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黃子悅：化悲憤為力量 背負暴動罪參選

【珍言真語】學民思潮前發言人黃子悅：97年在香港出生，抗爭是與生俱來的責任；被控暴動罪，憤怒轉化力量參選立法會；街頭抗爭不是暴徒，制度暴力才是真殘忍；香港人和手足就是希望。（大紀元香港新聞中心）

香港立法會9月6月換屆選舉在即，民主派「35+公民投票」初選將於7月11日至12日舉行，由全港市民投票。6月21日晚，年僅22歲的學民思潮前發言人黃子悅宣佈參加新界西初選。22日接受「珍言真語」採訪時，黃子悅表示，去年被控暴動罪之後經過幾個月的沉澱，決定化悲憤為力量，通過參選立法會傳達抗爭者的聲音。

1997年出生的黃子悅就讀於嶺南大學視覺藝術系，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還是中學生的她就曾絕食118個小時抗爭，展現驚人意志。去年11月18日在聲援理大事件中被控暴動罪。

被控暴動罪，一旦定罪，可處監禁十年，突如其來的政府指控打亂了她有序的生涯規劃，朝氣蓬勃的大學生活戛然而止。「我決定出來參選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已經被控暴動罪，刑期會非常之嚴重，基本上影響了我的整個人生，其實都可以說沒甚麼可以失去了，因為就算我不出來反抗，那個控罪已經在了。」

6月20日「港版國安法」草案細節出籠，一旦實施，民主派候選人即使初選成功，亦有可能在投票日前被取消參選資格（DQ）。

對此，黃子悅無懼壓力，「在現今的香港，當政權的打壓這麼全面的時候，其實只要你是一個堅定的反抗者，都會有機會觸怒到中共，你只要是反對暴政，根本無可避免要面對中共的打壓，所以會不會被DQ或面臨更高的刑罰，如果真是想為香港付出或做一些事的人，已經不會去考慮這個事了。」

中學起就已開始參加社運，年紀輕輕，對抗中共強權，黃子悅已經歷了許多，也因此鍛就出一份超乎於同齡人的沉著、堅定信念，更珍惜「手足」間的道義情誼。

「中學時候我已經開始面對不同的壓力，或者要面對輿論等等，慢慢學習到怎麼樣去調節情緒。以往雖然有很多很絕望的時候，但是，絕望是那個現實的環境，而希望這個東西是基於信念。所以，當我的信念越來越堅定的時候，無論現實的環境有多麼的差，但是身邊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令我可以克服得了這些困難。」

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香港年輕人主導運動的規模、理念和良好秩序贏得了全世界的讚賞，抗爭的信念震撼全球。

97年9月出生、與主權移交後的香港一起長大的黃子悅說：「我覺得很多年輕人，真的在見證著香港的一個巨大轉變。但是也有一些悲哀，我一邊成長，一邊見證著香港越來越走向下坡。所以我覺得，其實『反送中』運動代表了要去反抗，或者是一場所謂的時代革命，這已經是我們這一代與生俱來的一種責任或者命運。」

這一份對時代的責任，鼓舞著香港年輕人奔赴在對抗極權的前線，也形塑出他們的人格特質，「已經不會像以前一樣只重視在物質上要得到多少滿足。經歷了這些運動後，反而更加明白到思想、人性或者理念對於人更加重要。」

面對中共的步步近逼，她坦言恐懼無所不在，但被逼至退無可退時，萌生的勇氣也超常巨大。「我覺得大家都會有恐懼的情況，但是還是那句話，其實是（中共）政權已經逼得大家有一種無路可退的感覺。既然是到了這種情況的時候，不如放手一搏。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的心情。」

以一個抗爭者身份且背負暴動罪指控而參選，此次爭取立法會議席，黃子悅認為猶如對中共極權的宣戰，意義重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爭取的戰場，或者是其中一個可以為更多的抗爭者表達聲音的地方。我相信如果一個被控暴動、被（中共）政權說是『暴徒』的抗爭者，她居然可以得到足夠的民意授權進入立法會代表人民的時候，我想，這無論是在國際社會還是在香港本地，都是對（中共）政權的宣戰。」

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記者：能否自我介紹一下？

黃子悅：我今年22歲，現在在嶺南大學就讀視覺藝術科目。其實我本身以前一直在不同崗位上參與一些社運或抗爭，一開始曾經加入反對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關注組，之後也加入學民思潮，在雨傘運動時參與過絕食，之後就做了發言人，但「學民」完結後，我就改為低調一些，參與一些公民教育組織。

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中，我沒有加入任何組織，以個人的身份，與很多普通香港人一樣，是以一個無名的抗爭者走上街頭。但很不走運，在去年11月理大一役之中，那個時候發生了油麻地人踩人事件，我在那裏被捕，被控暴動罪。

因為這個罪名，使我想繼續讀書或去外國進修的計劃被打斷了，但也使我去思考，既然我本身已經背負這個指控，我也不介意去做多點，會不會藉著這個身份，當政權逼得我無路可退的時候，反而可以走得更加前呢？所以這樣就開始考慮參選。

記者：你是以一個抗爭者身份和背負暴動罪、最高可到十年的刑罰去宣佈參選的，你雖然很年輕才22歲，就已經經歷了這麼多事情。這個參選決定是甚麼時候做的，是否有思想的掙扎？

黃子悅：是有的，我是去年11月18日被人告暴動罪之後，其實一開始的確是有很灰心、很絕望的時期，因為原本人生的計劃被打斷，也很迷茫，也有很多恐懼，也因為這樣，沉寂了兩三個月的時間。直到武漢肺炎（中共肺炎）爆發，開始慢慢過了幾個月沉澱之後。

這幾個月其實我有很多時間，都是自己一個人，等待判刑或等待上庭，就開始想，自己是否甘心就這樣甚麼都不做，就由香港這樣變差下去呢？發現自己不甘心這樣做，既然寧可被絕望把自己整個困在家裏、甚麼都做不了的時候，反而會不會藉著那種不甘或對於政權將你判成一個暴徒這種憤怒轉化為力量，去多做點事。

所以，其實都是最近在3月份的時候才開始想是否去參加選舉，是這樣的。

警察多次口頭性騷擾不怕打壓做堅定反抗者

記者：你3月份開始考慮參選。我們還看到你的新聞，5月份在旺角那裏被警察羞辱，所以比較關注。上一次5月份的事情給你帶來甚麼影響呢？

黃子悅：你是說街站那次嗎？

記者：不是，就是那次警察評論你的身材……

黃子悅：喔，其實那一次已經不是第一次警察口頭上有性騷擾，因為在上一次就是去年11月份被抓的時候，其實沒有鏡頭也沒有被記者拍到，但那個時候警察都做出一些不是很尊重的評論，他對所有被捕人士其實都是同一個態度。

所以對於警察這樣做，我本身已經有了這個免疫力，也就是覺得根本上他們這麼沒有人性的人說這些話已經不出奇，但是另方面始終會有一種憤怒，因為確實他們是一個被稱為人民的公僕，但反而這樣對待香港人，仍然會有一種憤怒的。

5月那次的限聚令被控票，我純粹想上街買些自己需要的物品，但這樣都會被警方控告的時候，真是感受到這種政權的壓迫，無論你是否有意去反抗，或只不過是路過都會影響到自己，那個影響已經很深、很全面了。

記者：上個星期六（6月20日）港版《國安法》已經公佈了細節，裏面很多包括特首可以指定法官，類似這樣的惡法會不斷在香港實行，你參選立法會是否會怕被DQ（取消資格）或面臨一些更加嚴重的打壓？

黃子悅：實際上，我本身決定出來參選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已經被控暴動罪，刑期會非常之嚴重，基本上影響了我的整個人生，其實都可以說沒甚麼可以失去了，因為就算我不出來反抗，那個控罪已經在了，那個司法程序已經在進行著。

其次就是我覺得怕不怕被人DQ（取消資格），其實在現今的香港，當政權的打壓這麼全面的時候，其實只要你是一個堅定的反抗者的時候，無論你講反對《國安法》或幫一些人去維權，很多時候都會有機會觸怒到中共，其實根本上你只要是反對暴政的話，你根本無可避免有機會去面對中共的清算和打壓。

所以，會不會被人DQ（取消資格）或會不會面臨更高的刑罰，如果真是想為香港付出或做一些事的人，已經不會去考慮這個事了。

記者：講一下11月18日油麻地人踩人的事，當時為甚麼會被控暴動罪，當時的情境是怎樣，可不可以給我們回顧一下？

黃子悅：我可以講一點點大概情況，但我不能講得太詳細，因為是案件的內容。其實那時候就是理大那件事情，因為有一些學生被困在裏面，警方有很多很暴力的對待，所以有很多市民上街去聲援，想救這些理大學生，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就被控暴動罪，事實上警方在過往一年「反送中」運動中，確實他們抓了很多人，都是以暴動罪抓的，實際上很明顯是一個濫捕。

因為他們抓了一千多人是暴動罪，但是最後確實能正式可以起訴的、可以進入司法程序的只有一半，包括我在內，實際上還在審訊期間，還沒有正式判刑，亦不知道結果是甚麼。

記者：那個時候你有沒有受到驚嚇啊？

黃子悅：都一定有的。就算對抗權力的時候，會有一些基本的心理準備去面對不同的打壓或被捕等等。但是到了真正被逮捕甚至知道（被控）暴動罪的時候，那個沉重的心情都會出現，而且還會有恐懼，畢竟可以想像得出，原來真是有機會萬一要坐十年（監獄）。所以一開始都會有一些絕望的心情。

但是，後來我慢慢想和看到還有其他不同抗爭者的經歷，或者認識到其他和我（一樣的）被告的抗爭者，慢慢就開始會想，與其不停地絕望地等，不如利用這種絕望去做更多的事情。

記者：看到很多，特別是女孩子，因為（我們）也採訪了很多，身處在香港這樣的一種壓力下，有些人都有情緒問題、抑鬱症等。你是如何去克服自己的恐懼的？

黃子悅：其實，我一直都在吃一些（醫治）情緒病的藥。但是我想也是關於經歷的問題。其實我本身在我比較小的時候——中學高中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參加社運。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面對不同的壓力，或者要面對輿論等等。當中當然有被情緒打擊到的時候。但是經歷了那麼多年，我也慢慢學習到怎麼樣去調節這種情緒。

以往雖然有很多很絕望的時候，但是，絕望是那個現實的環境，而希望這個東西是基於信念。所以，當我的信念越來越堅定的時候，無論現實的環境有多麼的差，但是身邊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也令我可以克服得了這些困難。

97年出生和香港一起成長與生俱來的責任

記者：你覺得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甚至更長，對香港的年輕人有甚麼改變呢？

黃子悅：我覺得很多年輕人，他們真的在見證著香港的一個巨大轉變。我想，上一個巨大的轉變可能是97年的主權移交，我碰巧就是97年9月才出生的，沒有經歷過英國殖民時代，但是碰巧就是和香港一起長大，從零歲到現在22、23歲。但是（同時）也有一些悲哀，就是，我一邊成長，一邊見證著香港越來越走向下坡。

所以我覺得，其實「反送中」運動代表了要去反抗，或者是一場所謂的時代革命，這已經是我們這一代與生俱來的一種責任或者命運。我想，這也使很多年輕人已經不會像以前一樣只重視在經濟上要有多少錢，或者在物質上要得到多少滿足。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經歷了這些運動後，反而更加明白到思想、人性或者理念對於人更加重要。

記者：你知道中共在歷史上已經70年了，它（中共）一直在不斷地製造恐怖，包括中國大陸的人，都在被壓迫，但是他們很少會像香港人這樣反省。為甚麼香港的這幫年輕人與眾不同？你們對中共政權是怎麼看的？為甚麼你們不怕它？

黃子悅：我覺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分別是，畢竟香港人在前幾年，我們接觸到的資訊比較多，比較全面和客觀。我們看到很多可能在大陸不允許發表的一些真實的資訊。其次也與公民教育的不同有關。雖然香港人以前的政治意識都不算特別高，但是至少，我們接觸到的關於民主自由等等的教育和意識是比較高的。

此外，我們還可以對照借鑑大陸的情況，看到中共以前所做的事情會接著在香港再來一次的時候，那我們就更加可以看到這個教訓，為甚麼香港人要站出來反抗？因為大家都看到，如果我們現在不出來反抗，我們接下來的命運就會變成像中國大陸現在的這種情況，甚至會更加差。

當然，是不是不恐懼？我覺得大家都會有恐懼的情況。但是還是那句話，其實是（中共）政權已經逼得大家有一種無路可退的感覺。既然是到了這種情況的時候，不如放手一搏。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的心情。

記者：你最近在加拿大，將香港人的心聲帶到那裏。你覺得國際社會對香港情況的關注度是甚麼樣呢？

黃子悅：我覺得，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情況都很關注。因為畢竟香港在中共的獨裁政權下，很難得有這麼多人出來反抗。而這個地方，有可能接下來這些自由就會消失，甚至變成和中國大陸一模一樣，我想大家都會有特別的關注。同時再加上香港也在影響著中國和其它國家的一些利益或者經濟交易。所以我想國際上都有一定的關注。

但是同時我也明白到，畢竟外國或不同的國家，他們沒有義務一定要幫香港，所以其實到了最後，香港人除了去依賴一些外國政府的支持之外，要做更多的民間交流，重點就是要連結不同地方的抗爭者。另外，最終都還是要靠我們香港人自己在本地的抗爭。

記者：你希望這次的參選帶來甚麼改變呢？

黃子悅：其實我參加這一個選舉，立法會的議席對我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唯一的目標。這只是其中一個我覺得可以爭取的戰場，或者是其中一個可以為更多的抗爭者表達聲音的地方。

我相信如果一個被控暴動、被（中共）政權說是「暴徒」的抗爭者，她居然可以得到足夠的民意授權，進入立法會代表人民的時候，我想，這無論是在國際社會還是在香港本地，都是對（中共）政權的宣戰，或者反映了民意。

如果（中共）政權到時候再DQ（取消資格）我的時候，就更加會顯露出（中共）政權是多麼的卑劣。

在街頭抗爭的不是暴徒制度暴力才是真殘忍

記者：那麼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暴徒？

黃子悅：我覺得自己絕對不是暴徒。因為真正的暴力，我覺得很多時候，未必是大家所見到的打爛東西或者扔東西。真正的暴力根本是一些擁有權力的人，他們在制度上的暴力。

當然那些暴力就不是像大家看到的這麼明顯，但實際上這些（制度上）暴力更加殘忍，因為他們有權有勢，就可以隨心所欲打壓弱勢（民眾），所以那個才是真正的暴力。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在過去的一年都已經看到了。

記者：你們這次這麼多人一起參選，會不會攤薄票源，你怎麼看這個協商機制？

黃子悅：我覺得有這麼多人想站出來從政或者參選，也不一定是壞事，因為有更加多的聲音，或者更加多不同的人出來，才可以令到香港人有真正的選擇，也可以令到大家去選一個真正最能夠代表到他的人。

當然，關於會不會分薄票源等等的問題，我參加這個初選，始終都希望以35+為前提，真的使更多的民主派的人進到議會，這是我為甚麼要參加初選（的原因），以及因為初選畢竟是一個相比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它是一個不會有DQ（取消資格）的選舉，相對是公平的，也令香港人可以不需要想會不會被DQ（取消資格）這個問題，而選一個真正可以代表到他們的人。

絕望時反而更懂珍惜香港人和手足就是希望

記者：這個選舉對你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黃子悅：我想這個選舉對我最大的挑戰反而可能是資金或者人力方面，因為對於抗爭的意志本身，我相信自己都非常堅定了，尤其已經被控這個「暴動罪」的時候，我自己基本上也不會想甚麼其它的退路的了。

但是，畢竟因為我現在，相比以往可能有不同組織，我這次是一個獨立的候選人，也沒有一些很傳統出名的政黨或者一些大財團的支持，所以很多時候很多東西都要親力親為，自己慢慢去做，相對以前可能就會比較辛苦，但是同時也因為這樣就會更加珍惜大家對我的支持和信任，因為你會明白那些支持和信任是來之不易的。

記者：講講你自己的成長經歷，你這麼早就已經參加了「傘運」，還絕食，那時侯你還很小，你最早的政治覺醒是甚麼時候？

黃子悅：其實我很小的時候，我父母有跟我提過一些關於89「六四」的事情，那時應該就是我對政治或者對中國的第一個認識，但是我真正第一次去參與一些社運場合就是，中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參加「六四」的晚會和參加「七一」遊行，之後就出現了那時候的「反國教」事件，所以我也想去，覺得自己也可以做一點事，於是就加入了「學民思潮」。

在「雨傘運動」那時，自己仍然是一個中學生，能力上也覺得自己未必可以走得這麼前，或者當時未必能夠承受被捕的風險，所以我就選擇了用另外一個方式，就是絕食，去對抗這個政權。

經歷了這麼多，回顧以前，可能都覺得有點幼稚，或者有些言論也可能不太成熟，畢竟因為年紀或者經歷的問題，但是我想，這幾年大家都經歷了很多和成長了很多，所以我也相信很多人見到我一路成長的同時，那份真誠還在。

記者：看到香港年輕人在這個運動中有很多不同的口號，包括他們現在很多人喊出「天滅中共」的口號，你對這個事怎樣看呢？

黃子悅：我覺得所有口號都是一個言論自由的表現，也表現了一個反抗的意志，當大家連口號都不敢喊的時候，就更不要說去做其它行動。我想大家喊一些口號抒發那個憤怒，因為都是基於政權對我們做了一些很殘暴不仁的事情。如果大家有一個同理心，一定都會看到這些事。

記者：有沒有手足失蹤或者不見了？

黃子悅：其實我也是透過新聞才看到這些事，暫時慶幸身邊的人沒有遇到這些事情，但是在新聞上看到這些事情，也會非常之擔心和很傷心。

特別是去年，我記得8.31的事件，當中一直都有（懷疑）是不是有人消失了，當時有一個小型的祭壇在太子站，那時侯我也經常去那裏，那時候我也有一種無力的感覺，雖然我甚麼都做不了，但我還是去到那裏悼念或者做些甚麼，除了這樣做，我也沒有方法可幫，所以那時候我經常去那裏。

記者：你是一位女生，出去抗爭，特別是年輕女生，都會好擔心你們的安全，或者是被性騷擾，你有沒有這方面的擔憂？

黃子悅：擔憂是一定會有的，因為畢竟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甚至有位女生之前就針對這些性暴力的事件去報警，結果反而被警察通緝，整個事件非常之荒謬，也使大家都覺得自己根本是完全不受保障的。

但是我也更加明白一件事，如果今天我們不站出來去反抗這些事情，這些事情就會落在我身邊其他人的身上，總會有一個受害人，只有我們多些人一起出來反抗，才能夠保護到大家。

記者：你怎樣看香港的前景？

黃子悅：我覺得，接下來中共的打壓，絕望的現實環境一定會繼續存在，會越來越多，但是同時越絕望的時候，我們才可以看到大家最珍惜的東西，或者真的最有希望的就是香港人本身，因為有身邊這些手足和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