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因為錯殺了一人，追悔之後便制定出一條律令，使很多人免於冤死的命運。
貞觀五年，相州有一個叫李好德的農民，一向瘋瘋癲癲，胡言亂語。後來被人告發，說他妖言惑眾，想要造反。唐太宗下詔治其罪。
當時掌管刑獄的中央審理部門叫大理寺，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法院了。審訊後，大理寺負責覆審的法官張蘊古上奏朝廷，說李好德有精神病，按大唐法律不應治罪。於是，太宗決定不再追究李好德，從寬判案。
但後來有人彈劾張蘊古，說他跑進監獄，將唐太宗的決定提前告訴給李好德，還在獄中與李好德下棋，張蘊古自己是個棋迷。唐太宗知道後非常震怒，認為自己受了矇蔽，沒有給張蘊古辯解的時間，迅速下令，於是，張蘊古被拉到長安街市上斬首示眾了。
事後，唐太宗知道李好德確有精神病，追悔莫及，他對房玄齡說：「你們吃了君主的俸祿，就應該替君主分憂，事無大小，都得留心。如今我不詢問，你們就不說自己的看法，看我做的過份也不諫諍，這怎麼能稱作輔弼呢？張蘊古雖然有罪，但罪不至死。我盛怒之下處死他，你們竟然不說一句話，主管部門不復奏，就把他處決，這不合於理啊。」
於是唐太宗下詔：從今以後，處決死刑犯，即使是皇帝下令斬立決，執法部門也必須反覆上奏請示三次，得到最終核准後才能執行。
但三復奏制度建立後，執行過程中，執法部門經常走形式，上奏速度快，往往一會功夫就連續請示三次，根本達不到糾正定罪不當的效果。
後來唐太宗又下令，修復三復奏的漏洞：在京師地區行刑要五次復奏，地方州縣行刑要三次復奏。復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須隔天進行，五復奏行刑前一天復奏兩次，當天復奏三次；三復奏行刑前一天復奏一次，當天復奏兩次。只有犯下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惡逆之罪的人犯，才可復奏一次即行刑。
也就是說，處死死囚之前，官員必須向皇帝奏報五次，得到皇帝的批准後，才能執行。唐代死刑五復奏的程序正義即從此而來。
死刑復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皇帝有時間去思考，人犯是否必須判處死刑，在此期間，案情如有變化還可以及時糾正。這大大降低了冤假錯案的發生，很多人因此律令而免於死罪。
而且太宗還在法律上還規定：處決人犯當天，負責供應皇傢伙食的機構不得進酒肉，掌管宗廟祭祀、宮廷禮樂的不可以演奏歌舞。因為一個被處死刑的犯人，皇帝居然不吃肉，不喝酒，不聽音樂，不看舞蹈，足見太宗對一個犯罪之人，都滿懷悲憫之心。
現在俗稱的打板子，當時唐代律法裏最輕的刑罰，叫笞刑，即用竹板或荊條打犯人的背部或臀部。後來唐太宗下詔改革，以後各級衙門實施打板子，一律不許打脊背。這竟與一位醫家編寫的人體針灸圖有關。
甄權是隋末唐初的醫家，擅長針灸。一次，魯州刺史得了風痺症，痛苦難忍，兩手不能隨意活動，更不能拉弓射箭。刺史請了許多醫生都醫治無效。甄權診查後，對刺史說，你只管拿起弓箭，保持射箭的姿勢，我扎一針下去，你就可以射箭了。
接著，甄權只用一針，紮下刺史肩部的一個穴位，刺史挽弓一射，正中靶心，針到病除，病痊癒了！自此，甄權的醫著《明堂人形圖》廣為流傳。後來唐太宗下令招集人才，對《明堂人形圖》加以校訂，成為官修的《明堂針灸圖》。
公元630年，唐太宗仔細觀看了《明堂針灸圖》，這是專門為針灸而作的人體掛圖。他發現心、肝、脾、肺、腎五臟的經絡，都附貼在脊背上。太宗聯想到，如果針灸偏離穴位，就可能致人死亡，那麼衙門問刑時，打人的脊背，勢必會震動五臟，就可能傷害到性命。也就是說，即使最輕的笞刑，都可以把人打殘或打死。
於是太宗頒佈詔書：「罪人無得鞭背」，即笞刑不得鞭笞犯人的背部。所以後來唐朝公堂上責打犯人，只允許棒打屁股了。而人的屁股穴位最少，只有幾個不重要的穴位。
唐太宗的這個典故叫「覽圖禁杖」，說明對犯了過失的人犯，太宗也是設身處地為之著想，珍惜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
參考文獻：
明 張居正《帝鑑圖說》
唐《貞觀政要》
唐《舊唐書·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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