被刪除時，其他人也要抱怨，強調科學家參與辯論非常重要，否則會影響公共健康。所以，在他被LinkedIn刪除後，我寫了這篇Twitter文章。實際上這個屏幕截圖是我今天早上做的。
如果你們能看到該推文的右邊，他們正在建議我關注其他人。他們認為我應該關注LinkedIn，而我並沒有這樣做。他們還認為我應該關注羅拔‧馬龍，我很樂意這麼做。唯一的問題是，Twitter也暫停了他的帳戶，但是他們仍然建議我應該關注他。所以，至少，這很好。你們會注意到，當點擊他的文章時，他們刪除了他的簡歷，但在他的帳戶的廣告上，簡歷仍然是完整的。
至於替代平台，我有時在GETTR、GAB、Parler和Speaqs上發帖，我在那裏從未被審查過。還有Truth Social的新平台。我認為使用這些很重要，但我認為我們也需要使用現有的。我們也可以嘗試跟人們開些玩笑。有一次我在《國會山報》上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我覺得我不應該只是……也許如果我把它發布在Twitter上，會被審查。所以，我說，「Twitter不允許我，不許疫苗科學家自由討論疫苗，但是你可以在這些其它平台上找到我。」
本周早些時候，我說，「在被Twitter審查後，我寫有關口罩的文章必須要小心。」然後我說，「如果你做手術，請戴上手術口罩，你會保護病人。」我認為這是……沒有人可以反駁的，不是嗎？你是否同意外科醫生在做手術時應該戴上口罩？你同意嗎？好的，很好。我們都同意了。而且沒有人可以說我說了甚麼不合適的話。
實施封鎖來保護年輕低風險的人？讓科學家閉嘴有點荒唐
在過去的兩年裏，作為一名科學家，經歷的事情令人震驚。這有點荒唐。我們有NIH主任柯林斯和NIAID主任福奇，他們認為促進科學的方式就是通過發表攻訐文章讓科學家閉嘴。這是非常荒謬的。我們看到一個遺傳學家和一個病毒學家認為自己比牛津大學、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的（這幾位）流行病學家更了解流行病學，並稱他們是「邊緣流行病學家」。
我們實施封鎖來保護年輕的、低風險的和使用手提電腦的人群，而不是把保護重點放在年長的、高風險的人身上。這個錯誤導致了許多人死亡和許多不必要的死亡。還有人假裝關心全球窮人，贊成封鎖，封鎖對世界各地的窮人造成的傷害僅次於戰爭和奴隸制。在我看來，這種做法驚人而且荒謬。
人們一直在指責這些反對破壞性封鎖的勞動階層是右翼極端分子，他們是這些封鎖行動中承受打擊最重的人，他們有過這種經歷。我們看到有科學家在著名的醫學刊物《刺針》上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質疑COVID康復後的自然免疫力。自公元前430年的雅典瘟疫以來，我們了解自然免疫已經長達近兩千五百年。毫無疑問，COVID康復後自然免疫力會很強，而且比疫苗免疫力更好。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會非常驚訝。
我們曾有一位疾控中心主任，他認為口罩比疫苗能更好地預防COVID。然後，又有一位CDC主任質疑康復後的自然免疫力。我們解僱了在COVID康復後獲得自然免疫力的人，儘管他們最不可能將COVID傳播給其他人。CDC也解僱了我，因為我支持疫苗，因為我過於支持疫苗。大科技公司審查那些對大流行做出了準確判斷的流行病學家，反而把那些判斷失誤的人升格為COVID專家。
有時人們有點……這些COVID專家，有些人其實甚至根本不了解傳染病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然後，我們搞了COVID清零，我不想談論這個。那麼，替代方案是甚麼？嗯，我們有辯論，而不是審查和誹謗。斯科特提到，我主動提出要和那些寫這封信批評他的史丹福大學98個左右教員中的任何一個進行辯論，這個邀請仍然有效。如果你認識他們中的任何一個，請轉告他們，我很樂意在這裏或其它地方與他們辯論。
我們本應討論如何更好地保護高風險的老年人。我們應該更多地討論所有這些封鎖的危害，以及由此帶來的附帶的對公共健康的損害，因為公共衛生不僅僅涉及一種疾病，而是多種疾病，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這些是我們必須遵守的公共衛生的基本原則。在這次大流行中我們沒有遵守。
我們必須信任公眾，提供誠實的信息，否則他們永遠不會信任公共衛生和科學，而這正是發生的事情。人們不信任公共衛生和科學是有充份理由的。我認為科學與自由學院的一個目標是要恢復它，使我們再次值得信任。這些是我對過去兩年的評論。現在我想邀請我的同事斯科特‧阿特拉斯博士和傑伊‧巴塔查里亞博士上台，並由《大紀元時報》的楊傑凱主持問答環節。
觀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請至：https://www.youlucky.biz/atl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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