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內鬥派系傾軋多自整肅文化界始

中國大陸演藝明星、女商人趙薇如日中天數年，如今被北京當局一朝嚴打、作品下架，成輿論焦點。除了各界分析此事來龍去脈和產生的影響之外，文藝界、商界尤其感受到了凜冽寒風。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趙薇被整肅並不是單一事件，它只是代表著某種運動前奏，整文化界的人和戲是中共很老套做法，它的多次政治運動皆由此衍生。

整趙薇為先導後續不斷

2021年8月13日，趙薇旗下藝人張哲瀚被當局封殺，因他2019年到日本參加友人婚禮，舉辦地乃木神社主祭是參與旅順口之戰的日軍將領乃木希典，張哲瀚此舉引發中國大陸愛國網民不滿。後又爆出他2018年在日本賞櫻時曾在靖國神社拍照，無疑火上澆油。之後，趙薇2001年的日本軍旗裝事件被重提。

8月21日，與阿里巴巴集團有密切聯繫的杭州市委書記周江勇因貪污罪嫌遭到調查。因趙薇與馬雲的私交及密切商業合作，周江勇落馬引發聯想。

隨著《ELLE》雜誌取消趙薇封面，Fendi與趙薇解除代言，26號日晚，趙薇多部作品被各大平台下架，其名字也從其出演過的影視作品演員清單中消失，其微博超話被封。27日起，百度百科的多個相關詞條刪除了趙薇相關內容。28日，趙薇的百度貼吧已不能發帖，「zw吧」被關閉。一些藝人也與趙薇做了切割。

截至本文發稿前，當局尚未說明趙薇遭封殺原因。

延安整風從文藝作品開先河

中共政治運動由文化引發的套路始於延安整風。抗戰期間，毛澤東為完整確立黨內領導地位，1942年2月開始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實際是要清算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第三國際中國路線。具體是「整頓三風」，所謂「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解放日報》在1942年3月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評當時延安存在等級制度、壓制言論等現象。包括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的時代》，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等。

據稱整風初始，人們互相批評的積極性不高；高層便鼓勵大家積極對黨作批評，強調「言者無罪」。在延安馬列學院編譯部任職的王實味以《野百合花》批評延安的周末娛樂活動是歌舞昇平不思進取，是為中共服務。在這些文章影響下，延安許多青年開始批評中央高層，許多文藝人士一方面要求提高生活待遇，另一方面發表要求絕對平均主義的文章，引起高層反彈。毛在3月31日討論《解放日報》改版的講話中批評這些文章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冷嘲暗箭」的筆法。5月2日，毛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強調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毛的批判文章和王實味對自己政治立場的堅持，導致王最終在10月被開除出黨，打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關押在棗園後溝的西北公學。1947年7月1日夜，王被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秘密砍殺後掩埋於一口枯井中，年僅41歲。

打擊王實味的同時，毛還稱，文藝是必須「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份，作為……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對文藝工作的控制。

整風持續了3年，造成諸多冤假錯案，中共知識份子群體受到巨大衝擊。有研究指該運動共造成超過一萬人死亡。

最終毛澤東政治上取得了「成功」，成為黨主席。許多學者認為這是毛個人崇拜的開端。

批判《武訓傳》強化仇恨

《武訓傳》是一部黑白電影，表現清朝光緒年間平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1944年夏秋之交，教育家陶行知在重慶約見電影編導孫瑜，提議將武訓辦義學的事跡拍成電影，並強調：乞丐的形象雖然不美，但是那顆比金子還寶貴的心靈，應該在全社會熠熠閃光。

後來在宋慶齡幫助下，由私人崑崙影業公司購買了攝製權，李士釗編劇，孫瑜導演，主演趙丹等完成該片。1951年2月，孫瑜攜《武訓傳》拷貝到北京請周恩來等中共領導審看。21日晚7時，周恩來、朱德、胡喬木等百餘中共高層在中南海看了該片，「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朱德與孫瑜握手，稱讚「很有教育意義」，周恩來、胡喬木也沒提多少意見。1951年初，該片得以在北京、天津、上海上映。

但到了5月20日，《人民日報》卻發表了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武》片被批判成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提到政治高度；同日，該報還在《黨的生活》專欄上發表專論《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新華社全文播發。當月，中宣部、教育部、華東局先後發出指示和通知，稱批判《武訓傳》，「乃是重要的政治任務」，是「全國性的思想運動」，「武訓精神」已經「成為人民教育事業前進的嚴重的思想障礙」，要求把對電影的批評普及到每一個學校、每一個教育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到7月底，僅《人民日報》已發批評文章100多篇。後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還撰寫了長篇總結文章《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7月27日、2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4.5萬字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定性說「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導演孫瑜、演員趙丹都被迫寫了自我批評文章。

就這樣，一部其他高層認同的普通電影，因毛的政治部署需要，成了中共篡政後公認的第一部「禁片」。《武》片出品的背景，前有「鎮反」運動，殺戮鎮壓了幾百萬所謂敵特、反革命分子，後有矛頭對準黨內整肅的「三反五反」運動。加之當時出兵幫助北韓小兄弟金日成的戰爭需要，批《武》片恰好為建政初期毛澤東穩住極權統治，做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

從「雙百」到「反右」毛自稱搞「陽謀」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28日又在會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雙百）方針。一個月後，中宣部長陸定一向知識份子做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表面看，中共貌似要尊重知識份子的意見，改進統治。

不料當年10月23日~11月4日，匈牙利發生革命，數萬學生和市民走上首都布達佩斯街頭反抗蘇聯和匈牙利共產黨政府，導致政府垮台、蘇聯出兵鎮壓的流血事件。這是二戰結束後，蘇聯統治集團面臨的首次重大挑戰。匈牙利革命讓毛澤東對政權穩固感到擔憂。同年11月10日至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據毛的提議，決定1957年全黨再次開展整風運動，這次要整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再次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5月1日，《人民日報》也發文配合宣傳，號召黨外人士「鳴放」。

以為毛會放下屠刀的知識份子都上了大當。人民日報劉賓雁發表《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義體制和壓制新聞自由的審查制度，王蒙寫《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鄧友梅寫《在懸崖上》等，很多人都因其作品後來被劃成右派。

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成為公認的「引蛇出洞」、正式發起反右運動的標誌。毛文稱：「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結果， 552,973人被直接劃為「右派分子」（中共官方後期統計資料），遭全面批鬥，其中包括「三錢」之一的科學家錢偉長、知名經濟學家顧准和後來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還有其它種類如中右份子、內控右派、漏網右派、壞分子、反動份子等，根據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統計，各類右派有110萬人，再加上「反社會主義分子」等等，反右運動一共使180萬人成了「人民的敵人」。流放改造中，很多人死於飢餓和疾病。

毛澤東「引蛇出洞」以後，得意洋洋地說：「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批《海瑞罷官》成文革導火線

1959年4月，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根據毛澤東號召學習明朝大臣海瑞「直言敢諫」精神而寫成一齣京劇《海瑞罷官》。內容是海瑞不畏權貴徐階，平反冤獄、退還民田而被罷官下獄。毛曾贈送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給吳晗，以示對其作品的認可。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斥責該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並指其影射了「彭德懷事件」，定性被提升到政治鬥爭高度，由此揭開了文革序幕。

批判、撤免吳晗並不是最終目的，毛的目標是拿下吳晗的上司、毛所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和支持彭的劉少奇。結果毛成功了，文藝作品再次成為毛發動文革十年浩劫政治運動的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