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刊登了一篇勞倫·特謝拉(Lauren Teixeira)的題為「為什麼中國十四億人口沒有好樂隊」的文章。文中提到蒙古樂隊the Hu將蒙古傳統音樂與現代音樂結合,成為一個文化現像。他們的兩首主打歌「狼的圖騰」(Wolf Totem)和「多麼奇怪」(Yuve Yuve Yu)在優兔(Youtube)網站上總觀看次數達到六千一百萬,是蒙古人口的二十倍。相比之下,中國有十四億人口,卻沒有一支像the Hu一樣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有代表性並具一定規模影響的聲音。

作者勞倫認為原因部分來自歷史。在二十世紀,蒙古是蘇維埃的一個衛星國。當時蘇維埃的政策是把民樂作為對抗帝國主義的多元文化來鼓勵。這從某種角度上幫助了蒙古沒有遭受與其它共產國家同等程度的文化災難。

七十年代,蒙古文化部開始鼓勵混合民樂與搖滾。當八十年代學生們開始促進民主時,搖滾樂成為一股重要的力量。作者認為,蒙古的年輕人對傳統音樂有強烈的認知。而與之相對比,大多數中國年輕人即便聽著民族音樂,也不知道是民族音樂。

中國的音樂傳統,正如很多其它中國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時被從內部摧毀了。京劇和其它民族傳統音樂被明令禁止。很少量的音樂幸存,但也被改裝了。比如「東方紅」是用的一首古老陝西民樂的曲調。「東方紅」曾經是短暫的中國國歌。

毛澤東死後不久,中國的年輕人似乎可能對民樂重新感興趣。在充滿變動的八十年代,中國被「西北風」橫掃。「西北風」來自中國西北部的民族曲調和風味,為中國人的不滿提供了一個宣泄的出口。這是那個年代「尋根」的一部分。中國年輕人想通過尋根重新發現他們失落的傳統。這個「西北風」不是搖滾,但有類似的地方。它的某些曲調成為學生民主運動中受歡迎的代表性旋律。

這種真實的而與中國傳統有機結合的聲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被坦克壓碎。搖滾被短期禁止。更重要的是,對在血泊中失去希望的一代中國人來說,文化本身成為危險的事物。九十年代,比起「尋根」中國人對“」「致富」更感興趣。隨著幾千萬的民工遷移大潮,地區音樂和傳統被稀釋,甚至失傳。

即便是新的財富導致大量對音樂的需求,音樂還是可能招來危險的東西。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我們看到的是平庸音樂的擴展,包括少量的流行歌曲,懷舊的「革命」歌曲,還有改裝後的民樂。這些音樂都是不具任何傷害性的花樣,而不表達文化熱情。漢族歌手,比如習近平的太太彭麗媛,以演唱維吾爾族和西藏的音樂出名。

一些地方的創作,如武漢的金屬和北京的朋克,都因為文化審查而無法有全國性的舞台,從而不能維持。任何能生存的音樂都被小心地「閹割」了,比如最近的嘻哈(說唱)風格。在《中國有嘻哈》真實而廣受歡迎的第一季中,有幾個最受歡迎的歌手被禁止。第二季在自我審查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包括有幾個維吾爾族選手以「中國風」說唱。

相比起蒙古的傳統風格與現代音樂的結合,「中國風」顯得有些「迪斯尼風格」,「中國風」嘻哈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國有嘻哈》的主持吳亦凡。他在「Young OG」年輕的老炮兒)中穿著改良馬褂,有中國弦樂伴奏。在歌曲高潮部分,他擊打一個大鑼,打出一陣煙霧。從煙霧裡出來一群身穿京劇服裝模特兒在舞台上行走。

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強烈反響。作者勞倫在推特上回應:“有的人很不喜歡這篇文章。我仍堅持我的主要觀點。那就是,尋找有商業價值的能代表一個文化的聲音——這個所有民族都無法停止的追求——在缺乏歷史觀點的極權國家中要復雜很多。”作者還贊同一位讀者的反饋:很多成功的蒙古風格樂隊成員來自中國。她表示:“為什麼來自中國的蒙古民樂樂隊比來自中國的中國民樂樂隊更成功?”

她還說,「有的人對我不從商業成功角度,而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評估樂隊表示不適。我認為這只是你選擇以什麼指標看問題而已。當一件事物能抵達一個亞文化之外的普通人們並影響他們的想法和觀點,這已經是屬於政治的範疇。對作者而言,問題不是中國是否有好的樂隊,而是中國是否有能夠穿透國外文化的音樂。蒙古樂隊the Hu做到了這一點。‘江南風格’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