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018年12月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大會在國內外引發相當大的反響，儘管是負面的。40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生巨大變化，但中共將成就歸於自己的自我標榜，反而令公眾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更為憂心。因為中國改革四十年，誰之功，誰之過，其實一目瞭然。
中共在大會上一再標榜中國自從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進步，並列舉了個人收入、教育和預期壽命等方面的詳細數據。中共最高層稱，「忍飢挨餓、缺吃少穿」的日子 「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中共迴避了兩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那就是，忍飢挨餓的苦日子，是誰造成的？如今的好日子，又是怎麼來的？
「改革」前 中國人為何忍飢挨餓？
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就一直在通過教育、歷史研究和文學藝術等方面，全方位、系統化的歪曲、篡改歷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造出所謂的「舊社會」。
然而，即使是在「舊社會」光景最差的1948年，即中國連續遭受日軍侵華和中共挑起內戰等巨大動亂後，據史料估算，當時的中國人均GDP排世界第40位。相比之下，在中共「新社會」改革前夕的1978年，中國人均GDP淪落至全球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如果說新舊社會的GDP對比，還不足以讓今天的中國人感受到切膚之痛，那麼簡單回顧下中共「改革開放」前的30年歷史，中國民眾就可以看清「忍飢挨餓」背後的恐怖。
中共竊政之初，不但發動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營」等運動，從肉體和財富上消滅了中國的地主和資本家（對應今天的民營企業家）；而且還發動了「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徹底剝奪了農民的土地。
等到1958年，中共為發展軍工、對外稱霸，掀起了瘋狂的「大躍進」運動，全國民眾在中共的威逼和蠱惑下，主動或被動的大煉鋼鐵。只是彼時的中國社會，工商業因為資本家階層被剷除而遭受重創，農業生產也因農民喪失土地而萎靡不振，很快中國民眾就陷入史無前例的「大饑荒」。
曾長期擔任新華社記者的楊繼繩，寫出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被認為是有關大饑荒最詳實、最權威的記錄之一。該書揭示，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該書指出1959、1960、1961這三年風調雨順，並非中共宣稱的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禍。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著作《毛的大饑荒》，根據解密的中共公安部門同期報告及「大躍進」最後幾月中共彙編內部報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國至少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馮克將中共製造的「大饑荒」與蘇俄的古拉格群島集中營和德國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
1959-1962的三年「大饑荒」，就是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曾經忍飢挨餓的真實寫照。
只是，即使餓殺了至少4千萬中國人，中共也沒消停，緊接著在1966年又發動了名為「文化大革命」、實為剷除中國傳統道德和文化的十年浩劫。
等到文革結束後，中國經濟已徹底崩潰，中共瀕臨滅亡。這就是中國人「忍飢挨餓」苦日子，以及中共不得不「改革」的由來。
中共「改革」──減少黨對經濟的控制
中共宣稱「改革開放」取得成功，中國人「忍飢挨餓」苦日子一去不復返，總結出第一條經驗就是，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共這種理論和邏輯，其實是一種病。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一種心理疾病，起源於1973年發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的一次銀行搶劫案。當時兩個劫匪去搶斯德哥爾摩的某家銀行未遂，劫持了幾名銀行職員做人質，在與警方僵持6天後，劫匪投降。
該案中的人質，在長時間的焦慮和恐懼中，對罪犯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和認同感，事後甚至替罪犯開罪解脫。人質們這種心理症狀，被心理學家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症」。
簡單點說，就是被迫害者在恐懼和絕望中，產生了對加害者的心理認同。斯德哥爾摩症，廣泛適用於今天的中國社會。或者說，中共維持暴政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中國人患上「斯德哥爾摩症」。所謂「改革開放」巨大成就，就是「中國特色」的斯德哥爾摩症。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被視為中共「改革開放」的開端。中國大陸開始從1949年中共竊政時實施的計劃經濟，逐步引入市場經濟。
中共「改革」起始的標誌性事件，是俗稱「大包干」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1979年這18位農民收入比上年增長了6倍。1980年中共肯定了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中共開始在農村推廣大包干。
只是，小崗村大包干這個被中共引為改革典範的事件，其實就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病症。
所謂大包干，就是租種土地這種古今中外都最正常不過的農業生產方式。小崗村18位農民，只不過是租種理論上屬於自己的土地，當年為何要簽下「生死狀」，冒著被殺頭的風險，還要起誓「瞞上不瞞下」？
這種舉動的本身，恰恰說明一個被不少中國人選擇性無視的事實：那就是，中共草芥人命，中國人畏之如蛇蠍卻又視為正常；只要中共不折騰老百姓，中國人和中共似乎都理所應當的將其視為中共「成就」。
梳理中共40年的所謂「改革」，百分百都是類似大包干這種「成就」：農民、個體戶、或國營、私營企業家們冒著被中共抓捕甚至殺頭的風險，從事在市場規則中正常合理的行為；取得成績後，僥倖獲得中共認可，然後轉變為中共「改革」成就。
中共所謂一心一意搞經濟的改革，實質就是在某些經濟領域略微放鬆了黨的干預和控制，或者說減少了點折騰。
回顧中共在「改革」前帶給中國人的苦日子，就不難想像，許許多多的中國民眾在中共施加的恐懼中，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中國經濟和社會40年來的變化，被中共宣傳成「改革開放」的成就，其實是中國式「斯德哥爾摩症」的爆發。
美國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過去40年來中國經濟和民眾生活獲得了很大提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中共減少了對經濟的干預（所謂「改革」）之外，就屬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合作（所謂「開放」）。
而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美國佔據了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說，美國特朗普總統在中美貿易戰中所說的「美國幫助重建了中國」，並非虛言。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3752.3億美元，幾乎佔了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一半。美國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1985年至今，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總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從數字上看，中國的外匯儲備基本上全部來自對美貿易順差。
雖然由於中美貿易戰的影響，2018年前10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同比收窄近四分之一，但期間對美順差在中國總體貿易順差中的佔比，從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二，漲至102%，反映出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如今可以說是全部來自美國。
這些數據表明，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都佔據最重要的地位。
而對美貿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同樣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
根據美國統計署和中共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在中國GDP中佔比，從1988年的0.9%逐年提升至2005年高峰時的8.8%。對美國貨物出口在GDP中佔比，從1988年的2.1%，逐年提升至2005年高峰時的10.6%。
順差或出口/GDP比值，還只是反映出口對經濟貢獻的極其機械的指標。包括美國在內的外資和外貿，給中國帶來的技術、管理、效率、供應鏈及周邊產業鏈、就業、外匯盈餘等，都對中國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
縱觀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共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其實就是減少了黨對經濟的領導和控制。如今中共病入膏肓還要加強黨的領導，國內和國際社會自然會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深感憂心和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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