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深圳的科學家賀建奎11月26日對外宣稱，他將一對雙胞胎女嬰的胚胎的基因進行了修改，使她們在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愛滋病，並成為世界上首例免疫愛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這一消息震驚了全世界。

據非牟利的新聞分析研究網站「對話」（Theconversation）報道，南洋理工大學科技歷史學家史蒂文斯（Hallam Stevens）發表文章說，一些來自中國國內和世界其它地區的科學家對賀建奎的這一聲明既表示質疑，又表示警惕。

文章說，其實，只要密切關注中共過去多年來在生物醫學領域的發展，就不會對這個聲明感到驚訝。在了解中共處理生物醫學的道德倫理問題的方式，以及其彰顯全球野心的背景之下，賀的行為就可被視為是中共更廣泛的危險發展模式的一個註腳。

由於賀建奎沒有在科學期刊上發表任何研究成果，所以現在還無法論斷，他對外宣揚的成果是部份正確的，或是錯誤的還是被誇大的。但最令中國以外的人士感到吃驚的應該是，賀建奎本人自信他的成果發佈會得到祝賀和喝彩。也許他是在賭，但難道他就不知道自己可能會因此被定罪嗎？ 為甚麼要冒這樣的風險大張旗鼓地宣傳？

不同的歷史界定了甚麼是可以被接受的

中共對生物醫學倫理學的看法與西方大相逕庭。西方在二戰後譴責了納粹的人體醫學實驗，諸如塔斯基吉梅毒試驗和其它虐待病人的試驗，導致制度性審查委員會的加強，以便仔細規範在人類自身進行的醫學實驗。

中共自己也有說不清的人體醫學研究歷史，還有二戰期間日本科學家的研究，但這並沒有導致類似西方的生物倫理審查機構的產生和發展。儘管中國的許多醫院和大學現在都設有制度性審查委員會，但它們並不像美國和歐洲的醫院和大學所建立的制度性審查委員會那樣運作，或者說，它們的看法和做法並不相同。

但無論如何，這不能成為賀建奎進行所謂人體基因改造行為的藉口。畢竟，他在美國接受過教育和培養，而且肯定知道西方在該領域的規範。但他仍然願意從事這種毫無疑問是很危險的研究並大肆宣揚，這也顯示出，他處在一個非常不同的道德背景之中。

除了缺乏令人信服的道德監督之外，中共對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問題更是模糊的態度，也是能夠解釋為甚麼賀建奎會如此對外大肆張揚其成果的重要原因。

在西方，生物醫學和生物技術的潛在利益常常會與其潛在危害被對比和權衡。比如在歐洲和美國，許多人對基因改造食品持謹慎態度，而對克隆和幹細胞則完全不信任。很少有歐美科學家會引以為榮地宣揚此類研究。

中國在生物技術領域起步較晚，在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了人類基因組項目。即使如此，中共政府和中共的科學家都認為這是一個有很大機會趕上西方的領域。因此，他們不顧代價和後果，並在生物技術和生物醫學上投入了大量資金。

中共這種不計一切後果的發展的結果就是，中國人對生物醫學的看法極其盲目。可以說，只要在中國取得生物醫學方面的任何突破和進步，就能獲得一個英雄般的地位。

2018年1月，中國科學院院士孫強、蒲慕明對外宣稱，他們已經完成了首個靈長類動物的克隆。

賀建奎所宣佈的基因修改也是這種認知模式的具體例證。他將自己對人體基因的改造描述為是拯救了這對雙胞胎女嬰的生命和消除對愛滋病患者歧視的大膽舉措。他本人也被認為是（或者至少曾經是）一個成功人士。

他在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完成了博士學位，並在史丹福大學（Stanford）完成了博士後的學習，隨後在中共「千人計劃」（Thousand Talents Plan）的資助下返回中國。這個「千人計劃」旨在招募國外頂尖科學家回國為中共效力。2018年，他被提名為中國青年科學技術獎。他被描述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

實現高速發展和打破道德規範

2012年，賀建奎從美國回國，加入了2011年在深圳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學。當地的環境氛圍對其工作也很重要。深圳，這個從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發展起來的城市，是中共所謂「改革開放」的一個試驗地。自1980年以來，深圳一直是一個實驗區，一個高風險和高回報並存的地方。很多身無分文的農民和企業家都跑到那裏去淘金。

這種氛圍為一些人帶來了巨大的成功：深圳是華為、騰訊、華大基因、比亞迪以及其它數百家蓬勃發展的公司和企業的總部。但是這樣的高速發展也產生了問題。

隨著改革開放，比如現在已經眾所周知的毒牛奶、假疫苗和地溝油等等隨之而來的道德缺失行為大量出現。而在深圳，這種道德缺失行為也很猖獗，尤其嚴重的是侵犯知識產權和規則的行為。

賀建奎不顧後果的基因實驗看起來也像是這種發展的結果。這不僅僅是科學競爭和「追求成功的驅動力」的結果，而是中共的這種更廣泛的通過打破道德規範而獲得成功的氛圍下的結果。賀建奎本人在YouTube上發佈的一段影片也顯示，他的動機是出於個人自我膨脹和追名逐利。

和其它一些諸如假疫苗、三聚氰胺牛奶等等有害產品的醜聞一樣，賀建奎的基因工程也是中共政府在保護弱勢公民免受掠奪性侵害方面的又一失敗例子。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種對道德倫理規範的打破可以被視為中共的全球競爭和高速發展所必需的間接手段。在發展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共走的是自己的政治道路，它往往不願意遵循國際規範。

為達到追趕並超越西方的目的，中共鼓勵了這些具有分歧和爭議的，有時甚至是醜陋的行動。比如，最近涉及華為的醜聞就是另一個具體例子。

科學和公共政策學者卡羅琳‧瓦格納（Caroline Wagner）認為，賀建奎的行為會削弱其它國家的科學家與中國展開合作的意願，從而威脅到中共在全球科學領域中的地位。她表示：「一個以聲譽為重要基準的全球體系將會避開那些不遵守規則的人」。

的確，這些規則都是西方的，中共可能會決定走自己的路。但目前來看，其不計後果的無視道德規範的發展模式，已經導致其生物醫學走上危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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