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新的選制下，9月20日選委會選舉，過去能夠左右特首選舉結果的幾大地產家族只獲准派一位代表出席。路透社9月17日消息稱，香港地產大亨們被告知，北京不再願意容忍其壟斷行為，遊戲規則已經改變，重點是「對國家的貢獻」和「幫助解決住房短缺問題」。
對於北京的「共同富裕」路線，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連日在媒體撰文，指富豪捐獻應出於自願而不能強迫，擔心大陸推出更多「共產」味道重的政策，使做生意越來越艱難，擔心搞成「共同貧窮」。新唐人政經評論員傑森博士接受本報《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表示，施永青的「諫言」應代表著香港一部分地產商對中共當局的不滿，他指，「港版國安法」已把香港變成政治上的內陸城市，富商傳統的政協影響力自然就失去了，他們在中共眼中的主要角色，從原來幫它在港維穩及扶持它要的政治人物，已變成像大陸富商一樣為黨服務。
港地產大亨「中共代理人」角色不再
據傑森分析，香港主權移交中共後，香港的富商特別是地產商，曾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他們跟中共形成了一套默契，「你允許我在大陸或香港賺大錢，我幫你在香港物色人，維持整個社會的經濟導向。」但是，未來中共在香港不需要代理人了，因為中共已派自己的人員進入香港。
香港富商「悶聲發大財」的日子已經過去，在傑森眼中，地產商更多的將是要為黨服務。「黨目前需要你做什麼？比如通過（在）房地產上面所謂的回饋社會，最終來解決香港人民與中共之間的矛盾⋯⋯讓他們這些商人來解決香港的民眾住宅問題。」
傑森認為，中共目前還沒有對香港地產商表現出特別的抱怨或厭煩情緒，只是初步告知其要求，「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比如哪個地方你得讓出來，你在哪個地方建房子房價不能超過多少。」目前處於溫和的「初級階段」，「畢竟幾個月前他們還是中共的座上賓，還是中共政協方面的支柱，此時此刻還不能立刻要他變成跪下的狀態。」
香港富商過去「在玩政治和經濟耦合的遊戲」，到頭來「他們的經濟問題也會被中共用政治問題加以暗示。」
傑森強調，中共歷史上對待有錢人，從來都是在它需要的時候奉為上賓；在它不需要的時候，能夠不被批鬥就已經很不錯了。「只要知道一點點中國歷史你都不會奇怪，這些都是在預料之中的，只是發展的很快。」
中共將民怨及公益責任卸給富商
傑森直言，六四後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中共在現實中通常分不清人權和「豬權」，「它總覺得人對於政治上的訴求，其實最終都可以用經濟上的滿足來得到解決，那麼它覺得香港下一步的穩定，主要來自於，比如提供廉價的住房等這樣的事情。」
據傑森了解，去年很多消息爆出，2019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全面失敗後，中共官員的上報體系，不是從自身對民主的踐踏與對民情的失控方面反思，反而歸咎於外來勢力與香港的天價房，「暗示香港過去這麼多年賺的盆滿鉢滿的這些地產開發商，其實是根本上造成現在香港社會不穩定的原因。」
「這群人（地產商）按照中共的思路，就是你促成這樣的結果，那你現在就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商人變成，某種程度上講，要完成一個商人之外的社會（責任），比如說強迫你成為社會公益人士，在開發的過程中怎麼樣回饋社會。」
傑森判斷，由於現在中共整體左轉，用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基本概念，掠奪騰訊、阿里巴巴等大陸富商，未來香港地產商無償捐獻也可能成為必須做的，原因是「中共本身是沒有財力來做這個事情的，甚至也沒有願望去自己掏腰包來做。」
習「共同富裕」蓄謀已久 勸諫者太理想化
中共在8月17日召開的財經委員會會議上再提「三次分配」，它的「三次分配」分別指，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是「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進行的分配，是「第二次分配」﹔個人出於所謂「道德上的自願」，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贈出去，是「第三次分配」。
傑森覺得，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撰文對此發表不同意見，還是考慮得太理想化了。事實上中共不需要任何外圍人員進諫，「習近平已經是70來歲（近70歲）的人了，他已經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維體制⋯⋯現在在中國大陸的共同富裕各方面，也是習近平全力延伸到這個階段。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以前不方便做，現在開始做了。」傑森補充說。
這包括將「共同富裕」延伸到香港，「這是他（習）蓄謀已久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在媒體上發表幾句話他能改變，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會引來麻煩，「他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香港已經不是歷史上可以隨便說話的香港，如果他是大陸的一個商人，很可能現在已經在監獄裏呆了幾天了。」@
節目播出：9月18日
文字更新：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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