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名駐華澳洲記者半夜遭到中共公安的「訪問」，他們迅速向澳洲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求助，但仍遭中共國安持續威脅，之後在使領館外界協助下「緊急」逃離中國。澳洲廣播公司記者比特爾斯和澳洲金融評論記者史密斯在安全抵達澳洲後，分別回顧了自己的這次驚險遭遇。
比特爾斯9月8日在ABC發文說，9月2日晚間他在位於北京的住處，與朋友和同事舉辦離別聚餐，因為成蕾被捕後，鑒於澳中關係緊張，澳洲政府已經提醒駐華記者離開。「我不想離開（北京），儘管澳洲女主播成蕾被拘留的消息令人不寒而慄，但我仍然感到安全，似乎一切正常。」他說。直到那天半夜7名警察的出現，一切都變得「不正常」了。
「我打開門，看到兩名穿著制服的警察，我還以為他們可能是因為接到吵鬧投訴來的。然後我再伸出頭，看到另外五個穿著便衣警察。我這時才想，『哇！這些擔憂是真實的』。」「他們說我『參與』了一個案件，並告知已經對我實施了出境禁令，還說第二天下午會給我打電話，約我『聊天』，然後離開了。」
比特爾斯對中共警察的行動非常困惑，「為甚麼要7個公安在午夜集體出動？為甚麼要等到第二天下午才能打電話？為甚麼他們當時不詢問我呢？」第二天早上，比特爾斯去澳洲在北京的大使館要求救助。之後他在大使館住了4天，中共官員在那段期間仍不斷聯繫他，要求與他面談。
「澳洲大使館建議我不要離開大使館，拒絕（中共）約談要求，理由是缺乏安全保障。我這樣做了，但電話另一端的人似乎毫不奇怪，好像他們在電話裏按照腳本在讀一樣。」最終，新聞工作者的好奇心讓他接受了中方的會面要求。最終，會談被安排在夜間，在三里屯的一家中檔酒店進行。
「我被帶到酒店的22樓，那裏有幾名男子把守著，他們向我指著一個房間的門。進門後，裏面有3名警察、一名翻譯和一台攝錄機對準我要坐的沙發。」比特爾斯說。
主要審問比特爾斯的警察就是午夜敲門的人，他用京腔詢問比特爾斯的基本情況（姓名、工作、在中國工作了多長時間）。「搞笑的事情開始了，他問我寫的故事是不是都跟中國相關，我說是的，然後他要求我列舉一些『重要的（中國）話題』。」比特爾斯說。「然後，我被問到是否報道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以及我通過甚麼『渠道』獲取信息。」
這些看起來都是一些表面的問題，審問的警察甚至還會「開幾個玩笑」，但是他馬上就轉到了一個看似重要的問題，「他們說我參與了成蕾的案件，成蕾因為涉及國家安全而被調查。」「我認識成蕾，但沒有深交。顯然我不會是警方打聽成蕾的第一個的人。」
第二天，比特爾斯登上了回澳洲的飛機，並與澳洲金融評論的史密斯相聚，他們在航站樓享用了在中國的最後一餐，就乘坐長途飛機回了澳洲。比特爾斯說，自己在北京工作了7年，對這個城市有深深的感情，現在以這種形式被迫離開，感到「非常失望和悲傷」。
「我擔心被消失」
而史密斯則回憶自己的經歷說：「半夜12：30，我被前門重重的敲門聲驚醒。」有7名警察進入了他的住處，他們把史密斯圍起來，用攝錄機拍攝，並向他宣讀了一份聲明，指稱他是國安調查的相關人，但不是調查的直接對象。史密斯說：「他們用強光照著我的臉，很恐怖。我非常害怕。」史密斯說，中方告訴他不能離境。
史密斯說，習近平治下的中國生活。即使你沒有涉嫌犯罪，當局仍可以在半夜闖入你的家中，恐嚇並騷擾你。這是一個被強迫上電視自白，並且有六個月或更長時間的監禁，然後才可以接觸律師的國家。
這次的事件有兩點驚人之處。首先，儘管外國記者經常被驅逐出中國，但這是第一次被禁止離開中國。
其次，此次事件是有安排的，同樣的造訪也發生在澳洲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比特爾斯（Bill Birtles）在北京的公寓，七個人也出現在他家門口。此舉顯然是具政治性的。
那天晚上我幾乎沒睡。第二天早上，我去了澳洲駐上海領事館辦公室。接下來的五天，我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度過。
幾天後事情有了突破，澳洲外交部和中共國家安全部就一項安排達成了協議。這意味著比特爾斯和我本人可以在我們接受問訊的前題條件下離開中國。這是一個冒險的舉動，也別無選擇。
我的問訊於9月7日下午在嘉里飯店31樓進行，這是上海浦東新區一棟不起眼的高層酒店。澳洲領事館官員陪同我去，但他並未被允許參加會議。
一小時的問訊沒甚麼大不了的。他們問我關於我待在中國期間所報道的事件類型，與誰交談過以及與其他記者的關係等問題。他們問我是否認識成女士。我和成女士從未講過話。當這齣戲結束後，我可以自由地離開了。
當我的航班於9月8日早上降落在陽光明媚的悉尼海港時，我由衷地感到這座城市前所未有地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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