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轟炸聲中度日

「燈籠又掛起來了!」

這個燈籠可不是節慶喜日的大紅燈籠,而是當時通訊不發達的大後方,預示敵機即將來臨的空襲警報。

一個燈籠是空襲警報,兩個燈籠就是緊急警報,燈籠不掛了,就意味著敵機即將臨頭。還沒有進入防空洞的,就必須立即躲進洞裏。隨後,像母雞下蛋似的,撲撲撲,刷刷刷的無數重磅炸彈傾瀉在多難的重慶市。

震耳欲聾的隆隆爆炸聲,延續不斷。每個人都是既驚恐又憤恨的,默默地承受著敵方恣意地蹂躪又無助的痛苦。不久,敵機飛遠了,警笛長鳴,警報解除了,人們面無表情地由防空洞魚貫而出,每人都慶幸,又逃過一劫,這樣所謂的「躲警報」日復一日。

一次,日寇的炸彈投在了一個大防空洞門口,洞內有上萬人,炸彈沒有炸塌洞卻將洞口封死了,一萬多人被活活悶死在洞中。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重慶大隧道慘案,那一天是1941年6月5日晚上9點左右。

1943年5月3日和4日,日寇出動了前所未有的數量極多的飛機,集中對重慶城區進行狂轟濫炸。我家正處在離市中心「精神堡壘」不到二百米的小院,人稱「耗子院」。這次轟炸將我家徹底摧毀。

事後,我隨父親、舅舅去查看災情,除了橫七豎八的屋梁,就是一大堆瓦礫和磚頭。原來前、後院共六七間房裏,有父親心愛珍藏的字畫,有大姐喜愛的紅木家具,已蕩然無存。父親畢生辛勤工作所建立的家業,一夕之間,化為烏有,怎不令他痛心疾首。

我們默默地離開了這個生活了多年的溫暖的家。街上也盡是斷垣殘壁,一片荒涼。

學以事人

被「南開」開除後,因我哥哥在成都金陵大學念書,於是我也轉學進了離成都八十里的銘賢中學。銘賢的來歷可以追溯到義和團扶清滅洋時,當時義和團殺害了許多洋人和傳教士,其中也包括由歐伯林派來的傳教士……之後,為了銘記那些先賢們,成立了銘賢學院和銘賢中學,以培養人才,學以事人……

初到銘賢中學,我相當不習慣。試想從曾經是陪都重慶的大城市,一個有著科學樓、圖書館、大禮堂,四百米跑道的運動場和優雅魚池的數一數二的名校,來到這個鄉間——由土牆圍起來的大寨子,用茅草和竹子搭起來的簡陋大禮堂的學校——心中難免有被流放到邊疆的感覺。

我非但沒有心情好好念書,即使是往日熱愛的唱歌、打球和演戲等活動,也都無精打采、心灰意冷。

當時的銘賢中學是由財政部長孔祥熙出資興建的,還延聘了美國俄亥俄州(Ohio)歐伯林(Oberlin)大學的教師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學生來教英語。由於經常和兩位外籍老師以及周氏兄弟及羅家光等同學的往來,漸漸的我那顆冰涼的心開始復甦了。

銘賢中學是男女同班,還有做禮拜的小教堂。兩位外籍老師不但教英語,還和同學們一起玩。下課後,和同學們一起打球,一起演奏音樂,他們將美國和加拿大教育的西方民主之風帶到了銘賢。

學校裏不但有代表國民黨正統觀念的三青團辦的牆報「青年魂」,也有代表共產思想的「大眾」牆報,還有自由發揮思想及言論的英文牆報「English Club」。 時間長了,認識的老師同學多了,初來時的心情也隨之起了變化,再看我們的校園就越看越喜歡。

在這樣一個遠離城市的鄉間,既聽不到恐怖的炸彈聲,也沒有城市喧囂的嘈雜聲,小橋流水、蒼松翠柏,恬靜幽雅的環境,確實是一個念書的世外桃園。

每逢星期日,學校小教堂的鐘聲敲響,虔誠的基督徒們緩步來到簡易的教堂做禮拜。我不是教徒,但我很喜歡唱歌,那優美的讚美詩,那和諧的音樂和肅穆的氣氛,是心靈上的一種享受。青春的我還有一個小秘密:可以趁此機會多看幾眼我心中崇拜的女同學——小夜鶯。看到她那副天真無邪,虔誠禱告的樣子,我真恨不得跑到她身邊告訴她,我也是一個篤信耶穌的基督徒。

我們這批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在抗日戰爭的影響下,匯集到這個與世隔絕的寨子裏,讀書和生活,既沒有歡樂,也沒有憂愁。男女生雖同班,也和我在重慶南開中學一樣,彼此從不交談,下課後就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們這幾個來自廣東、上海的南方人,和當地的四川同學相比,要活躍得多了。我們打壘球、組織樂隊,在背後議論女同學……

我們是全校最棒的球隊,一下課就到操場練習投擲、跑壘,至於功課嘛,只要及格就行了。我們這幾個人的英語、音樂、體育課總是全班最高分。

我們的英語老師有兩位: 一位是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育系的學生,抗日戰爭把他吸引到千里迢迢的中國四川,來教我們的英語。他的年齡和我們只差二三歲,叫Wilmot(威爾摩特), 四川人對英語姓名的發音不太習慣,又因為 Mr.Wilmot臉上長滿了雀斑,同學們乾脆親熱地叫他王二麻子老師(王二麻子與Wilmot諧音)。

他還是一位優秀的小號手,是我們學生樂隊的主要成員。

另一位英語教師是孔祥熙從美國 Ohio( 俄亥俄州 ) Oberlin(歐伯林)大學請來的,他是講師。學校專門為他請了一位會做西餐的廚師,還為老師養了一頭奶牛和一群雞鴨。老師叫Sisley,為人和藹可親,從不發脾氣,經常和我們在一起打球,他還是我們樂隊的鋼琴家兼指揮。◇(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