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場前後延續四五年之久的大饑荒，令神州大地生靈塗炭，超過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將大饑荒歸咎於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歷史記錄顯示，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大饑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徹底的「人禍」。
曾在1959年擔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 Dikotter）表示，強迫、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的根本，「大躍進」是人類歷史上有動機的最致命的大規模屠殺之一；「大躍進」饑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
由學者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饑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糧食戰爭」。
八、大饑荒三年風調雨順
對於造成大饑荒的原因，「中共共產黨黨史」第二卷聲稱：「由於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的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
然而，根據氣象資料，這幾年全國範圍內，風調雨順，根本沒有大的自然災害。
《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是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點歷年的水文氣象檔案資料編制的，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這80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該資料表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況統一劃分為5個等級，即1度為澇，2度為偏澇，3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4度偏旱，5度為旱。
數據顯示，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佔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至1961年都可以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和1958年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
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透露他在寫作《墓碑》時，五次跑到國家氣象局，找了專家個別請教，也翻了一些資料，最後的結論是：天災年年有，這三年是常年。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呈現了跟農業生產、跟糧食產量有密切關係的五條氣象曲線。1959至1961年期間每條曲線的偏離中線程度都不是最大的，相反，那三年是偏離很小的，而八十年代偏離比那三年大得多，但八十年代沒有餓死人，更早的也有偏離很大的，也沒有餓死人。
九、「蘇修逼債」真相
1959年中蘇領導人出現了一系列爭吵，尤其是赫魯曉夫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激怒了毛澤東，廬山會議出現的黨內爭議也被懷疑與之有關，兩黨關係趨向惡化。1960年6月，中蘇兩黨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又出現激烈爭執，赫魯曉夫為施加壓力，於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義突然通知中國，撤走在華的全部專家，並違反合同停止供應許多建設項目的設備。
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共曾以幹部宣講和群眾口傳方式出現了「中國為抗美援朝欠債，蘇修逼債造成挨餓」之說，並在多年間被一些文章和文藝作品引用，致使許多人長期信以為真。
可是，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歷史文獻能夠證實「蘇聯逼債」的存在，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也從未正式譴責過「蘇聯逼債」。
那麼，蘇聯當年是否逼債了呢？實際上，1960年7月份，蘇聯撕毀科技合同、武器合同，跟農業合同沒關係，而1960年7月份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半，所以1960年7月份的撕毀合同跟大饑荒的產生肯定沒有關係。
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係回憶錄》一書中回憶說，1960年7月16日，蘇聯決定召回在中國的蘇聯專家，但是並沒有提出還債問題；是毛澤東自己決定提前還債。
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的欠帳。周恩來說：「中國尚欠蘇聯80億盧布，要10年才能還清。」毛澤東說：「延安時期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於是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與此同時，大批的中國人正在死於飢餓。
蘇聯不僅沒有逼債，而且還向困境中的中國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蘇聯借給中國20萬噸糧食，「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鑒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面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中國對蘇聯易貨貿易中沒有交貨的價值10億盧布貨物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但中共當局沒有接受小麥，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
毛澤東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
事後毛澤東向其保健醫生李志綏、秘書田家英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人，過幾年又不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磋來之食？」
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裏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覆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自行去解決。
美籍華裔經濟學家、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文貫中曾撰文《中國三年大饑荒的觸發及加劇之原因》。文章分析稱，中共官方當年用「蘇聯逼債」來解釋饑荒的觸發，是十分拙劣的遁詞。首先，出口的糧食來自徵調糧，所以，說糧食出口增加大饑荒，其實與強調糧食徵調過大是一回事。對農民而言，無論被徵調的糧食是用於出口還是別的目的，過度徵調糧食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即饑饉乃至餓死。
其次，當時是中共政權主動決定「提前償還欠蘇聯的債務」，為此增加了糧食出口，由此引起的饑荒其實並不是「蘇聯逼債」造成的。
而毛澤東之所以要「提前還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蘇聯、東歐各國政府及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對中共瘋狂的「大躍進」多次提出批評，認為這種做法違反了經濟規律，而毛澤東為了證明自己的「大躍進」政策是成功的，就用「提前還債」的方式，通過增加糧食出口以「事實」來反駁這些「兄弟黨」的批評，試圖挽救中共墜落的聲望。
「提前還債」的結果是農民的口糧被搜羅殆盡，從而大大地增加了因饑饉而死亡的人數。
文章還表示，毛當時說過「要為中國爭氣」的話，其實這是以成千上萬農民的生命為代價，來為他本人及其支配下的中共領導層「爭氣」；等到大饑荒造成全國農村大範圍的非正常死亡之後，「提前還債」所換來的其實只是丟更大的臉，同時向其它共產黨展現了毛支配的中共政權的反人性的一面。
可能正是因為這個結果，毛澤東才在60年代前半期發動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其動機無非是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鬥來轉移「兄弟黨」對他的經濟社會政策的恥笑。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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