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世界的目光似乎都聚焦在台灣。這座島嶼所受到的國際關注度，遠遠超過其在地圖上的小小面積。我們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這樣的新聞：中共空軍跨越了兩國之間的非正式分界限，又或者中方船隻侵入了台灣領海。頗有口碑的《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更是直接將這座島嶼稱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這樣的局勢已經引起了美國政府最高層的關注。今年1月，美國軍方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負責人菲爾·戴維森海軍上將（Admiral Phil Davidson），在參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前作證時說：中方在該領域投放的武器量和使用方式令他確信，中共當局可能在未來六年內，試圖奪取對台灣的控制權。
幾周後，在約翰·阿奎利諾海軍上將（Admiral John Aquilino）宣誓接替戴維森的聽證會上，人們再次聽到了同樣的擔憂。北京在中印邊界採取的行動、對待維吾爾族人的方式以及對香港公民自由的壓制，都被明確地解讀為，中共為實現其野心，正採取比美國所預期的更加激進、急躁的策略。有關中共對不久的將來接管台灣所做的準備，阿奎利諾點明了局勢的緊迫。他在3月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說：「中國（中共）認為，建立對台灣的全面控制是其『第一要務』……而我的看法是，這個問題比大多數人想像得更加迫在眉睫。」
祖·拜登就職總統後，日本首相菅義偉是出訪美國的第一位高級來賓。而台灣，也是拜登與菅義偉會談中的一個重要話題。兩國的聯合聲明雖然沒有提供太多細節，但都強調雙方將致力於維護台灣海峽的穩定和平，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如何處理「台灣的情形」，以及對中共何時吞併台灣的猜測，儼然已經成了一個作坊產業。中共宣稱必須「統一」一片自己從未統治過的土地，而台灣人顯然並不希望成為中共的一部份。坊間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意見，從允許台灣獲得核武的極端措施，到無所作為。其中相對可行的包括：
· 採用豪豬戰略（Porcupine Strategy），讓台灣想方設法抵擋中共的戰略目標，而非試圖摧毀其武器系統。為了應對可能的長期封鎖，台灣應儲備關鍵物資並建立基礎設施，以確保在美國不立即干預的情況下，能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滿足其公民的需求。重要物資也可以通過空運，為干預爭取時間。如此一來，只要中共不是不顧一切高昂代價和風險，它雖然可以進攻和破壞，卻不能徹底擊敗台灣。
· 利用美元的經濟地位，施加令對方無法承受的損失。支持者認為，美元仍然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關鍵貨幣，所以華盛頓可就此對中方施加可觀的壓力。
· 乾脆停止談論這個話題。倡導這種方法的人認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曾宣稱，收回台灣絕不能留給子孫後代，而這一言論已經太被當真了。美國對襲擊的憂慮，可能反而會刺激北京採取行動，在實際上製造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 採取阻塞點（chokepoint）的策略。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 Austin）提出了一個「綜合威懾」的概念，呼籲盟友國為未來戰爭做好準備。而地理環境決定了日本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南塞島（Nansei Islands）島鏈中有眾多的阻塞點，從九州島的最南端一直延伸到台灣北部。
· 徹底摒棄「戰略模糊」。戴維森海軍上將在作證時指出，儘管該策略在過去發揮了作用，「但每過一段時間，這些事情就應該被重新考慮。我期待這方面的對話。」
· 接受美國是一個衰落的大國，也因此須削弱其承諾，以減少和中方開戰的機率。在優先級的排序上，南韓和日本要高於台灣。
老實說，上述的策略沒有一個令人滿意。
智囊機構布魯金斯（Brookings）的分析師邁克爾·奧漢隆（Michael O’Hanlon）就指出，豪豬防禦（porcupine defense）可能會收效不佳。採用海雷、從海岸炮台和直升機發射反艦導彈，以及抵抗中共軍隊海灘登陸的努力，並不能應對中方其它非直接的戰略。
將中共從全球經濟中冷凍和分割出來，更是幾無可能。因為它已經佔據了太大的比重。這樣的做法，也會遭到美國和它國的金融大鱷的抵制，因為這種做法會讓他們蒙受損失。
如果美國在中共吞併台灣的問題上保持沉默，北京很可能會將其解讀成一種戰略上的默許。
利用南塞島（Nansei Islands）的阻塞點策略，必須考慮到這些島的地理特徵：不僅是其戰略位置，還要考慮到這些島嶼大多位於低地或者火山區的實際情況，這些特徵都限制了島嶼上的可用土地空間。而在那些條件適合的島嶼上，當地的居民並不喜歡接納軍隊和工事。
當被問及放棄戰略模糊的選項時，國家情報總監艾弗里爾·海恩斯（Avril Haines）表示，這樣做將越發使北京覺得，華盛頓有意遏制中共政權，相應地，中共「可能」因此在全球範圍內尋求破壞美國的利益。其他人則表示，明確捍衛台灣的承諾，會鼓勵台北政府採取輕率的行動，可能最終會將美國拖入與中共的戰爭中。
正如國際關係中出現的許多困境一樣，問題的重點常常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經過仔細的考慮，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的危害似乎是最小的。
海恩斯女士的評論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幾十年來，北京一直在說，美國試圖阻止中共的崛起。因此，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這種常常掛在嘴邊的說法，並不會因為美國放棄戰略模糊的策略而發生改變。
而且，長久以來，中共政權一直在尋求損害美國的利益，以及其它自由民主世界秩序的利益。
最近，美國的戰略清晰聲明被指控為挑釁。這種指控甚是荒謬，因為中共發表的言論更具炮火味。在最近的一個例子中，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對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如果日本捲入台灣問題，中日關係將面臨「最嚴厲的報復」。《環球時報》一篇署名社論還明確表示，如果日本自衛隊捲入台灣危機，日本的軍事基地也將遭到打擊。
切斷美國與台灣的聯繫，將使南韓和日本的防禦變得更加困難，而不是更加容易。在我們放棄台灣之後，這些國家的人民對美國的承諾又能抱有多大的信心呢？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共吞併台灣，中方的領海將危險地靠近日本，距離最短的地方只有60英里。在民主國家，誰都無法完全確信誰能當選國家的最高職位，比如，誰又曾預料到，陰晴不定的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會當選。但是，台灣政界卻時刻留意著比鄰的一舉一動。台灣總統蔡英文曾說，「如果獲得支持，我們既不會屈服於壓力，也不會輕舉妄動。」
公開的挑釁是沒有必要的。多年來，自由民主國家一直在盡力應對中共不斷擴張領土的灰色地帶策略（gray zone tactics），但那些策略並不值得回應。而現在，是時候以實際行動回應了。可以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確保台灣得到我們的支持，逐步淘汰戰略模糊，並且為台灣提供所需的支持措施，來抵禦來自中方的壓力。
原文The Future of Strategic Ambiguit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喬恩·特費爾·德雷爾（June Teufel Dreyer）（中文名：金德芳），是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拉姆斯菲爾德基金會（Rumsfeld Foundation）顧問。他曾擔任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委員。德雷爾博士著有多部關於中國少數民族、政治制度、中台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書籍。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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