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留學生聲援香港遭中共跨境威脅：在澳洲仍不自由

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Watch）周二（6月29日）發表一份報告說，中共政府及其支持者在澳洲監視、騷擾和恐嚇支持民主的中國留學生；同時，澳洲高校也未能保障中國學生與批評中共的學者的學術自由。

周二發表的102頁報告名為「『他們不懂我們的恐懼』：中共跨國鎮壓危害澳洲高校的學術自由」，介紹了中共政府如何對在澳洲大學的支持民主的大陸與香港學生進行監控，讓他們即使身在千里之外，仍籠罩在中共的恐懼陰影之下。

「我來到澳洲，但我仍不自由。」一位受訪學生說。

中共的監控手段包括，鼓勵留學生互相告密、報告給中共官員；威脅留學生在中國國內的家人，讓留學生誤以為中共的監控無所不在，心生恐懼。

因此，參與調查的有24名「支持民主」的中國與香港學生以及22名澳洲大學教研人員。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必須偽裝掩飾和自我審查，以免遭到同學威脅騷擾或向中共有關當局「舉報」。

報告撰寫者、「人權觀察」澳洲部研究員蘇菲‧麥克尼爾（Sophie McNeill）說：「這些（中國）學生遠離家鄉，感到孤獨、無助，同時也缺乏（澳洲）大學提供的保護，真是令人心碎。」

「澳洲高校管理層未能盡到維護中國學生權利的謹慎責任」，她批評說，「澳洲大學依靠國際學生的學費，對中國（中共）政府及其代理人的騷擾監控視若無睹。」

「高校害怕北京報復，所以他們選擇不公開討論這些話題，而是畏縮到問題背後。我們覺得，他們不能再這樣做。」麥克尼爾補充說。

在澳洲，中國留學生遭遇的問題非常敏感，它往往與經費聯繫在一起，甚至是一個外交問題。據美聯社報道，國際教育是澳洲的一項重要的出口項目。2019年，澳洲國際教育為本國經濟貢獻了300億美元。在大流行疫情發生前，中國留學生在全部外國留學生人數中佔比高達40%多。

報告列舉了三宗學生個案，中共警察登門拜訪或傳喚他們的國內家人，查問他們在澳洲的言行。其中一名學生因為在澳留學時註冊推特帳號，發表支持民主言論，遭中共當局威脅判刑入獄。另一名學生因為在澳洲同學面前表明支持民主，返國後遭中共當局沒收護照。

受訪學生表示，他們非常害怕自己在澳洲的言行可能導致國內雙親遭受中共當局處罰或審問。

「大多數學生被騷擾後，不會向他們的大學舉報。」麥克尼爾說，「他們認為自己的大學更重視維持與中國（中共）政府的關係，不想得罪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學生。」

在澳洲大學從事中國研究的專業，或指導大量中國大陸學生的大學教授中，也有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在談到中國時經常會自我審查。

少數大學校方甚至對教職員進行言論審查，例如：要求教職員不得公開談論中國，或者勸阻他們舉辦有關中國的公開活動或就中國敏感議題接受媒體採訪。

2020年，有一位澳洲學者因將台灣稱為國家並為台灣學生仗義執言，遭到親北京人士的霸凌、騷擾和人肉。結果，其所任教的大學選擇了暫時將其個人頁面從學校官網撤下。

報告說，這些恐嚇或「舉報」同學的惡劣行為，並不代表大多數的留澳中國學生，多數中國學生不願介入政治爭議，或者更願意選擇以平和方式表達個人觀點。

報告還提及中國留澳學生極度依賴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信，微信受到中共當局的高度審查，其平台上流傳太多針對西方國家的不實資訊，以及缺乏多元觀點，也可能是驅使部份海外留學生去騷擾、恐嚇那些想要抗議或表達不同觀點者的潛在原因。

報告建議，基於中共政府日益明目張膽在全世界侵犯學術自由，澳洲教育部應每年發表報告，記錄有關騷擾、恐嚇、審查與自我審查的事件，以及各大學抵制這種威脅的具體措施。

同時，呼籲澳洲各大學和校長也應當公開譴責具體的騷擾或審查事件，並公開承諾維護學術自由，確保所有學生了解向外國使領館「舉報」同學或教職員言行的行為是嚴重違反學生行為守則並可加以處分的行為。

所有受訪者姓名為化名，以免洩露身份。

張秀英，在澳洲聲援香港民主抗爭的中國女學生。

「大約凌晨兩點，我收到一個大陸同學發來簡訊。大意是說，『我在監視你。』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去找學校心理師，因為我感到壓力很大。我在Facebook上拉黑了他（那位大陸同學）。我修了一門課，班上百分之98都是大陸學生。很多學生說我壞話，罵我背叛祖國。」

李衛，中國大陸留學生，一到澳洲就註冊了推特帳號。

「我以為這裏很安全。2020年3月，（中共的）警察聯絡我爸媽，把他們叫到派出所，還對我發出正式警告。他們要求我『閉上臭嘴』，說我要是回國一定好好找我算帳。他們說我必須關掉我的推特，停止散播反政府言論，如果我不配合，他們會對我刑事控告。我刪了推特帳號。因為我擔心我的父母。」

張敏，中國大陸學生，說她因為自我審查影響學習，決定改變大學修課。

「這一定不利你的學習。我剛到的時候，選了一門傳播課程，這門課非常重視課堂討論，但我感到無法暢所欲言。所以，這是我改選另一門偏重技術性課程的原因之一。」

「N」學者談到一名中國大陸學生在課堂作西藏問題報告之後的遭遇。

「有一個學生討論到西藏的自焚。後來她在課後輔導時間來找我談話。她說她父母的『上級』被工作單位通知有關她在課堂上作西藏報告的事情。她父母會知道此事，唯一的可能就是通過某種舉報機制。我很想查個水落石出，但在八九十個學生的大班課裏面，實在做不到。」

「P」學者談到一名校方人員要求他提供「淨化版」的中國研究課程。

「我們全面實施線上教學以後，我收到資訊部門負責人的一封電子郵件。他說，他們設置了專為中國使用的VPN（虛擬私人網絡），但是我的教學內容有點問題。另一位學者，也是另一個中國研究單位的老師，為中國學生提供了一個『淨化版』的課程。我是否也可以考慮修改一下我的課程呢？我說，『不行，我不願意。』」

「T」學者談到自我審查對學生和課堂討論的影響。

「我有一個學生來自台灣。她（課後）找我，對我們有關香港的討論感到很激動。她問我，『你認為台灣會怎樣？』我說，『你在課堂上怎麼沒有提問？我真希望你能提出來！』她答說，『我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前途。我以後工作可能跟大陸有關。我不能被人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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