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武百祥這個名字，哈爾濱的老人們應該是耳熟能詳。武百祥是上個世紀哈爾濱「同記」商業集團創始人，原本只是個穿街走巷的小貨郎，因其勤奮好學、善於創新繼而創辦了東三省名聞遐邇的「同記」百貨。
「同記」號學習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管理方式和經營策略，在當時僅有25萬人口的哈爾濱，每年客流量達600萬人次。
九一八事變前，「同記」已經成為擁有大羅新寰球百貨商店、同記商場、大同百貨商店等7處營業地和6處駐莊的大企業。雇員達2,000餘人，總資本近200萬兩（上海規銀），年利潤超過32萬兩（上海規銀）。
中共篡政後，核定武百祥股本金總額僅為108,583元人民幣，「同記」的寰球商業夢想遭遇社會主義公私合營改造，命隕紅劫。
東方貨郎 創辦西式商廈
1879年，武百祥出生於河北樂亭縣何新莊一農家，13歲隨母舅何善榮到長春雜貨店當學徒。1902年，他獨自來到哈爾濱，白天擺地攤，晚間走街串巷當起貨郎，賣花生、瓜子、紙菸、冰糖糕。
1903年，武百祥與人合資經營了一個小店，取號「同記」，賣日用雜貨，年利3,000多元。後拆股散夥，1907年，武百祥重整旗鼓，當時，一種英式皮帽在哈爾濱流行，武百祥便自己模仿製作，和趙禪堂等人開起同記帽子廠，僱工800多人，前店後廠工商兼營，專門製作英式帽、禮帽、氈帽，年產值達10萬元之多。
同記工廠獲得成功後，武百祥率同仁先後遊歷了天津、北京、上海、武漢以及日本的東京、大阪、神戶、名古屋等國內外的商埠，進行考察，武百祥大開眼界，對近代資本主義經營理念讚賞有加。
1921年10月，武百祥創辦大羅新環球商店，共四層大廈。商品種類達3,000餘種，世界名牌、土特產品、日常百貨應有盡有。
同記商場的門匾上方，有「搜羅寰球百貨，採購國內產品」廣告字樣。武百祥分別在上海、天津、北京、大阪設立了駐莊，通過哈爾濱洋行採購英國呢絨、法國化妝品等大都市的奢侈品滿足名流之需。大羅新直購直銷蘇杭的絲綢、景德鎮的瓷器、福建和江浙的茶葉。
武百祥還別出心裁地與生產企業合作，按照自己的樣式和規模要求，製作帶有「同記監製」或「同記製造」等企業標識的產品。這在當時是很新穎的營銷手法，很受顧客歡迎。「到了哈爾濱，必去大羅新，電梯送上樓，滿眼西洋景。」
武百祥非常注重企業形象的塑造，將同記的幾大商場打造成消費與娛樂共享的生活天地。店員則一律身著西服、胸佩店徽，彬彬有禮。在當時商場多是散亂景況的環境下，的確領銜他人。
武百祥還善用廣告，將同記品牌打入郊區、農村，每年廣告用紙多達幾十噸。同記除了執行明碼標價、童叟無欺外，促銷手段更是五花八門，如「購貨抓彩」等。
另外武百祥的融資方式廣泛，美國花旗、英國滙豐、日本正隆和蘇聯遠東銀行的資金都放款給他。由於武百樣經營有方，推銷有術，貨流通暢，誠信經商，很快又創辦了「同記」「大同」百貨商廈。年營業額達700餘萬元（現大洋），遠遠超過同行。
正統商道 道義人生
武百祥的商道在短時間內能夠壓倒群雄，不僅在於他的創新思想，還在於他堅守誠信、利他的正統商道。
「大羅新」言無二價、童叟無欺的做法，在當時無商不奸的商業環境中可謂一股清風，給顧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羅新」開業第一年，銷售額就超過了俄國人經營的秋林公司。後人將武百祥的商業思想匯集出版成冊，名為《大羅新政策》。
書中詳細闡述了武百祥的經營理念與商業思想。他認為商業信譽和商業道德是取勝的資本，必須樹立「顧客為本」的思想，並規定了「貨真、價平、優待、快感」四條便利顧客的店規，還把「利顧客」與「利公司、利勞資、利同業」一同作為經營的原則。
在經營大羅新環球商店的過程中，武百祥改革內部勞資制度，將世襲的「掌柜」制改為職員制，年薪制改為月薪制，這在哈爾濱工商業中屬首創。
在經營同記商場時，他建立了《同記商場股份有限公司辦事細則》，內含人事制度、財會制度、管理制度等一整套完善的規章制度。
武百祥修建了職工醫院、浴池、食堂、運動場等福利設施。實行了「薪金分紅」。 修改東伙公約，調整分紅比例，「東」方適當減少，「伙」方適當提高。
上世紀20年代的金融危機衝擊商業，武百祥率先把自己和其他十幾個高管的薪水降到七成，裁減掉包括自己親外甥在內的員工1,000餘人。
1925年，他意識到家族式企業的弊端，實行股份制改革，改革東伙制為股份制。率先在哈市打破「非老呔商人不用」的先制，大膽廢棄家族式、宗族式企業的經營方式，明文規定「凡是與在職人員有父子、叔侄、兄弟、翁婿等親屬關係的一律不准進入同記」。
武百祥家教甚嚴，也不任人唯親。武百祥中年得子，取名武恩佑，孩子6歲時得了肺結核，武百祥日夜守護在孩子的病床前，一年後康復，武百祥毅然將其送到北京香山慈幼院住讀。
舅舅何善榮曾帶武百祥闖關東，但他在同記店裏任意發號施令、罵人，不守店規，武百祥為難之際也毅然按店規將其辭退。
1929年，武百祥興辦百善學校，後在哈爾濱又建立了兩所學校、一所幼兒園、一座教堂。武百祥在河北家鄉一生興辦164所中小學。
據鍾福祥先生創作的劇本《武百祥》記載：同記職工中有三個孩子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武百祥出資給他們上學，日本人讚歎萬分。
一位職工的孩子考上了燕京大學，其母偷著去當鋪當掉了心愛的結婚戒指籌措學費，武百祥聽說後，立即贖回戒指，完璧歸趙。
有一年，同記工廠發生火災，所有員工不顧生命危險，在火海中奮力搶救同記財產，武百祥衝到第一線，大聲喝道，「請大家撤出火場，工廠沒了可以重建，職工沒了不能再生」。
當大家還在繼續救火時，他又下死令「我要人，不要工廠」，眼睜睜地看著工廠在熊熊烈火中化為灰燼後，熱淚滾滾而下。
武百祥經商有道，利潤滾滾。但他本人一生非常節省，生活簡樸從不奢侈。談起洋車洋房，他說：「這類的高消費我不感興趣。這錢是我掙的不假，其實都是老百姓給的，我用不了那麼多，還是應該還給老百姓才對。」一生始終離不開一身藍布衣裳，穿壞了就再做一套，秉承正統的民族資本家風範。
篤信基督一生愛國 卻受騙於中共
武百祥之子武恩佑在《回憶我的父親》中寫道：「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切都要按照基督的教義行事，在他經營的商店和工廠裏，職工們都不許抽菸、喝酒、娶小老婆、賭博、嫖妓，如有違犯，堅決開除。當時曾有人用『我是同記的人』這句話來光榮地說明自己的道德品質是無疵的。」
九一八事變後，武百祥在哈爾濱工商界首發《告全市同胞書》，呼籲「救亡圖存」。東北淪陷後，日本人請他出來做官，他隱遁教堂。
「恆發源」張聞聲原是同記的競爭對手，日本人欲搞垮「恆發源」，武百祥不計前嫌，凜然出手相救。在偽滿統治期間，武百祥放棄了很多發國難財的機會，同記商行慘澹經營。國民黨抗戰勝利後，「同記」商號得以重整旗鼓。
抗日期間，武百祥誤以為中共也抗日，曾幫助過文書部部長中共黨員陳忠、地下黨員王展俊逃避日本人的追捕，後陳忠任長春市市長、人大副主任，王展俊任遼東省委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共幹部彭真曾到同記商場視察，並許諾中共支持和保護民族工商業發展，武百祥信以為真。
「同記」開始為中共提供軍需品。同記鐵工廠加工過六零炮，同記刷子廠每月生產5萬支「白熊」牌牙刷。
「同記」還先後進行了七次較大的捐款，1946年8月捐款1萬元、1947年12月捐款100萬元、1948年2月捐款11.8萬元；捐贈軍鞋千餘雙。
朝鮮戰爭時期，武百祥呼籲哈爾濱市工商界為中共捐獻18架戰鬥機，對現役軍人、軍屬、烈屬購置生活用品，實行九五折優待。之後，武百祥個人多方籌集資金，捐獻了相當於買一架戰鬥機的款項。
中共東北聯軍占領哈爾濱後，中共讓武百祥擔任哈爾濱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給予他一定的政治地位，曾經飽受日本侵略戰爭之苦的武百祥受寵若驚，將畢生的愛國熱情遷移至共產黨的身上，「『願主的國降臨，願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是他一生每天晚禱必然要說的禱詞）。他努力鍛煉身體，並又開始譜曲填詞了。但這時不再是頌主詩歌，而是歌頌社會主義好。他告訴我們他要活120歲。」（武恩佑：《回憶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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