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時期有個男子，祖父是終生清廉勤謹的宰相，父親是安史之亂中以死抗敵、名垂唐史「忠義傳」的慷慨義士。他雖然陋貌藍膚，卻憑藉祖上福蔭拜得一官半職，又能粗衣礪食泰然處之，時人讚譽他頗承先祖遺風。
而他的本心，唯有大唐名將、「尚父」郭子儀看透。郭子儀平日不拘小節，見客時都有姬妾在旁侍奉。唯獨此人拜訪，他擯退所有人，獨自恭敬接待。家人問其故，郭子儀回答，此人「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如果他日後掌權，郭氏將會被滅族。
郭子儀果然有識人之明，此人不僅在幾年內位極人臣，而且內心奸詐險惡，陷害諸多賢臣名將，成為百官疾之若仇，六軍思食其肉的大奸臣。他就是唐德宗時期的著名奸相——盧杞。
平步青雲，恃寵弄權
早年的盧杞，歷任清道率府兵曹參軍、朔方府掌書記、吏部郎中等職，至虢州刺史。在任期間，虢州官府有三千頭豬成為當地百姓的負擔。盧杞將此事上奏，德宗準備將它們遷往同州的沙苑，他卻說：「同州亦陛下百姓，臣以為不如直接宰殺，分發給百姓。」
德宗立刻嘉獎道：「身為虢州刺史卻能考慮其它州，宰相材也。」便下詔將豬分送給貧民。盧杞的一句話，令德宗以為他是治世濟民的的輔國良才，因此被召為御史中丞。由於他頗有口才，善度上意，每次「論奏無不合」，深受德宗賞識。一年後盧杞遷為大夫，十天之內，又被擢拔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大唐宰相。
在德宗的眷顧下，盧杞的官運青雲直上。然而他並非德宗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名如祖父般清廉、如父親般忠貞的賢臣。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的國力遠不如盛唐，德宗以前有兩名皇帝棄都而逃，令皇家威嚴掃地；地方藩鎮割據，覬覦中原，天子難以節制。盧杞在亂世中做得一朝宰相，不思社稷中興大計，卻為了一己之私，逐漸顯露出陰險狠毒的真面目。
兩唐書皆有記載，盧杞在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得志掌權後，為了鞏固權勢、樹立官威，即使對稍稍冒犯他的人，不將其置之死地決不罷休。
第一個被打壓的便是同僚楊炎。按照慣例，唐朝諸宰相每天一同議事、進餐，是為「會食制度」。楊炎儀表堂堂，憑文才身居要職，對貌陋無識的盧杞十分鄙夷，常常假託疾病不與他共事、會餐。盧杞銜恨在心，表面上若無其事，暗地裏伺機報復。
《資治通鑑》載，同年7月，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奉旨討伐擁兵造反的梁崇義，因淫雨不止，一時無法出兵。德宗不明就裏，盧杞想起楊炎曾反對任用李希烈之事，便趁機誣奏：「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陛下何必為了楊炎，耽誤征討叛賊的大事？不如暫免楊炎相位，李希烈一定欣然出征。」德宗未查實情，便深信不疑，立即罷免楊炎相位。
盧杞仍不罷休，聽說楊炎在曲江附近置家廟，再進讒言：「曲江王氣甚重，前朝宰相蕭嵩在那裏建家廟，玄宗立即下令遷址；楊炎卻重蹈覆轍，恐怕想篡奪皇位。」德宗聽後，便將楊炎外貶為崖州司馬，旋即賜死。
忌賢妒能，巧言進讒
大凡奸佞之輩皆有巧言進讒、剷除異己之惡行，而巧舌如簧的盧杞，往往害人於無形。他利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迷惑德宗作出看似英明的決策，實則不露聲色地將朝中的忠信大臣一一排擠和陷害。
德宗朝另一位宰相張鎰，為人忠正有才望，為德宗其重。有他當職，盧杞難售其奸，遂想方設法將他調離朝廷。侍御史鄭詹與其相善，每次都會趁盧杞午睡時找他敘談。盧杞得知後，便假裝熟睡，待鄭詹來到後，闖進張鎰房間，讓鄭詹慌忙迴避。盧杞則佯作不知，故意和張鎰談論朝廷機要，嚇得他連忙阻止：「鄭御史在這裏，不要說這些。」盧杞則一本正經地說：「剛才說的事情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啊。」
因偷聽國家機密屬重罪，盧杞便藉此事彈劾二人。然而德宗僅僅杖斃鄭詹，他只好另尋時機。建中三年，幽州節度使朱滔謀反，德宗廢其兄長朱泚的兵權，鳳翔節度使一職空缺。盧杞假意上奏，朱泚位高，鳳翔將士的官階也很高，除了選派宰相這樣的重臣，再無合適的人選，因而自動請纓。
見德宗沉吟不言，他繼續說：「陛下定認為臣貌醜，不能懾服三軍，固惟陛下神算。」盧杞表面上自告奮勇為君分憂，繼而自謙相貌醜陋，願意讓賢，其實是在暗示德宗，唯有儀表堂堂的宰相才是節度使的最佳人選，而符合條件的人非張鎰莫屬。果然，德宗順著他的思路委任張鎰。
盧杞知道，張鎰離開後，德宗還會任命其他人為相。他深恐大權被奪，多方物色聽命於己的「傀儡」宰相。他發現禮部侍郎關播敦厚老實，不善言辭，便大力舉薦，以實現他把持朝政的奸計。他非但不讓關播參與決策，連話也不讓他說。有一次，德宗與眾宰相議事，盧杞侃侃而談，關播欲起身進言，卻遭到他的「目禁」。事後，盧杞訓誡他：「你之所以榮登相位，是看中你沉默少言，剛才你怎麼能開口說話呢！」從此，關播在朝中噤若寒蟬，「政事皆決於杞，播等斂衽無所可否」。
「賢者冒（妒忌），能者忌。」是唐書對盧杞的評價。對相權有威脅之人，盧杞毫不留情地打壓，而那些功高德劭的老臣，他同樣心存妒恨，視如大患。其陰險毒辣，天下人無不痛恨，只因他深受德宗倚重，無人得以進言。
著名書法家、太子太師顏真卿為人剛正不阿，時常批評盧杞的言行，讓他心懷怨憤。一次，顏真卿告訴他，安史之亂時，叛賊殺死他的父親，取其首級遊行示眾。顏真卿慕盧父高義，親自搶回首級，舔幹血跡，用棺材埋葬。他說：「今相公忍不相容乎！」盧杞假裝矍然拜謝，心中卻恨之入骨。
當時，李希烈不滿平叛封賞，怒而造反。建中四年，朝廷派兵出擊，盧杞趁勢進言，此人「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身邊將領都不敢勸諫，不如派一名「儒雅重臣」，向他宣讀聖旨，陳述順逆禍福的道理，不必興師動眾就可制服。他又說：「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
佞言似忠，奸言似信。德宗對盧杞的話深以為然，隨即命顏真卿出使李希烈。詔書下達後，百官失色，李希烈生性殘暴，顏真卿此去無異於易水壯士，一去不復還。然而顏真卿明知被盧杞構陷，卻說：「君命也，將焉避之！」他隻身犯險，在叛軍營中堅守氣節，不為利誘威逼所動，最後殞命於叛軍之手。
苛政斂財，招怨遭亂
自盧杞擔任宰相以來，朝中忠良之士被他排擠殆盡，只餘一干唯唯諾諾、趨炎附勢之輩，朝政也日益敗壞。德宗即位以來，海內烽火連天，長年戰亂，朝廷在軍事上耗費巨資，導致財政緊張。有官員做過預算，軍費每月需百餘萬貫錢，而府庫所藏只能支撐數月；如果能夠籌得五百萬貫錢，便可支持半年，戰事濟矣。
為解決財政危機，盧杞將心腹趙贊任命為度支，與其黨羽共同籌款。他們只一味地把心思花在搜刮民脂民膏上，其斂財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個便是「以商養軍」。他們認為，天下財富集於富商，便向德宗建議：商賈中家產有一千萬的，任其自主經營，超過的部份便借來贊助軍費，等到戰爭結束後再還之於商。
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官吏們總是懷疑商賈隱瞞財產，動輒對其鞭笞綁架，敲詐勒索。眾多商人不堪受辱，憤而自殺，京城出現「囂然如被賊盜」的景象。趙普等人還下令，京城中無論典當、租房、售糧等商業貿易，都必須「借」出四分之一的交易額，又使城中商業活動趨於凋零。即使付出這樣巨大的代價，朝廷也只籌款二百萬貫。
這些苛捐雜稅雖非盧杞所出，卻都是在他的佈置與默許下進行的。因而每當他出行，百姓從各路湧出，攔住其車駕，申訴苦楚。盧杞難以招架，只得將他們強行趕走。不久德宗聽聞新政收效甚微，百姓滿懷愁怨，只好下令禁止。盧杞一黨為了籌集軍費，又想出間架稅、除陌稅等苛政。
所謂間架稅，是將每幢房子的兩根撐木之間劃為一間，每間按照等級交稅，從五百錢到二千錢不等。由於此稅只論房屋多寡，不問屋主家境殷虛，房多家貧者深受其害。除陌稅則指所有公私交易，官府都要從每貫錢中收取五十錢稅款。為徵收更多的錢款，他們對隱匿不報者採取嚴酷的懲罰措施，並鼓勵百姓互相告發。一時間，京城怨恨牢騷之聲，盈於遠近。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建中四年的「涇原兵變」。9月，為平「四王」與李希烈的叛亂，德宗命各路節度使出兵平亂。10月，涇原士卒離開駐地，冒寒雨奔赴長安，卻只得到粗茶淡飯之類的犒賞。眾士卒滿懷憤恨，大肆掠奪府庫財物，並在街上高喊：「以後再也不奪商人的財產了，再也不收間架、除陌稅了！」
長安難安，再次上演兵荒馬亂的一幕，百姓紛紛響應亂軍，德宗卻在這場動亂中倉皇奔逃，成為又一位蒙塵受辱的天子。盧杞一黨斂財無度，對這場「涇原兵變」難辭其咎，故史稱「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仇」。
作惡奉天，相權永革
兵變之後，德宗奔至奉天，盧杞隨行。他非但沒有反思專擅弄權帶來的惡果，反而繼續投機鑽營，恣意妄為。
隨駕的宰相崔寧因故遲來數天，德宗起初甚喜，大加撫慰。而崔寧見大唐帝王遭逢厄運，將所有罪責歸咎於盧杞一人，常在私下裏悲憤地含淚道：「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盧杞無法容忍不利於己的言論，遂暗思誣陷詭計。
當初崔寧趕路時，多次下馬方便，而且每次時間都很長，因而耽誤行程。而被叛軍擁立為帝的朱泚恰好行使反間計，欲詔崔寧為相。盧杞利用這些證據，命與崔寧同行的官員，誣告崔寧出行時故意拖延時間，「有顧望意」；指使另一人偽造崔、朱的往來書信。盧杞則藉機譖毀，讓德宗懷疑崔寧有謀反之心，下秘旨將其縊殺。此事傳出，國人皆稱其冤。
不久，朱泚圍攻奉天，德宗危在旦夕。幸得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火速勤王，多次重創朱泚的軍隊，身中數十箭才解了奉天之圍。然而他生性粗疏，行軍路上多次表達對盧杞等人胡作非為的憤懣。他說：「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盧杞聽說後寢食難安，擔心德宗聽信李懷光的論奏，竭力阻止他入朝。
盧杞故作從容地勸誡德宗，李懷光功蓋天下，令叛軍聞風喪膽，無心再守長安。如果他能一鼓作氣，率軍攻下長安，便可一舉滅賊。如果召他入朝，勢必賜宴封賞，流連幾日。這樣就會貽誤軍機，讓叛軍有時間佈置防禦，那時再出兵抗敵，「恐難圖矣」。盧杞所言，似乎句句為國家大局著想，長期寵信他的德宗不假思索，便接受了他的「諫言」，命李懷光在外屯兵，不必入朝，並儘快收取長安。
李懷光認為自己不遠千里親赴國難，近在咫尺卻無法得見天顏，意殊怏怏。他知道自己受奸臣阻撓，遂引兵離去，並數次上表揭露盧杞等人的罪惡。於是輿論喧騰，士議洶洶，大家都指斥盧杞，是造成國家危亡的大奸臣。德宗這才有所醒悟，為平息眾怒，將盧杞貶為司馬。
不久，德宗想念盧杞，將他升為長史。貞元元年（公元785年），德宗欲再拜刺史。負責起草詔書的官員認為，盧杞違背天理，害德宗流離失所，未被處死已是格外開恩，如果讓他掌管一個大州，會令天下人對天子失望，於是不肯擬詔。其他諫臣也出面諫阻，說盧杞為四海臣民唾罵，如若復用，將使「忠良痛骨，士庶寒心」。
德宗只好和宰相李勉商議：「讓盧杞做一個小州的刺史可以嗎？」李勉答曰：「陛下想把大州交給他也不是難事，但是如何平息四方的責難呢？」德宗只好作罷。於是，盧杞改任澧州別駕，終不得入朝錄用。
對於盧杞是忠是奸的判斷，德宗又問李勉：「眾人論杞奸邪，朕何不知？」答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這正是他的奸邪之處啊！」德宗不甘心，點評歷任宰相與盧杞作對比：崔祐甫生性褊躁，與皇帝意見相左時，難免進退失當，反而要德宗顧全他的面子；楊炎剛直衝動，稍不順心便忘記君臣之禮，厲聲進諫，讓德宗難堪；只有盧杞，對德宗的話言聽計從，從不爭論或違逆，這便是德宗對他念念不忘的原因。
德宗的一番對比，恰恰印證了盧杞奸佞之本質，同樣說明了「興國之君樂聞其過，慌亂之主樂聞其譽」的歷史教訓。事實上，德宗對宰相的評價與史實正好相反。史料皆有記載，德宗初即位時，崔祐甫為相，他總是勸皇帝用道德治理天下，因而建中初年政治清明，赫然有貞觀遺風；而盧杞為相時，則唆使皇帝用刑名整肅天下，戰爭與財政危機接踵而至。
因而，德宗早期的宰相們，不過是為了避免皇帝決策失誤，不得以而據理力爭，實出於無私的忠心。盧杞雖然討得皇帝一時歡心，卻真正把國家推向危險的邊緣。可見用人得當與否，對國家興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政者不可不慎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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