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有個「胡風冤案」，知道這是中共建政後，毛澤東製造的第一宗最大的文字獄冤案。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胡風曾寫長篇政治抒情詩，詩中充滿對毛澤東傾吐不盡的崇拜之情。這首為毛澤東及紅色政權高唱讚歌的詩叫《時間開始了》，當時被稱為「開國之絕唱」。胡風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最後竟然死在他所崇拜的「偉人」手裏……
1951年2月，上海崑崙影業公司拍製的新片《武訓傳》在全國上演。2月21日晚上，中南海組織中央領導人一起觀看《武訓傳》。周恩來在胡喬木陪同下到場，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也來了。參加觀看的中央各部門領導人、夫人約有百餘人，而毛澤東和江青均未到場。
看完電影，朱德和編導孫瑜握手，說了一句：「很有教育意義。」2月26日，北京舉行《武訓傳》首映禮，讚揚之聲不絕於耳，有的觀眾當場在影院感動得流了淚。北京的很多報紙都發表了影照與觀後感。
江青向毛澤東報告周恩來、朱德審片的情況，並指出《武訓傳》的編導孫瑜，曾是周恩來的同學，周恩來、朱德一捧場，全國的報刊都在吹捧這部電影。江青的彙報和「這樣下去，文化領域的錯誤氾濫成災，管理大權旁落」的分析，毛澤東聽進去了，表示可以看看影片。於是江青下令中國電影公司華北管理處調片子給毛澤東。看後，毛決心干預此事。
1951年5月20日，毛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名義發表，稱：「《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如果承認或容忍對這種「醜惡行為」的歌頌，就是承認或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中國歷史、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把反動宣傳認為是正當的宣傳」。毛認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判斷的能力，有些人則逕自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開展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它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為了證明毛澤東撰寫社論觀點的正確性，1951年6月，《人民日報》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武訓歷史調查團」，由李進（江青）負責，到山東武訓家鄉實地調查。江青寫的《調查記》的結論是：「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統治階級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是一個勾結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貪殘、手段苛刻的高利貸者。」
通過毛澤東的社論和江青主持的調查，武訓的歷史完全被顛倒：一個行乞興辦義學的貧苦農民，被歪曲成了大債主、大地主。武訓早已去世，所以當時還沒有出現挖墓鞭屍的事情。但《武訓傳》的編劇、導演、演員、包括寫影評的、發表觀感的、宣傳《武訓傳》的報紙編輯等人，全部代武訓受過，統統受批判、寫檢討。
關於如何評價 《紅樓夢》的爭論
1953年5月，《文藝報》第九期介紹了紅學家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說該書對《紅樓夢》「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成績。其它有價值的參考和研究也還有不少」。山東大學學生李希凡、藍翎合寫了一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的文章，對俞平伯的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們先寫信給《文藝報》，問能否對俞平伯這種權威學者的觀點進行批評，沒有答覆。後來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9月號上發表了這篇文章。李、藍文章主要是批評俞伯平說「《紅樓夢》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否定《紅樓夢》的反封建傾向」。
9月中旬，江青拿著《文史哲》第9期到人民日報社，要求《人民日報》轉載李、藍的文章。當時總編輯鄧拓認為，「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礙難同意，建議請示中宣部，請《文藝報》或《光明日報》轉載。後來《文藝報》與《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目都轉載了此文。
一年以後，即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一文，長達近600字，將駁俞平伯的這兩篇文章下發給20多人，要求閱讀，稱：「這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做資產階級的俘虜。」並說：「《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伯平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正文之後，毛澤東又加了一段話：「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此信的信封上，毛澤東親筆註明：「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鄧小平、胡繩、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拍、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勳、何其芳」等「諸位同志閱。退毛澤東。」
11月14日，《南方日報》轉載了馮雪峰的檢討，毛澤東看到這篇檢討作了批註。馮檢討：「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毛批註：「限於古典文學嗎？」「應該說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馮檢討：「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旁註：「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裏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檢討：「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毛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旁畫了粗線，批：「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
從1954年10月16日寫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到11月中旬批註馮雪峰檢討文章，毛的批評調子越來越高，口氣越來越嚴厲。隨著批判深入，又轉向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各地報刊紛紛發表文章和社評。文化界、思想界、學術界、教育界等，總之凡是受過胡適學派影響較深的領域，都舉行了各種類型的座談會、討論會、批判會。一時間，形成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浪潮。
胡風寫30萬言書
在廣為開展對胡適派思想批判的時候，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全國性批判也開始了。1955年1月26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宣部發出《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
胡風是中國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3、40年代，在文藝理論觀點上，胡風同中共的一些文藝工作者周揚等人的意見分歧很大。他們之間爭論已久。
中共建政後，這些分歧爭論依然存在。周揚時任中共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主管文化藝術，有機會接近毛澤東。他把同胡風的矛盾與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結合起來，形成他個人的意見。如果毛澤東接受，就會成為中央領導的權威指示。
在中宣部發出批判胡風《報告》的前3年，1952年9月到12月，文藝界就已經開展整風，由周揚主持，先後開了4次文藝界的座談會，批判胡風文藝思想，胡風等人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隨後，《文藝報》在1953年第2期、第3期，接連發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公開批評胡風文藝思想。2月25日，參加座談會的青年作家張中曉寫信給毛澤東，說批評胡風的文藝思想，使他不理解，他感到壓抑和苦惱。
對林默涵、何其芳兩文中的觀點，胡風認為無法接受，1954年3月至7月，胡風寫出長達27萬字稱30萬言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逐一作了反駁。繞過周揚，胡風當面交給分管文藝工作的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習仲勳，轉中共中央。胡風報告分3部份，集中對以周揚為中心的文藝方面的領導傾向提出比較系統的批評。他的基本看法是：「幾年以來，文藝實踐上的關鍵性問題是宗派主義統治，和作為這個統治武器的主觀公式主義（庸俗機械論）的理論統治。」
10月，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兩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12月8日，周揚在聯席會議上作了總結性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這個發言稿事先經毛澤東看過，並作過些修改。發言中專有一部份，是：「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主要批評胡風關於《文藝報》宣傳庸俗社會學的觀點。（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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