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可能會輸，但會有0.01的機會，可能會拐了一個彎，開了一個岔。」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Jerry（化名）看似平靜地說道：「與其跪著生存，不如站著死亡。」
現在中三的學生都到前線去滅催淚煙，中五學生因上前線而中彈受傷，Jerry對本報記者說，看到如今的中學生犧牲這麼多的時候，「我覺得有一絲絲的愧疚和慚愧。是否當年我付出得不夠多，才令如今這麼失敗？」
2014年雨傘運動時，上中學的Jerry曾搞過罷課，在今年反送中運動中，他從「和理非」變為「勇武派」。這個轉變，對他和其他香港人來說，痛，但又需要「放手一搏」，「需要更加盡力去付出和參與」。
「我們不能讓他們孤單地作戰。對於犧牲了的人，如果我們不再多做，真的對不起他們。」Jerry10月23日在香港接受本報採訪時說：「如果要盡力的時候，就要放手去做，這樣既推動了我，也推動了別人。」
家人間的分歧
香港反送中運動已接近5個月，港人一百多萬人、二百多萬人每周末，都有人走上街頭表達訴求，但是港府漠視民意，甚至推出《禁蒙面法》，警方暴力鎮壓，發射逾五千枚催淚彈等，抓捕逾兩千民眾，包括年僅10歲的小朋友。
面對這樣的現實，Jerry的家人並不支持他上前線，或參與勇武派的行動，認為那樣會把他置於被捕的風險之中。家人覺得，Jerry可以選擇去外國，若不流亡，也可以到外國繼續讀書，不需要為此付出太多代價。
Jerry對本報記者說：「這是和家人之間最大的分歧。」他明白家人的心態，因為他們畢竟經歷過1989年中共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心中的陰影讓他們覺得只能跪著求饒，苟且偷生一陣，趁機離開才是出路。
可是，「如果我甚麼都不去做，是對不起他們（反送中抗爭中失去生命或受傷者等）的。甚麼都不做的時候就一定會輸。」Jerry說，「一旦這個運動失敗，接著而來的是更多的清算，其實現在都已經在進行著，一定會有更多的打壓。」
吸催淚煙成日常
與不少香港年輕人一樣，在上前線之前，Jerry已在社交媒體上留下了自己的遺書，只是沒有手寫後放在口袋而已。
當被問到第一次吃催淚煙是在哪裏？Jerry笑了，「第一次我真的不記得了」。
他說，自己當時只覺得需要趕快離開、要逃避，因為感到刺眼和灼熱。
令Jerry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次是，催淚煙進入眼罩裏面，當時，立即需要用鹽水洗眼。沖洗完畢，他馬上與手足們繼續行動。
「其實沒有時間讓你停下來思考這件事情的發生，這已經成了一個習慣了」，Jerry淡淡地說，「當然第一次遇上催淚彈的時候，的確是惶恐和震驚的，但是你會覺得大家都是活在同一威脅之下，你與身邊的人會有一種莫名的聯繫。」
如今，「催淚彈已成為日常，真的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他眉頭一皺，「我覺得那種痛心是催淚彈射入了果欄，罔顧附近民居，罔顧是否有老人院，對於這些我仍然會感到憤怒，這種憤怒是不會消退的。」
打砸有目標 對準中共政權
Jerry選擇在一個行人稀少的深巷裏接受我們的採訪。當時他全身著黑衣、蒙面、戴黑超、黑帽。偶有過往的人士，每每將目光投放在他的身上，他也無懼。畢竟，現在港府施行《禁蒙面法》，他的穿著會引起一些人的關注。
作為勇武派，Jerry與他的手足承擔起抗爭中的重要部份，包括在最前線用傘陣遮擋催淚彈，保護後面的抗爭者；破壞親共商舖、銀行設施等。
他特別解釋了在「破壞」過程中的一些細節，並表示這種攻擊不是一種趁火打搶，而是一種有清晰目標的攻擊。
Jerry說，勇武派在行動中，多是針對中資銀行或親共店舖。
「林鄭傀儡的背後其實是中共的政權，有許多中資銀行直接是中共財務部，可能是國企」，Jerry表示，「某種程度上，間接攻擊了中共政權。」「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另外，勇武派將香港的店舖分為四類，即黃、藍、黑、紅。黃，是支持抗議者的商店；藍，是支持政府一些言論的商店；黑，是與福建幫有關係的、攻擊抗議者的黑社會的商店；紅，是指在國際上散播不實訊息、詆毀香港抗議者的親共商店。
對於「黃」店，勇武派和香港市民都是支持的。例如，10月24日，「黃」店、龍門冰室紅磡寶其利街分店，遭不明身份的人破壞，懷疑受到親共人士的報復打擊。消息傳出後，香港民眾紛紛到此店光顧，表達支持與安慰。店門前人山人海排起了長隊，不少人是特意前往該店告知老闆加油。
對於「藍」店，勇武派並不會去打砸，只是純粹用罷買的形式去抵制， 不會隨便去攻擊。因為「我們希望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雖然正在被剝奪，我們都會遵守這個言論自由的」。
對於「黑」店舖，如被指由「福建幫」經營的優品360，Jerry表示，當警察在執法時偏坦不公、司法制度失效的情況下，沒有辦法，不得不用民間的方式去制止這些人隨便攻擊普通民眾。
此前，7月21日，這群黑幫在元朗無差別地暴打民眾。民眾報警後，警方遲遲不來救援。反而有影片顯示，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事發當晚，與這群黑幫會面，且疑似鼓勵他們。
至於「紅」店舖，例如美心集團、吉野家等。美心集團創始人伍沾德長女、北京全國政協常委伍淑清，在反送中以來，不僅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誣衊「反送中」運動及抗爭者，還反對罷課等。
吉野家不僅刪除員工發佈的諷刺香港警方的創意廣告「獅子狗」，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吉野家母公司合興行政總裁洪明基還解僱了這位廣告事務員工。
Jerry說，無論是中資銀行，還是這些親共店舖，他們與共產黨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不然他們不可能在大陸做這麼大的生意」。
他強調，勇武派的行動不是無差別地攻擊，中國銀行隔壁的渣打銀行、滙豐銀行、恒生銀行，包括珠寶店，都安然無恙、絲毫無損。
Jerry自信地說：「這樣的情況在世界上都是罕見，因為看得到抗議者之間是有非常嚴明的紀律，我覺得外國人都佩服。」
警暴橫行之下 香港人還有一份從容
在交談中，Jerry總體來說，比較沉穩、淡定，偶有笑聲。不過那笑聲中，多是無奈。
他說，現在的香港，已經成為警權社會。
例如，10月4日，香港鄭姓的士司機開車撞向遊行人群，多人被撞倒，的士速度不減繼續剷壓行人，直至撞向商舖鐵閘，的士才停下。該事件造成3名路人受傷，其中2人情況嚴重，1名23歲女子雙腳骨折。鄭姓司機被憤怒的民眾圍毆，後來，傷者和肇事司機均被送醫院搶救。
可是，10月8日，中共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等人，到醫院看望鄭姓司機；同時「守護香港大聯盟」稱7日已發起內部募捐支援鄭姓司機，並且承諾捐款逾52萬元。
「的士司機沒有完全問題，反而被撞的人被人告，這是是非黑白顛倒」，Jerry憤怒地說道，「因為我們整個城市司法制度，或者刑事檢控完全依賴警方，而警方完全是一個失效和貪腐狀態，又沒辦法追究他們。你見到的香港完全變成警察的地方，警權過大。」
當警方用催淚彈等對付那些完全手無寸鐵的抗爭者的時候，包括Jerry在內的其他香港人發覺港府的功用已經失效到一個極端狀態。
10月27日，香港民間發起「追究警暴 守護民眾 與記者同行」遊行，在活動未開始的時候，警方就在梳士巴利花園外對民眾進行搜查，抓捕抗議者；不久，還向沒有任何裝備的民眾連續發射催淚彈。
這讓上大學時學習過後殖民主義等理論的Jerry認為，沒有辦法再用和平的抗爭手段面對警方主動的、猛烈的攻擊，「即使我們不會主動去反攻，而一定的防衛性武力是必須的，這是保護自己的手段」。
他覺得，從歷史中發現，其他人為爭取自由反抗時，暴力是其中一個方法或是逼不得已的選擇；如今，「我們常說：『是你教我和平是無用的』，才會演變成今天的局面」。
不過，令Jerry欣慰的是，在這近5個月的抗爭中，儘管警方的暴力鎮壓升級，仍有一定數量的香港人繼續堅持下去。Jerry說，這種情況相當於多了一份希望，又同時多了一份絕望，讓香港人更加看到港府是一個完全不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針對暴力鎮壓的白色恐怖，「對付的辦法是：他令你懼怕時你偏偏就不要懼怕，繼續走出來應對」。Jerry自信地分享他的經驗。
他說，例如政府限制出版自由，若只有10個人走出來寫真相，政府就會對付這10個人，若有100萬人走出來寫的時候，它（政府）沒有辦法殺死100萬人。
「這時候大家都要勇敢一些，儘量走出來，相信街上其他同伴會盡力保護你。」Jerry說。
從「香港人，加油！」到「香港人，反抗！」
如今，在香港，到處可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標語。Jerry告訴本報記者，香港人最大的、最明顯的轉變是：以前叫「香港人，加油！」，現在很多人喊「香港人，反抗！」。
這需要一個過程。
Jerry說，原本自己覺得這場運動可能不會持續這麼久，「香港人很善忘，這件事會消退的，大家等著被清算和繼續沉淪」，挨下去、被動的角色；但是當港府頒佈《禁蒙面法》，警方暴力鎮壓不斷升級，還開真槍，港人已經沒辦法被按著打，轉成主動行動。
「去滋擾也好，怎樣去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不再是加油，而是大家要反抗」，Jerry激動地說，「就是到了那種危急的程度，大家被逼迫的感覺更加嚴重時，我們才會覺得一定要揭竿而起，一定要反抗。」
遊行的標語中，也經常出現「天滅中共」「驅逐共黨 光復香港」的字樣。
Jerry對本報記者說，與「7.21不見人， 8.31打死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些標語的數量相比，「天滅中共」的標語是少數，但是「大部份稍微對中國共產黨有認知的人，或者是有人類正常良知的人，都覺得這個政權真是令人深惡痛絕。」
「為甚麼會針對共黨？」他解釋道，「那個原因始終是林鄭政權背後她做的事，或者她真正的主人、她服務的人，簡單來講就是中共政權。」
政府只有真正地聆聽民意，這場運動才會慢慢平息，否則只是一場虛偽的政治表演。還政於民，這是Jerry心中所期盼的，也是港人一直所嚮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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