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與紅III（二）

我於1994年以七十高齡而退休，退休後，做了幾年國際文化、藝術交流的個體戶。首先與我的老同學、遠征軍戰友周忠義合作，邀請美國兒童拯救熊貓代表團來華。

周忠義當時是加州北嶺大學的物理系教授，他和該校中國研究所的同事們，組織了十幾個男女少年，為中國的熊貓，因竹子開花，面臨斷糧的困境，發起向美國各界募捐的義舉。孩子們還從中領事館借來熊貓的紀錄片，在動物園內播放，收入九萬多美元。

我為他們聯繫了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捐贈了這筆孩子們利用課餘時間，掙來的辛苦錢。並應邀訪華。我作為聯絡人，和另一位同事老劉接待了他們。孩子們遊覽了故宮、頤和園、長城等名勝古蹟後，還特地安排他們赴四川臥龍熊貓棲地，參觀、訪問。孩子們能親臨其境，見到熊貓，個個都興奮不已。

第二件事是：邀請美國國家聾啞人劇團，來華進行巡迴演出。

第三件事是：與美國加州北嶺大學歌劇團，合作演出意大利歌劇「繡花女」(La Boheme)，由北京和上海歌劇院各派三名主要演員，一名領隊組成赴美演出團。上海歌劇院的領隊是該院的副院長，我們劇院理所當然也要派出一位相當級別的院領導擔任領隊才是。可美方不同意僅僅六個演員卻要安排兩個領導，而且點名指定必需讓辛勞多日的聯繫人李先生來美，而且李先生會英語，勿需另派翻譯。

我院赴美演出意大利歌劇還屬首次，哪個領導不想出去風光風光，但又拗不過邀請方，只好將這一去美國的肥缺，忍痛讓給一個過去是黑五類，還不過剛剛改正的右派。

美方原來的計劃和預算是六位演員一位領隊，現在多出來一位，邀請書可以發，但經濟問題已由校方批准，不能更改。還是我的老同學周教授鬼點子多。他安排一行八人，不是原計劃由北京乘機出發，而是北京的演員坐火車去上海，由上海一起出發。

這一輕易的改變，正好省出了一個人赴美的來回機票費，於是我就可以順利地登機去美國，除了演出，我就可以見到我多年不見的姐姐了!

北嶺大學歌劇團提供指揮、樂隊、群眾演員，以及演出場地。由於這是第一次中、美演員合演意大利歌劇，因此受到愛好歌劇的觀眾及媒體的高度關注。台上的演員，中方用中文唱，美方用英文唱，彼此不懂對方的語言，但在表演上還得點頭表示明白對方在說些甚麼，唱些甚麼。這一有趣的現象常常博得觀眾會心的笑聲。

三場演出結束，《洛杉磯時報》及各大報紙，紛紛載文評論說，這是美國歌劇史上的三個第一：第一次中、美歌劇演員同台演出；第一次中、美演員同台演意大利歌劇；第一次演意大利歌劇不用意大利文，而是用中文和英文。另外對中國來的男女主要角色純正的美聲唱法和表演，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由於我去美國鍍了一次金，又會說兩句英語，劇院的不出國的外事任務就都派我去幹了。這種事看起來好像很風光，實際上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外賓來，要去機場迎送、安排飯店住宿；定旅遊、訪問計劃、買機票或火車票等等。

國外的空氣比較清新，一到我們這個只管建設、賺錢，不管污染的地方，多數人都會感冒、咳嗽。我還得去聯繫可以接待外賓的醫院。所幸我幾次的接待還沒出大問題，否則又是甚麼涉外的政治問題了。我先後接待了德國的鋼琴家、美國好萊塢的電影編導和澳大利亞的指揮。

澳大利亞指揮，除了遊覽了北京各著名景點，他還想去西安參觀兵馬俑。他對兵馬俑如此浩大的秦代地下工程奇蹟，表示無限地讚歎。

我們遊覽了武則天墓、大小雁塔等名勝，還品嘗了西安的特色風味「羊肉泡饃」。他對這次西安之行感到很滿意。又由於他的年齡和我相仿，也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的赴太平洋作戰的志願兵，因此我們兩人談得很投機。

回京後，還安排他訪談了我們劇院的女指揮。他還盛情邀請指揮和我在雙方都合適的時候訪問澳大利亞，特別是悉尼，因為那裏有個世界著名的歌劇院。我們都欣然允諾，一定去回訪。

我和指揮都認為這位澳大利亞指揮的邀請，只不過是禮貌的說說而已，沒想到過了不到半年，正好是悉尼的歌劇節，一封寫著有指揮和我的大名的正式邀請函，寄到劇院來了。

當指揮將這一好消息告訴我時，一方面我非常興奮，對這位指揮的言而有信的風格，由衷的敬仰，但另一方面，我立刻下意識感到不可能再派我去了。這種出國的好事，哪能再輪到我這個小人物呢？

果不出我所料，順理成章，除了指揮，還跟了個領隊：黨委副書記。

半個月過去了，兩人代表團，據說是圓滿完成了這次澳大利亞的出訪。指揮在私下裏卻和我談了這麼一件事：澳大利亞指揮在機場迎接來訪的中國客人時，除了女指揮，看到的另一位，不是我，而是一位穿得西服筆挺的他不認識的女士。要是我們中國人遇到這種事，礙於面子也就稀里糊塗過去了。

可這位指揮卻是一位認真，說一不二的人。他當著指揮的面問：「這位女士是誰？李先生怎麼沒來？」

指揮不便說明中國特色的出國訪問成員的級別、政審，等等原因，只好說李先生另有任務，想將這一尷尬的場面應付過去，可這位直腸子，又不會留情面的指揮大人，還緊追不捨，繼續問那位女士：「我在北京時，你在哪裏？」

黨委書記既聽不懂英語，又無言以答，只好還是由我們指揮，將話題扯開，圓了場了事。

出國的名額那麼有限，紅得發紫的延安老革命，都競相要擠進去，出國開開洋葷，鍍鍍金。我這個黑了一輩子，先是摘帽，後又改正的右派，才不會浪費精力和你們這班紅色老革命，去爭這個名額呢！我已經先你們，不是擠進去，而是人家點名邀請我去美國、澳大利亞。

1999年，我移居美國，從此，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南韓、日本、法國、英國、奧地利、意大利。再也不必和誰去爭出國，再也不需誰來審查、批准了。

回頭想想

將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我這個黑五類，一直是生活在恐懼、擔心、緊張、憂鬱的環境中。沒有友誼、沒有愛情、沒有笑容、沒有溫暖的家，甚至不敢去想、去提起我一生中引以為榮的參加赴印緬遠征軍，為保衛祖國、抗擊日本侵略的光榮壯舉。

可是我這個被稱為黑五類的人、心，始終是紅的，流的血也是紅的，我在九歲的小小年紀，自己還不怎麼會游泳，就奮不顧身地跳進河裏去救因比賽打水漂掉進河裏的小夥伴。有同學去天寒地凍的東北念書，我毫不猶豫地將昂貴的狐皮襖奉上。為同事代領工資，不慎遺失，自己趕緊掏腰包墊上。朋友的父親，年邁體弱，子女又遠涉重洋，冬天我蹬著三輪給他送蜂窩煤，取暖。老人去世，也是我，為了卻他的心願，聯繫醫學院，捐贈遺體供學生解剖。老人和他的子女，都說我才是他的孝子。

就是這樣一個在所謂的「舊社會」被稱為熱心腸的，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在所謂的「新社會」，卻成了一個被黨劃定為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為人所不齒的監督改造對象。經過六十年的黑與紅的表現，我還是我，我從小就不黑，現在即將走完人生的旅途，回首審視我這幾十年，我的心仍是紅的，我對朋友的真誠一如既往，我仍然強烈地熱愛我的國家。

再回頭看看標榜自己是為工人、農民和窮人打天下，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紅色革命家，及其紅色接班人的大小官員們，哪一個不是腰纏萬貫，高樓大廈，二奶成群，子女出國。而人民大眾，工人下崗、農民失地、訪民被抓、知識群禁聲，只要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輕則軟禁、監視，重則拘捕坐牢，甚至被迫害致死。高房價、高教育費、高醫療費。環境、空氣，江河、湖泊嚴重污染。豆腐渣工程、三鹿奶粉，為害下一代。

紅色政權為了一黨的私利，不惜犧牲人民的甚至子孫後代的利益。

可以斷言，世上沒有一個比中共這個專制腐敗，更黑的政權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