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年代中共高官享特供 北京流傳一民謠

中共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了一場前後延續四五年之久的大饑荒，令神州大地生靈塗炭，超過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將大饑荒歸咎於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歷史記錄顯示，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大饑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徹底的「人禍」。

曾在1959年擔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評述道：「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 Dikotter）表示，強迫、恐怖和系統的暴力是「大躍進」的根本，「大躍進」是人類歷史上有動機的最致命的大規模屠殺之一；「大躍進」饑荒可與古拉格群島和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

由學者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饑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糧食戰爭」。

上接：大饑荒年代毛澤東生活奢靡大建奢華行宮

六、大饑荒年代中共高層享受「特供」

楊繼繩關於中共高層在大饑荒年代享有「特供」的文章來自於其《墓碑》一書。文章稱，大饑荒年代，和農村基層幹部多吃多佔不同，城市裏的高級官員和著名高級知識份子有特殊照顧。能受到照顧的高級知識份子只是知識份子中的極少數，受惠最多的還是高級官員。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在當年7月30日擬訂的《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表示，報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見，原則上適用於全國各地區，希望各地參照執行。

中共中央在轉發時，把齊燕銘報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給予照顧」幾個字改為「特需供應」。從此「特需供應」成了一個神秘而令人妒羨的詞語。

根據齊燕銘報告的內容，特殊供應辦法，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中共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和最高檢察院檢察長，供應標準是：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

第二類，人大、政協在京的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法院副院長，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級知識份子中的一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級煙兩條，雞蛋3斤。

第三類，全國人大在京的黨外代表和全國政協在京的黨外委員，國務院各部委黨的正、副司局長和黨外的國務院參事，各民主黨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黨內外高級知識份子中的二、三級人員，以及黨政群同上述職務相當而名義不同或工資級別在十一級以上的其他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級煙兩條，雞蛋2斤。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發了一個關於「特需供應」的檔。這個檔的按語中稱，北京市即可照此辦理，各省、市、自治區參照執行。實行此辦法後，中共中央1960年11月9日發佈檔中第二、第三類供應人員，即按新的標準供應。

根據這個「特需供應」的檔，國務院財貿辦和北京市委的報告中規定：

全國人大、政協在京常委；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正副主任，最高法院副院長，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全國人大、政協副秘書長；民主黨派中央主席、副主席；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七級以上的其他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4斤，雞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級煙2條。

全國人大在京代表；全國政協在京委員；國務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長，國務院參事；民主黨派在京常委；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同上述行政職務相當而又名義不同，或者行政級別在十三級以上的其他人員，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肉2斤，雞蛋2斤，糖1斤，大豆3斤，紙菸2條。

黨、政、群、廠、礦、企業、學校十七級至十四級行政幹部，除按照居民定量供應以外，每人每月再供應糖1斤，大豆3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