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早期的宰相們,不過是為了避免皇帝決策失誤,不得以而據理力爭,實出於無私的忠心。盧杞雖然討得皇帝一時歡心,卻真正把國家推向危險的邊緣。可見用人得當與否,對國家興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政者不可不慎處之。

(接上期)

苛政斂財 招怨遭亂

自盧杞擔任宰相以來,朝中忠良之士被他排擠殆盡,只餘一干唯唯諾諾、趨炎附勢之輩,朝政也日益敗壞。德宗即位以來,海內烽火連天,長年戰亂,朝廷在軍事上耗費巨資,導致財政緊張。有官員做過預算,軍費每月需百餘萬貫錢,而府庫所藏只能支撐數月;如果能夠籌得五百萬貫錢,便可支持半年,戰事濟矣。

為解決財政危機,盧杞將心腹趙贊任命為度支,與其黨羽共同籌款。他們只一味地把心思花在搜刮民脂民膏上,其斂財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個便是「以商養軍」。他們認為,天下財富集於富商,便向德宗建議:商賈中家產有一千萬的,任其自主經營,超過的部份便借來贊助軍費,等到戰爭結束後再還之於商。

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官吏們總是懷疑商賈隱瞞財產,動輒對其鞭笞綁架,敲詐勒索。眾多商人不堪受辱,憤而自殺,京城出現「囂然如被賊盜」的景象。趙普等人還下令,京城中無論典當、租房、售糧等商業貿易,都必須「借」出1/4的交易額,又使城中商業活動趨於凋零。即使付出這樣巨大的代價,朝廷也只籌款兩百萬貫。

這些苛捐雜稅雖非盧杞所出,卻都是在他的佈置與默許下進行的。因而每當他出行,百姓從各路湧出,攔住其車駕,申訴苦楚。盧杞難以招架,只得將他們強行趕走。不久德宗聽聞新政收效甚微,百姓滿懷愁怨,只好下令禁止。盧杞一黨為了籌集軍費,又想出間架稅、除陌稅等苛政。

所謂間架稅,是將每幢房子的兩根撐木之間劃為一間,每間按照等級交稅,從五百錢到兩千錢不等。由於此稅只論房屋多寡,不問屋主家境殷虛,房多家貧者深受其害。除陌稅則指所有公私交易,官府都要從每貫錢中收取五十錢稅款。為徵收更多的錢款,他們對隱匿不報者採取嚴酷的懲罰措施,並鼓勵百姓互相告發。一時間,京城怨恨牢騷之聲,盈於遠近。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建中四年的「涇原兵變」。9月,為平「四王」與李希烈的叛亂,德宗命各路節度使出兵平亂。10月,涇原士卒離開駐地,冒寒雨奔赴長安,卻只得到粗茶淡飯之類的犒賞。眾士卒滿懷憤恨,大肆掠奪府庫財物,並在街上高喊:「以後再也不奪商人的財產了,再也不收間架、除陌稅了!」

長安難安,再次上演兵荒馬亂的一幕,百姓紛紛響應亂軍,德宗卻在這場動亂中倉皇奔逃,成為又一位蒙塵受辱的天子。盧杞一黨斂財無度,對這起「涇原兵變」難辭其咎,故史稱「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仇」。

作惡奉天 相權永革

兵變之後,德宗奔至奉天,盧杞隨行。他非但沒有反思專擅弄權帶來的惡果,反而繼續投機鑽營,恣意妄為。

隨駕的宰相崔寧因故遲來數天,德宗起初甚喜,大加撫慰。而崔寧見大唐帝王遭逢厄運,將所有罪責歸咎於盧杞一人,常在私下裏悲憤地含淚道:「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盧杞無法容忍不利於己的言論,遂暗思誣陷詭計。

當初崔寧趕路時,多次下馬方便,而且每次時間都很長,因而耽誤行程。而被叛軍擁立為帝的朱泚恰好行使反間計,欲詔崔寧為相。盧杞利用這些證據,命與崔寧同行的官員,誣告崔寧出行時故意拖延時間,「有顧望意」;指使另一人偽造崔、朱的往來書信。盧杞則藉機譖毀,讓德宗懷疑崔寧有謀反之心,下秘旨將其縊殺。此事傳出,國人皆稱其冤。

不久,朱泚圍攻奉天,德宗危在旦夕。幸得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火速勤王,多次重創朱泚的軍隊,身中數十箭才解了奉天之圍。然而他生性粗疏,行軍路上多次表達對盧杞等人胡作非為的憤懣。他說:「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盧杞聽說後寢食難安,擔心德宗聽信李懷光的論奏,竭力阻止他入朝。

盧杞故作從容地勸誡德宗,李懷光功蓋天下,令叛軍聞風喪膽,無心再守長安。如果他能一鼓作氣,率軍攻下長安,便可一舉滅賊。如果召他入朝,勢必賜宴封賞,流連幾日。這樣就會貽誤軍機,讓叛軍有時間佈置防禦,那時再出兵抗敵,「恐難圖矣」。盧杞所言,似乎句句為國家大局著想,長期寵信他的德宗不假思索,便接受了他的「諫言」,命李懷光在外屯兵,不必入朝,並儘快收取長安。

李懷光認為自己不遠千里親赴國難,近在咫尺卻無法得見天顏,意殊怏怏。他知道自己受奸臣阻撓,遂引兵離去,並數次上表揭露盧杞等人的罪惡。於是輿論喧騰,士議洶洶,大家都指斥盧杞,是造成國家危亡的大奸臣。德宗這才有所醒悟,為平息眾怒,將盧杞貶為司馬。

不久,德宗想念盧杞,將他升為長史。貞元元年(公元785年),德宗欲再拜刺史。負責起草詔書的官員認為,盧杞違背天理,害德宗流離失所,未被處死已是格外開恩,如果讓他掌管一個大州,會令天下人對天子失望,於是不肯擬詔。其他諫臣也出面諫阻,說盧杞為四海臣民唾罵,如若復用,將使「忠良痛骨,士庶寒心」。

德宗只好和宰相李勉商議:「讓盧杞做一個小州的刺史可以嗎?」李勉答曰:「陛下想把大州交給他也不是難事,但是如何平息四方的責難呢?」德宗只好作罷。於是,盧杞改任澧州別駕,終不得入朝錄用。

對於盧杞是忠是奸的判斷,德宗又問李勉:「眾人論杞奸邪,朕何不知?」答曰:「盧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這正是他的奸邪之處啊!」德宗不甘心,點評歷任宰相與盧杞作對比:崔祐甫生性褊躁,與皇帝意見相左時,難免進退失當,反而要德宗顧全他的面子;楊炎剛直衝動,稍不順心便忘記君臣之禮,厲聲進諫,讓德宗難堪;只有盧杞,對德宗的話言聽計從,從不爭論或違逆,這便是德宗對他念念不忘的原因。

德宗的一番對比,恰恰印證了盧杞奸佞之本質,同樣說明了「興國之君樂聞其過,慌亂之主樂聞其譽」的歷史教訓。事實上,德宗對宰相的評價與史實正好相反。史料皆有記載,德宗初即位時,崔祐甫為相,他總是勸皇帝用道德治理天下,因而建中初年政治清明,赫然有貞觀遺風;而盧杞為相時,則唆使皇帝用刑名整肅天下,戰爭與財政危機接踵而至。

因而,德宗早期的宰相們,不過是為了避免皇帝決策失誤,不得以而據理力爭,實出於無私的忠心。盧杞雖然討得皇帝一時歡心,卻真正把國家推向危險的邊緣。可見用人得當與否,對國家興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政者不可不慎處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