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覺岸
退休經濟法律講師，著有多本中文法律書藉，並為資深時評者。近年修讀哲學，希望能從哲學層次提高對法律本質的理解，糾正一般人對法律的盲目崇拜。
告人誹謗容易嗎？非常容易，因為誹謗的定義很寬，很容易勝訴，但一般誹謗的賠償金額不高，相對於昂貴的律師費，往往得不償失。告誹謗是最有利有錢一方的遊戲，特別符合馬克思所批判充滿階級歧視的法律，但從無收到有識之士的批評或要求改變。
誹謗的階級性不單是律師費，而是名譽的賠償以社會地位計算，而賠償金錢是唯一濟助，法庭無權下令敗訴者道歉，還勝訴者名譽上的清白。
虛構一例，城中首富與其司機爭女友結怨，互相宣稱對方是性變態者，（虛構誹謗）都輸了官司，首富的名譽以百萬計，司機名譽不值錢，只賠幾千元。
還說梁振英告梁繼昌一案，告人者先要證明三個因素，一是被告人在說原訴人，二是被告人論述原訴人之時用了誹謗性的用語（defamatory words），三是誹謗言論已經出版（published），這只是指用語已經為訴訟雙方以外的第三者所得知，因而理論上可以傳遍世界。不難肯定梁案第一及第三點皆符合，欠的只是梁繼昌的用語是否誹謗性用言。
誹謗性用語的法律定義是這樣的：「言辭的影響是在整體公眾人士的眼中降低遭誹謗人的名譽（to lower the reputation of the person defamed in the eyes of public at large）。一般說三道四的話語是否誹謗還可爭議，但有幾類指稱幾乎必定成立，有無數案例支持：包括指人犯罪，失貞，有傳染性，或是事業能力不符。這些形容本身直接而且嚴重傷害了別人的名譽。
當然，所講的是事實，就不算是誹謗。這點是新聞工作者特別留意的。法律並不要求證明百分之一百真確，有足夠事實支持或陳述事實本身就安全了。
梁振英的入稟狀特別引用梁繼昌見記者時一段言論：「再加上梁振英先生關於UGL收受400萬鎊事件，是仍然接受廉署的調查，甚至是香港和外國稅務局的調查。我們覺得在這時候，如果推薦梁振英先生出任政協副主席，將來有甚麼事是令到中央非常尷尬。」
單就這一段而言，由於廉署尚未正式通知報案者終止調查，正被調查基本上為事實。「甚至是」是猜想性用語，與「可能會」一樣，指出可能而非指出已經發生，是充份利用了語言技巧，難以理解為虛構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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