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軍方人士表示，5G改變未來戰爭形態，自曝了外國使用華為產品的風險。有專家指，5G是中共的軍民融合戰略，難以排除中國企業在5G上被中共軍方「所用」。

大陸媒體報道，南京警備區司令員酈斌2月26日在出席江蘇聯通的座談時表示，率先開展的5G試點應用意義深遠，5G不僅將改變社會，更將改變未來戰爭形態。

他說，無人偵察、無人駕駛、無人打擊等新的作戰樣式的廣泛應用，都將依託於5G的超高速信息傳輸。

同時，酈斌說，軍地雙方要貫徹軍民融合發展的理念，圍繞智慧動員、新質民兵建設、民兵動態管理、動員輔助決策帶等方面加強協作，積極探索信息技術在國防動員領域的深度運用。

中共軍方人士的發言似加重國外對中國5G安全風險的擔憂。中國企業華為和中興通訊不僅是中國國內5G設備供應商，更可能是中共軍方5G設備的唯一兩個供應商。同時，華為和中興也躋身全球提供建設5G基礎設施設備的主要公司。

5G是中共的軍民融合戰略

華盛頓智囊「美國新安全中心」（CNAS）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的兼職研究員艾爾莎·卡尼亞（Elsa B. Kania）曾在「防衛一號」（DefenseOne）網站撰文說，對北京而言，5G競爭一直與其國家軍民融合戰略有關。

「5G競爭已成為美中關係競爭的新前沿。」她說，「除了華為、中興等公司的技術進步可能帶來的經濟優勢外，5G的軍民雙重用途和軍事潛力更賦予其另一個地緣戰略意義，而這也是中國（中共）軍事和國防工業正在熱衷探索的領域。」

卡尼亞指出，早在2018年11月，中國5G行業的主要參與者，包括中興、聯通和中國航天科工集團（CASIC），就成立了5G技術軍民融合應用產業聯盟，這一新的夥伴關係是旨在促進三方合作、發展5G的軍事和民用發展，同時促進5G的國防和商業應用。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航天科工集團第一研究院特別關注5G在航空領域的應用。

5G跟中共軍方的C⁴ISR系統連在一起

此外，中國的5G議程還跟國家和國防「信息化」戰略聯繫在一起，包括中國軍隊發展C⁴ISR能力。C⁴ISR 系統是指揮、控制、通信、電腦、情報及監視與偵察七個詞的英文單詞首字母縮寫，被譽為現代軍隊的神經中樞、兵力的倍增器。

中國一些國防學者和工程師曾表示，5G更快更穩定的信息傳輸將改善戰場通信、提高信息的及時性和整合性。

理論上講，5G可以提供在戰場上​​實現物聯網和人工智能（AI）潛力所需的快速傳輸和帶寬。在這方面，5G可以幫助實現軍事智能化，而中共軍方一直在試圖提高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領域的潛在應用。

「中共軍方是華為、中興通訊和大唐電信的老主顧，這些公司給解放軍提供專門的電信設備、技術培訓和相關技術，獲得研發C⁴ISR系統的直接資助。」美國國會2012年的一份報告中說。

報告表示：「所有這些公司最初是由（中共）國家研究機構發起成立，一直得到解放軍的資金傾斜和支持。」

報告認為，美國使用華為的設備，會給中共情報機構提供機會、撬開美國的電信網絡；而華為等公司提供給中共當局的設備和信息也可能在未來的網絡戰中，反過來對抗美國的公共和私營電信網絡。

國外使用中國5G設備的現實擔憂

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全球技術政策主任保羅·特廖洛（Paul Triolo）表示，5G和國家安全方面存在兩個「現實和棘手」的問題。

他說，第一個問題是，在美國設備上安裝中國產品可以給中國（中共）的間諜活動帶來便利；第二個問題是，這可能給中國（中共）機會——在發生中美衝突時、關閉美國網絡。

「這些中國公司負責出售設備、而美國營運商負責實際運行。」特廖洛說，「根據合同約定，可能不允許設備供應商訪問設備，或者可能只允許他們更新軟件。」

他說，目前存在的現實擔憂是，一旦中國供應商在全球佔主導地位，美國防部將擔憂其操作系統中到處都是中國產的設備。

「美國國防部廣泛關注此事，是因為其在全球範圍內運作，」特廖洛說，「如果美國防部任何一個地方營運的或採用的都是以中國設備為基礎，這將是一件壞事。」

外界一直認為，在華為和中興全球佈局輸出的情況下，中共給各國國家安全帶來的擔憂不容忽視。

為何國外不能接受華為的中共軍方背景？

為何華為跟中共軍方的關係不能被國外所接受，這個問題一直在混淆某些華人讀者。他們或者說，比如：美國的高科技企業，如谷歌（Google）、高通（Qualcomm）也跟美國軍方合作；或者聽信中共媒體宣傳說，這是國外戴有色眼鏡看中國。

事實並非如此，稍微年長的人士都知道，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通信科技界的四大企業被稱為「巨、大、中、華」，分別是巨龍信息、大唐電信、中興通訊和華為技術。

外界傳，「巨、大、中、華」的叫法源自時任信息產業部部長的吳基傳。這四家企業跟中共當局，以及軍方一直聯繫緊密。

而國外對華為的安全擔憂同樣由來已久。美國國會鷹派人物和情報機構從2007年左右就開始關注華為。2012年，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在經過一年時間調查，包括赴香港與華為創辦人任正非面對面會談後發佈了一份報告。

對中國企業與中共政府的關係，美國學者有非常透徹的研究。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的史汀生中心（Henry L. Stimson Center）教授馬克‧吳（Mark Wu）在2019年2月28日出席美中經濟暨安全檢討委員會（USCC）的聽證時表示，中共當局有一套管理和控制經濟的完整架構——「中國公司」（China Inc.）。

他歸納說，中共這套經濟管理架構同時具有六個特徵，儘管個別特徵能在別的國家找到，但只有中國一處才能找齊這六個特徵組合。

「這些（中國）公司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須對（中共）黨國的利益保持敏感。」吳說，「黨國對中國經濟結構的長期影響在左右國企和私企的行為。」

「換句話說，中國公司構架為黨國提供了各種非正式機制，即使沒有黨國的正式指令，它們也可以間接實施損害美國公司的特定產業政策。」吳解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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