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中南海再次面臨驚濤駭浪

習近平1月11日在中央黨校講話時稱：「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的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然而，2021年尚末過半，中南海卻再次面臨驚濤駭浪。

國外面臨三個巨大壓力

第一，對病毒溯源、追責、索賠

近一段時間，有關「中共病毒」的一系列新消息被國際大媒體密集報道。其中包括：2019年11月武漢病毒研究所3個研究人員染病；武漢病毒研究所3位研究生的論文被公開；與武漢病毒所密切合作的中共軍事專家周育森，去年2月申請COVID-19（中共病毒）疫苗專利，5月神秘死亡；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的3,200份私人電郵被曝光；中共高級別「叛逃者」與美國國防情報局合作三個月等。這每一個消息，都具有轟動性。

從美國總統拜登，國務卿布林肯，總統首席醫療顧問福西，參眾兩院國會議員，到各國科學家、主流媒體，到普通民眾，都對「中共病毒」可能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洩露，表示極大關注。

5月26日，拜登下令情報部門90天內向他提交「中共病毒」起源的報告。6月6日，布林肯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美國將追究中共的責任。5月底，據美國密西西比州的媒體WLBT報道，該州南區法院去年12月9日向中國共產黨、武漢病毒研究所等發了傳票，並提出索賠要求。

6月5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共和黨大會上發表演講時，要求中共為大瘟疫帶來的損失賠償10萬億美元，並敦促美國政府對中國商品徵收100%的關稅。

世界衛生組織顧問Jamie Metzl預測，若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外洩說被證實屬實，中國（中共）將面臨巨大地緣政治打擊，習近平的政權將難保。

第二，種族滅絕的指控

1月19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佈，中共「在新疆針對維吾爾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和少數族裔犯下種族滅絕罪和反人類罪」，必須對中共「問責」。新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此表示贊同。

2月22日，加拿大眾議院，2月25日，荷蘭國會，4月22日，英國下議院，5月20日，立陶宛議會，相繼通過動議，認定中共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

3月8日，華盛頓智囊「創新戰略與政策研究所」發表一篇報告，確認中共鎮壓新疆維吾爾人，違反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所有條款」，必須承擔責任。

種族滅絕是最嚴厲的犯罪指控。據《防止與懲治滅絕種族公約》，在種族滅絕的暴行被阻止後，有關國家必須和聯合國一起，將犯罪者抓捕歸案，進行國際審判。

1998年9月2日，國際刑事法庭以犯種族滅絕罪，判處盧旺達前總理佔乾巴達終身監禁。

第三，「戰狼外交」大失敗

由中共首席外交官、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任楊潔篪，中共外交部長王毅，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中共駐法國大使盧沙野等，組成的中共「戰狼外交官」團隊，全球到處開罵，不斷散佈「錯的都是別人，對的都是老子」的奇談怪論，甚至不斷爆出污言穢語，讓中共在全球丟醜。

比如，3月18日，拜登政府上台後，中共與美國首次外交談判開場時，楊潔篪劈頭蓋臉把美國大罵一通，稱「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承認美國倡導的普世價值」，「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等。3月17日，趙立堅罵「美日狼狽為奸」，日本「背信棄義」，「引狼入室」，「甘願充當美國的戰略附庸」等。3月19日、21日，法國大使館辱罵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彭達茲，是「小混混」、「小流氓」、「瘋狗」、「噴子」等。

中共「戰狼外交官」全球撕咬撈到了甚麼？答案是：沒有撈到任何好處，相反，在全球遭遇大失敗：中美、中日、中澳、中共與歐盟的關係等，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在繼續惡化中。

比如，中共與歐盟經過長達7年、35輪談判、去年12月簽署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今年5月20日，被歐洲議會以599票贊成、30票反對和58票棄權，凍結審議程序，就是典型一例。

國內面臨四重巨大壓力

第一，疫情此起彼伏

從去年初到今天，中國的疫情此起彼伏，一直沒有消停過。從武漢到北京到黑龍江到大連到上海到廣州，病毒仍在中共大陸到處轉圈。

近期，廣州疫情嚴峻，主要為印度變種病毒傳染，10天不到出現第五代傳播個案。廣州部份地區風險等級升級。2020年底，廣州市醫護人員有17萬多人，但是，近期，珠海、中山、東莞、深圳、惠州、清遠、韶關7個城市出動5,600醫護人員支援廣州。可見真實的疫情可能比中共報道得要嚴重得多。

6月3日，推行傳出一段廣東醫生聊天語音記錄。其中談到：「廣州跟佛山實質已淪陷了，只差沒有封城」。每天新增確診超過200人，30%是無症狀感染者，番禺中心醫院已派出第二批次到廣州支援，第一批已經累倒了。

不排除下半年或中國其它地區出現較嚴重疫情的可能性。

第二，極左派回歸文革的壓力

1966年至1976年，毛澤東發動的十年文革，給中華民族帶來浩劫大難。1980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文革是一場給「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

但是，近兩年來，深陷嚴重危機的中共，日益向左轉，出現向文革回歸的趨向。集體領導變成個人集權；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變成黨政合一、政企合一；大力發展民營企業，變成國進民退；解放思想變成思想僵化；言論有限自由，變成全面禁止不同意見或反對意見；對外開放，變成外資、外企撤離，與美國打貿易戰等；香港的「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等。

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旅美政論家陳破空認為：「所謂習近平思想，其實就是王滬寧思想。習近平的極左，很大程度上，來自王滬寧的極左。事實上，這位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才是當今中共的大腦和極左思潮的源泉。」這個評論在某種程度上是事實。

2021年清明節，文革中害人無數、被判處死緩、後自殺身亡的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的墓地，向公眾開放，竟然有不少人去祭拜。否定文革的前總理溫家寶的文章，被全網封殺。新編《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十年文革僅一頁紙一帶而過。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第三，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改革派的壓力

5月27日，大陸網易刊登了微信公眾號「經濟學黑板報」題為「一份罕見的高層談話記錄，信息量巨大（高手對決，沒有廢話）」的文章，全文轉載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與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對談實錄。

弗里德曼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主張自由市場經濟聞名。趙紫陽是中共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9年鄧小平下令「六四」天安門屠殺、趙紫陽被趕下台之後，中共改革派逐漸失勢。但是，畢竟，中國國門已打開四十多年，許多中國中上層人士，有的在國外受過教育，有的經常出國訪問，有的家屬、子女早就移居國外，見識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對改革開放仍心嚮往之。他們仍在盡力發出自己的聲音。

第四，各階層民眾抗爭的壓力

今年是中共當政72年，被中共高壓和欺騙72年的中國人民，一直以各種方式反抗中共暴政。

其中包括：無論怎麼努力都沒有希望的「躺平」的中國年輕人，大瘟疫受害者，冤假錯案受害人，民營企業家，人權律師，大學教授，退伍老兵，上訪群眾，公民記者，民運人士，「天安門母親」，新疆人，香港人，法輪功學員等。

1989年六四屠殺後，從1990年至2020年，香港人連續31年在維多利亞廣場舉辦紀念活動。但是，到2021年，中共疫情為藉口，禁止香港人舉辦紀念活動。這一天，從香港到台灣到世界各地，仍有相當多的人紀念「六四」。6月4日清晨，身在美國的我，打開社交媒體，全都是「六四」屠殺的消息。中共越想掩蓋，真相傳播得越廣。

中國人民反抗中共暴政的一個重要方式是「三退」，即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據大紀元退黨網站統計，至今已有3.78億中國人「三退」。中共統治的根基已經動搖。有人直言，中共政權崩潰只缺一個爆發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