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中共修改憲法，尤其是取消了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的限制，在海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官方稱，此舉有利於保持中共「三位一體」領導體制的「一致性」，而這也在暗示習近平將在五年任期後尋求第三次連任中共黨、政、軍的一把手。這樣的暗示自然也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警告了那些「篡黨奪權者」的幕後推手和追隨者，使他們在無望中選擇收手；但另一方面，也讓不少民眾因為憂慮和恐懼，而選擇加速逃離中國。
不過，《明報》有分析指出，習近平此次修憲刪除任期上限，將來如果再把軍權還給國家主席，那就很可能把國家主席的權力做實，最終演變為總統制。正如我們無法確定習近平是否一定會選擇終身任職一樣，這樣的推測我們也同樣無法排除，原因就在於早在中共十九大前類似的說辭曾在海外被釋放。
2016年4月，中共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採訪時表示，中國正走在「歷史大變革的前沿」，如何找出能夠真正被人民認可、被國際社會大體認同的制度設計和有效的制度架構，是高層必須要做的。對於有人提議的中國未來可以由國家主席制變為總統制，他認為形式並不是最主要的問題，關鍵是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國的政治體制變為總統制，從目前中國的政治生態看，必須是「系統性改革」。
7月，汪玉凱在接受媒體專訪中再次提到在中國推行總統制的議題。而在9月10日，大陸社交網「辦公室秘書」則推出一條敏感微博，提及總統制。
國家行政學院隸屬於國務院，被視為國務院智囊機構，汪玉凱在海外突然發出此種論調，背後一定有因。此外，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也曾發表題為「從集體領導到雙首長制」的博文。文章表示，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導致內鬥不止，並提出最有效的體制是代理關係明確前提下的首長負責制。總統制或許就是其中的選項之一。
無疑，在過去五年中，中共最高層在高調反腐、拿下眾多腐敗高官的同時，也不得不面臨著日益迫近的亡黨危機，加之黨內高層博弈不止，尋找化解危機的出路成為當務之急。十九大，習近平高度集權，將「習思想」寫入黨章；今年兩會，習近平主導通過憲法修正案，修改主席副主席任期，似乎就在宣告這就是其找到的出路，但未來走向仍舊讓外界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汪玉凱於2016年9月還在官媒人民論壇上發文《改革要「落地」，不能「空轉」》，文章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無疑是一場深刻的歷史性變革。但是當這一變革進入深水區、要啃硬骨頭時，其改革的難度、風險、阻力也驟然上升，因此要防止改革『空轉』，就要十分重視改革策略的選擇」，並且還需要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即「一是排除和化解改革的阻力，二是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
從中共修改黨章以及將堅持中共領導寫入憲法等做法看，其目地應契合「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即防止中共垮台。而排除包括江澤民家族、江派人馬等「既得利益群體的干擾」和「政府自身對改革的隱形阻力」，則可從習近平過去幾年中拿下大量江派黨、政、軍高官和商界的「白手套」以及官場重新洗牌、機構重組窺見。這似乎表明汪玉凱之語並非無的放矢，很可能是提前替高層試水。
而也是在2016年「兩會」期間，有消息稱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滬寧召集40多名高層智囊，在北京西山戰略研究室舉行了關於民主制度和機制改革的秘密研討會。
應該是因為高層博弈異常激烈，中共十九大的結果表明背後有著不同尋常的妥協，但可以肯定的是，汪玉凱提及的制度設計和有效的制度架構，隨著監察委員會的設立並在今年「兩會」正式確認已經拉開了序幕。未來將往何處去？恐怕不是人一廂情願就可以的，因為變數依舊存在。
或許昔日蘇聯的國家首腦體制從形式上的集體元首而實質上的總書記向總統制的改變，可以作為參照。
早期的蘇聯表面上實行的是集體元首體制，即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是蘇聯的集體元首，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從20年代中期起，特別是30年代之後，最高蘇維埃及其主席團在整個權力體系中的地位只是名義上的和象徵的，蘇共實際上充當著國家權力最基本、最主要的承擔者，直接決定著國家的各種事務，蘇共最高領導者中央總書記則為國家最高決策者，是以蘇聯採取的實際是以總書記為主的個人元首體制。
戈爾巴喬夫上台初期，蘇聯的一些法學家和政治學家就公開提出要研究西方的三權分立學說，以便從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但這樣的主張當時並沒有得到響應。1988年蘇共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召開前夕，蘇聯又有人提出國家政體實行總統制的設想，同樣也沒有得到響應。
不過，在蘇共十九大上，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法治國家」和「法律至上」的主張，推動了蘇聯學術界對西方三權分立學說的研究。在戈爾巴喬夫擔任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之後，總書記的權限開始向最高蘇維埃分權和轉移。不久，戈爾巴喬夫又進一步提出要在蘇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社會管理體制的思想，葉利欽等不同政見者直接提出要在蘇聯實行總統制。
對此，戈爾巴喬夫多次派人秘密到西方考察，一些學者和戈爾巴喬夫的顧問們也紛紛發表文章論證在蘇聯實行總統制的必要性。1990年二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首次公開提出在蘇聯設立總統制的建議，要求給予總統一切必要的權力以便將改革的政策付諸實施，會議通過了行動綱領。會議結束後，戈爾巴喬夫立即主持召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一致贊同「在蘇聯建立民主總統制政權」，並決定馬上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和蘇聯第三次非黨人民代表大會以便正式決定實行總統制。
在2月14日先行召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400多名代表們以347票贊同、24票反對、43票棄權通過了在蘇聯設立總統制和修改憲法有關條款的決議，同時決定在3月召開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確立總統制問題。在隨後召開的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上，大會以1817票贊成、133票反對、61票棄權通過了《關於設立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和補充法》。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聯歷史上第一位總統。
而在確立了總統制並選出了第一任蘇聯總統之後，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還成立了兩個隸屬於總統的機構，總統委員會和聯邦委員會。
總統制的確立不僅僅是最高權力的代名詞的變化，更是折射了政治制度的深刻變化。換言之，「共產黨不再有合法的權力進行專制統治，國家和政府的組織與以前萬能的共產黨機構沒有正式的聯繫。」一年後，蘇共垮台，蘇聯解體。
如果習近平修憲後想加強國家主席權力，並最終由此走向總統制，乃至水到渠成拋棄中共，其必將對全球產生巨大的震撼和影響。不過，目前從黨章乃至憲法重申加強中共的領導以及外界傳出的習與江達成秘密協議看，我們似乎有理由對這樣的走向抱持懷疑，但考慮到中共歷屆領導人從來就無一定之規，且他們內心並非不知中共罪孽深重，並非不知道甚麼是世界發展的主流，在內外皆面臨重重困難壓力之下，我們只能說，這樣的走向無法排除，畢竟這樣的走向才是可以使其擺脫危局、收穫希望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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