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中共政權一直能夠依靠一個強大的集團在華府代表其利益：美國企業。
這是《顛倒的世界：美中世界領導權競爭》（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Leadership）一書的作者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的觀點，他想結束這一切。
曾在列根政府擔任貿易官員、現為華盛頓智囊「經濟戰略研究所」總裁的普雷斯托維茨告訴《大紀元時報》，由於大企業在美國政治中扮演的特大型角色，現在中美關係存在「瘋狂的失衡」。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美國企業在政治和貿易談判方面更能代表中國，而不是美國」。「這是一個我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大問題。」
以蘋果公司為例，該公司的大部份產品都在中國組裝，並將中國視為其第二大消費市場。普雷斯托維茨認為，蘋果公司的行政總裁蒂姆‧庫克（Tim Cook）對美國政治精英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他向政客提供巨額捐款，幫助他們贏得國會席位。他有大量的律師和遊說者」，普雷斯托維茨說。「他在華盛頓是個很有權勢的人。」
然而對北京，普雷斯托維茨說，這位行政總裁「跪了」，「他和其他人一樣，受黨的擺佈」，他補充說，指的是中共。
當這些大公司負責人與官員和國會議員接觸時，他們說自己代表了美國企業的利益，但普雷斯托維茨形容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他們不代表美國企業，他們代表的是中國。」他說。「蒂姆‧庫克不怕祖拜登，但相信我，他怕習近平。」
助中共崛起
普雷斯托維茨在書中詳細介紹了美國企業如何成為中國的支持者。自理查德‧尼克遜總統（Richard Nixon）在上世紀70年代，為中美關係的開啟鋪平道路以來，美國與中共政權近40年的接觸一直貫穿著這個模式。歷屆政府都鼓勵美國對華貿易和投資，希望全球化能讓這個共產國家變得更加民主。
1989年6月，發生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中共政權暴力鎮壓支持民主的學生，該政權面臨著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孤立。然後，在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喬治‧H‧W‧布殊 （George H.W.Bush） 總統向中共伸出了援手。布殊派遣他的國家安全顧問秘密訪問北京，向中共領導人傳達信息，他將盡最大努力恢復兩國關係，並阻止國會削減貿易的努力。他繼續進行貿易的理由是：「由於人們有商業動機，無論是中國還是其它極權制度，走向民主是不可阻擋的。」
中共還找到了克林頓總統這個合作夥伴，他是「建設性接觸」的熱心推動者，曾在2001年促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克林頓在2000年向美國公眾兜售這項協議時說，此舉意味著中共政權將「引進民主最珍視的價值之一——經濟自由」，這將「對中國的人權和自由產生深遠影響」。
顯然，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
此後，中共擴大了針對宗教和少數民族的侵犯人權行為，並在大陸和香港各地扼殺批評者的聲音，同時通過部署世界上最廣泛的科技監控系統，加強了對中國公民的控制。
在一波波外國投資的推動下，該政權使用了大量不公平的貿易做法，促進了國內工業的發展，在此過程中摧毀了美國製造業。現在，它試圖在高科技製造業方面引領世界，並將自己的技術專制模式打包出口到全球各地。
然而，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最終是如何被普雷斯托維茨所描述的、即通過貿易實現自由化的「海妖之歌」所誘惑的呢？
他在書中寫道：「我認為，答案是，他們拚命想要相信（通過貿易實現自由化）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主要掌管華盛頓事務的企業看到了中國的巨大商機，決心從中獲利。其次，當時的權威學者告訴他們，這一切都是真的。」
作者接著說明了企業老闆、華爾街銀行家和變成華盛頓遊說者的前官員，是如何急於在中國市場套現的。摩托羅拉前行政總裁高爾文（Robert Galvin）利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機會——當時孤立無援的中共急需外國支持者——談判達成了一項有利的協議，將公司的工廠遷往中國。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前行政總裁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和聯邦快遞（FedEx）的行政總裁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都渴望從中國這塊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他們也是國內政權的強大朋友。
史密斯「成了玩弄華府的高手，把前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安排在他的董事會中，像『格林伯格』一樣向所有有影響力的議員捐款，並為選舉活動大筆捐款，」普雷斯托維茨寫道。
20世紀90年代初，在華爾街，時任高盛投資銀行高管的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率先提出了一項計劃，幫助中國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SOE）整合成大公司並上市。中國國有企業在國內外交易所籌集了數千億美元，為華爾街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淨利潤。保爾森後來成為喬治‧W‧布殊總統時期的財政部長，現在是保爾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的負責人，該研究所在官網上說，其是一個智囊，「致力於促進美中關係，為維護全球秩序服務」。
「保爾森作為一個自詡為中國專家的人，做了大量的寫作和演講」，普雷斯托維茨寫道。「但沒有證據表明，他或華爾街的其他任何人明白，他們不僅沒有將該國私有化，反而加強了黨的專制統治，及其把權力投射到中國境外的能力。」
蘋果、聯邦快遞和保爾森沒有立即回應此評論的請求。
追究企業的責任
作者建議加強《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使與中國有業務往來的公司和其它組織必須披露他們的聯繫。
「他們在為公眾作證、演講或寫作時，都應該被要求充份披露他們的政治捐款和與中國的關係」，普雷斯托維茨寫道。
回到蘋果行政總裁的話題上，他強調，「公眾必須知道，當庫克談到中國時，他是北京方面的人質，因為蘋果在那裏有大量的生產業務。」
蘋果和其它西方公司向中共政權屈服的例子不勝枚舉。在2019年香港民主抗議活動最激烈的時候，蘋果從其App Store中刪除了一款允許抗議者追蹤警方活動的應用程式。此前一天，中國官方媒體斥責蘋果公司批准這款「有毒」應用程式，幫助香港抗議者。刪除後，蘋果表示，該應用程式被下架是因為它對公共安全構成風險。
大約在那個時候，影片遊戲公司動視暴雪（Activision Blizzard）也暫停了一名為香港抗議者發聲的知名玩家。
除了提高透明度之外，普雷斯托維茨還希望某些大型跨國公司在聯邦政府註冊一份許可證，而不是在一個州（通常是特拉華州）註冊。他說，這份聯邦許可證將對企業制定更嚴格的標準，例如企業如何在政治上行事，以及如何在其它國家開展業務。
書中說，例如，美國可以懲罰那些幫助外國政府鎮壓其公民的公司，或者屈服於外國勢力的要求，危害美國人的言論或宗教自由。
普雷斯托維茨說：「你可以利用許可證來真正約束公司，真正讓行政總裁和最高管理人員承擔責任。」
原文US Must End Corporate America』s Subservience to Beijing: Exper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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