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94年以七十高齡而退休,退休後,做了幾年國際文化、藝術交流的個體戶。首先與我的老同學、遠征軍戰友周忠義合作,邀請美國兒童拯救熊貓代表團來華。

周忠義當時是加州北嶺大學的物理系教授,他和該校中國研究所的同事們,組織了十幾個男女少年,為中國的熊貓,因竹子開花,面臨斷糧的困境,發起向美國各界募捐的義舉。孩子們還從中領事館借來熊貓的紀錄片,在動物園內播放,收入九萬多美元。

我為他們聯繫了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捐贈了這筆孩子們利用課餘時間,掙來的辛苦錢。並應邀訪華。我作為聯絡人,和另一位同事老劉接待了他們。孩子們遊覽了故宮、頤和園、長城等名勝古蹟後,還特地安排他們赴四川臥龍熊貓棲地,參觀、訪問。孩子們能親臨其境,見到熊貓,個個都興奮不已。

第二件事是:邀請美國國家聾啞人劇團,來華進行巡迴演出。

第三件事是:與美國加州北嶺大學歌劇團,合作演出意大利歌劇「繡花女」(La Boheme),由北京和上海歌劇院各派三名主要演員,一名領隊組成赴美演出團。上海歌劇院的領隊是該院的副院長,我們劇院理所當然也要派出一位相當級別的院領導擔任領隊才是。可美方不同意僅僅六個演員卻要安排兩個領導,而且點名指定必需讓辛勞多日的聯繫人李先生來美,而且李先生會英語,勿需另派翻譯。

我院赴美演出意大利歌劇還屬首次,哪個領導不想出去風光風光,但又拗不過邀請方,只好將這一去美國的肥缺,忍痛讓給一個過去是黑五類,還不過剛剛改正的右派。

美方原來的計劃和預算是六位演員一位領隊,現在多出來一位,邀請書可以發,但經濟問題已由校方批准,不能更改。還是我的老同學周教授鬼點子多。他安排一行八人,不是原計劃由北京乘機出發,而是北京的演員坐火車去上海,由上海一起出發。

這一輕易的改變,正好省出了一個人赴美的來回機票費,於是我就可以順利地登機去美國,除了演出,我就可以見到我多年不見的姐姐了!

北嶺大學歌劇團提供指揮、樂隊、群眾演員,以及演出場地。由於這是第一次中、美演員合演意大利歌劇,因此受到愛好歌劇的觀眾及媒體的高度關注。台上的演員,中方用中文唱,美方用英文唱,彼此不懂對方的語言,但在表演上還得點頭表示明白對方在說些甚麼,唱些甚麼。這一有趣的現象常常博得觀眾會心的笑聲。

三場演出結束,《洛杉磯時報》及各大報紙,紛紛載文評論說,這是美國歌劇史上的三個第一:第一次中、美歌劇演員同台演出;第一次中、美演員同台演意大利歌劇;第一次演意大利歌劇不用意大利文,而是用中文和英文。另外對中國來的男女主要角色純正的美聲唱法和表演,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由於我去美國鍍了一次金,又會說兩句英語,劇院的不出國的外事任務就都派我去幹了。這種事看起來好像很風光,實際上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外賓來,要去機場迎送、安排飯店住宿;定旅遊、訪問計劃、買機票或火車票等等。

國外的空氣比較清新,一到我們這個只管建設、賺錢,不管污染的地方,多數人都會感冒、咳嗽。我還得去聯繫可以接待外賓的醫院。所幸我幾次的接待還沒出大問題,否則又是甚麼涉外的政治問題了。我先後接待了德國的鋼琴家、美國好萊塢的電影編導和澳大利亞的指揮。

澳大利亞指揮,除了遊覽了北京各著名景點,他還想去西安參觀兵馬俑。他對兵馬俑如此浩大的秦代地下工程奇蹟,表示無限地讚歎。

我們遊覽了武則天墓、大小雁塔等名勝,還品嘗了西安的特色風味「羊肉泡饃」。他對這次西安之行感到很滿意。又由於他的年齡和我相仿,也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的赴太平洋作戰的志願兵,因此我們兩人談得很投機。

回京後,還安排他訪談了我們劇院的女指揮。他還盛情邀請指揮和我在雙方都合適的時候訪問澳大利亞,特別是悉尼,因為那裏有個世界著名的歌劇院。我們都欣然允諾,一定去回訪。

我和指揮都認為這位澳大利亞指揮的邀請,只不過是禮貌的說說而已,沒想到過了不到半年,正好是悉尼的歌劇節,一封寫著有指揮和我的大名的正式邀請函,寄到劇院來了。

當指揮將這一好消息告訴我時,一方面我非常興奮,對這位指揮的言而有信的風格,由衷的敬仰,但另一方面,我立刻下意識感到不可能再派我去了。這種出國的好事,哪能再輪到我這個小人物呢?

果不出我所料,順理成章,除了指揮,還跟了個領隊:黨委副書記。

半個月過去了,兩人代表團,據說是圓滿完成了這次澳大利亞的出訪。指揮在私下裏卻和我談了這麼一件事:澳大利亞指揮在機場迎接來訪的中國客人時,除了女指揮,看到的另一位,不是我,而是一位穿得西服筆挺的他不認識的女士。要是我們中國人遇到這種事,礙於面子也就稀里糊塗過去了。

可這位指揮卻是一位認真,說一不二的人。他當著指揮的面問:「這位女士是誰?李先生怎麼沒來?」

指揮不便說明中國特色的出國訪問成員的級別、政審,等等原因,只好說李先生另有任務,想將這一尷尬的場面應付過去,可這位直腸子,又不會留情面的指揮大人,還緊追不捨,繼續問那位女士:「我在北京時,你在哪裏?」

黨委書記既聽不懂英語,又無言以答,只好還是由我們指揮,將話題扯開,圓了場了事。

出國的名額那麼有限,紅得發紫的延安老革命,都競相要擠進去,出國開開洋葷,鍍鍍金。我這個黑了一輩子,先是摘帽,後又改正的右派,才不會浪費精力和你們這班紅色老革命,去爭這個名額呢!我已經先你們,不是擠進去,而是人家點名邀請我去美國、澳大利亞。

1999年,我移居美國,從此,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南韓、日本、法國、英國、奧地利、意大利。再也不必和誰去爭出國,再也不需誰來審查、批准了。

回頭想想

將近半個多世紀以來,我這個黑五類,一直是生活在恐懼、擔心、緊張、憂鬱的環境中。沒有友誼、沒有愛情、沒有笑容、沒有溫暖的家,甚至不敢去想、去提起我一生中引以為榮的參加赴印緬遠征軍,為保衛祖國、抗擊日本侵略的光榮壯舉。

可是我這個被稱為黑五類的人、心,始終是紅的,流的血也是紅的,我在九歲的小小年紀,自己還不怎麼會游泳,就奮不顧身地跳進河裏去救因比賽打水漂掉進河裏的小夥伴。有同學去天寒地凍的東北念書,我毫不猶豫地將昂貴的狐皮襖奉上。為同事代領工資,不慎遺失,自己趕緊掏腰包墊上。朋友的父親,年邁體弱,子女又遠涉重洋,冬天我蹬著三輪給他送蜂窩煤,取暖。老人去世,也是我,為了卻他的心願,聯繫醫學院,捐贈遺體供學生解剖。老人和他的子女,都說我才是他的孝子。

就是這樣一個在所謂的「舊社會」被稱為熱心腸的,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在所謂的「新社會」,卻成了一個被黨劃定為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為人所不齒的監督改造對象。經過六十年的黑與紅的表現,我還是我,我從小就不黑,現在即將走完人生的旅途,回首審視我這幾十年,我的心仍是紅的,我對朋友的真誠一如既往,我仍然強烈地熱愛我的國家。

再回頭看看標榜自己是為工人、農民和窮人打天下,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紅色革命家,及其紅色接班人的大小官員們,哪一個不是腰纏萬貫,高樓大廈,二奶成群,子女出國。而人民大眾,工人下崗、農民失地、訪民被抓、知識群禁聲,只要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輕則軟禁、監視,重則拘捕坐牢,甚至被迫害致死。高房價、高教育費、高醫療費。環境、空氣,江河、湖泊嚴重污染。豆腐渣工程、三鹿奶粉,為害下一代。

紅色政權為了一黨的私利,不惜犧牲人民的甚至子孫後代的利益。

可以斷言,世上沒有一個比中共這個專制腐敗,更黑的政權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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