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1959年至1961年的中國大地上，曾發生了在沒有戰亂的和平年代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慘劇。當時在城市，老百姓們憑票購買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農村，農民們在有限的口糧吃完後，不僅吃起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起了人。
這樣駭人聽聞的慘劇難道真如中共所言是由於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自然災害嗎？當然不是。根據國家氣象局當年的統計資料，雖然那三年並非是風調雨順，但仍屬於正常年景。至於蘇聯逼債，更是無稽之談。
根據荷蘭學者馮客的研究成果，造成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在於兩點，一是體制上的原因。「中國的一黨制消滅了社會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沒有言論、遷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聽命令，按黨的指示去做，錯了完全沒有辦法去糾正，連幹部也是不自由，一點辦法也沒有，全國像一個軍營一樣，農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條。」
二是毛澤東的責任。正是毛發動的「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才讓全國各地浮誇風盛行，並將農民的口糧徵購。而沒有了口糧和遷徙權的農民只好在原地等死。
除了體制和毛的責任外，餓死人最多的五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因掩蓋大饑荒真相，也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可以說，他們的個人責任使其所在省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死亡率。他們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而他們也都是在「廬山會議」上猛烈攻擊批判「大躍進」的彭德懷的高官。
可嘆的是，為了迎合上意而導致治下百姓大量死亡的這五個省委第一書記，最終也沒逃過文革的迫害，有些甚至家破人亡，而這焉知不是天理昭彰？因果循環？
餓死幾百萬人不在乎 李井泉從未認錯
李井泉是於1952年任四川省省長和省委第一書記的，直至1965年。其在主政期間，推動了四川經濟的發展。如他主持重修都江堰，合理開發和利用水利資源，使農田灌溉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不斷提高。毛對此曾誇讚過李井泉。
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在三年大饑荒時期，李井泉不顧四川糧食儲備少的情況，依舊全力完成中共中央下派的糧食徵購任務，三年共為全國各地輸送糧食147億斤，但四川省卻造成了大量民眾被餓死的慘況。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鑑顯示，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而1962年5月《省委行政機關編制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的附錄上寫有的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減是一千萬人。
通常，在人口不遷徙的情況下，人口減少必然是死亡的人數超過出生的人數。人口減少1000萬，可見死亡人數不止1000萬。雖然這裏面不一定都是餓死的，但在「天府之國」的四川餓死6百萬人仍駭人聽聞。
對此，李井泉並不在意。1957年7月廬山會議前，在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毛的私人秘書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在可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
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四川隱瞞災情成功，甚至沒被列為災情嚴重省份——最初只有河南、甘肅、山東和青海四省被列為重災區。其後因高層收到舉報信，李井泉的問題被曝光。但與其他省份處置不同的是，在鄧小平的保護下，李井泉只是做了檢討，並未被追究責任，而且他至死也沒有表示認錯。
與他同時任職的分管農業的四川省副書記廖志高曾表示：「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執行有關政策或工作中失誤主要有三條：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 社員的自留地恢復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 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失誤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 火上澆油的作用，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沉痛教訓。」
1966年文革爆發後，李井泉被打倒，其罪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並被關進監獄，慘遭迫害。他的兒子申再望在回憶文章中記述道：「1972年，我們得到『上面批准』，從江西去北京看望他，當時他被『特護』，關押在北京政法幹校的秘密監獄。見面的地點被安排在西郊八里莊一個軍營，他每次坐車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於他被長期單獨關押，沒人說話，加之腦血管硬化，記憶力衰退，第一次見面時，他不認得我們幾兄妹，完全忘記了我們的名字，講話的能力也嚴重退化，半天講不出一句話⋯⋯」
不僅如此，與李井泉相濡以沫28年的妻子、四川省輕工廳廳長肖裏，在監獄裏被迫害致死。其二兒子李明清，在北京航空學院則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1989年，李井泉在北京病逝。據有人回憶，從文革至其死，從未聽到任何人說過李井泉的好話。也是，因其被餓死的幾百萬人冤魂能放過他嗎？
糊弄高官 曾希聖治下安徽餓死至少407萬
曾希聖是在1949年開始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的。1958年「大躍進」期間，他下令興修水利，計劃8億土石方，最後上報數字卻是64億土石方，典型的造假能手。他還提出這樣駭人的口號「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乾旱哪方澆」。
1959年4月份，毛在《黨內通訊》發表文章，要求生產隊長抵制過高的生產指標，但是曾希聖扣發文件不往下傳達，他還將反浮誇風的副省長張凱帆打成「反黨集團」。
《炎黃春秋》曾發表過尹曙生撰寫的文章《曾希聖是如何掩蓋嚴重災荒的》，文章稱1960年，中共中央先後派鄧小平、彭真、董必武、朱德、陳雲等高官視察安徽，但他們沒有一個人發現彼時的安徽正處於極度艱難的時候：每天都有人被餓死、整死；大量饑民拖兒帶女外出逃荒，流落城鎮街頭、交通沿線，死於中途者不在少數，整個農村呈現出的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情景。
這當然與曾希聖和安徽省委嚴密封鎖、刻意隱瞞有關。也因此，安徽餓死人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61年下半年。而曾希聖不僅沒有丟官，反而於這一年的10月兼任了因餓死人多而被解職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的職務。一人擔任兩省省委書記，在中共歷史上沒有先例。
曾希聖和安徽省委究竟採取了哪些措施封鎖消息呢？尹曙生的文章通過查看安徽公安廳檔案保存的警衛工作總結報告摘要，發現具體措施是這樣的：「對××的警衛，是在省委統一領導下進行的，成立了專門辦公室，下設接待、保衛等組，由省公安廳廳長、省人民檢察院院長、省人民法院院長和省委統戰部部長分別擔任組長。
「省公安廳抽調相應人員，分赴沿線路段，調查情況，採取安全措施，通過基層組織，監控壞分子，沿途每5至6公里有一名縣委委員，每1至2公里，有一名區、鄉黨委委員負責，市、縣公安局則分段包干，各負其責，進行保衛工作。對住地、參觀點首長可能接觸到的人員事先進行政治審查，保證絕對可靠。食品、衛生等均作周密部署，確保視察期間的安全。」
「對已經決定前往視察的地、市、縣，事先通知，交底，提出具體要求，做到心中有數。對參觀單位和晚會演出人員中有問題的人要妥善處理；對危險分子，要調整班次，或以下去勞動的辦法，暫時調離；對一般複雜分子，由黨、團員，積極分子夾起來的辦法加以控制。
「對中央首長要參觀的合肥、淮南、蚌埠、馬鞍山等16個較固定的單位，從中挑選1500名積極分子，來歡迎、接待中央領導；這些單位其他職工一律不准出現在領導視察的現場。對首長乘車參觀途徑的地方，一切有礙觀瞻的都要在首長到達前清除完畢。」
在這樣的嚴密封鎖下，中共高官們看到的自然只是曾希聖希望他們看到的而已。
文章還特別舉例說明董必武考察時，曾希聖是如何搞欺騙的，如在其參觀江淮人民公社食堂時，有意將事先燜好的米飯放在簸箕裏晾曬，給董老解釋說這是社員吃剩下的米飯，為預防變餿而晾曬。實際情況是從1959年下半年開始，公共食堂就沒有供應過米飯，而是雜糧、大鍋清湯。
此外，董必武在參觀蜀山人民公社一個食堂時，看見食堂案板上放著米粉肉，炊事員說這是明天給社員吃的。事實是公社臨時從肉聯廠買來幾斤鮮肉，拌上米粉放在案板上讓董看的。董必武走後，米粉肉被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們分掉了。而董必武接觸的那些所謂公社社員，都是從大隊、生產隊幹部和基幹民兵中臨時抽調來的。
然而，百密一疏，舉報曾希聖的信件不斷飛往北京。中共中央監察委因此派出龐大的調查組前往安徽，蓋子才有此被揭開。1961年1月中旬，曾希聖兼任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被免，安徽官場震動。1961年2月18日至3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地、市、縣委書記會議，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到會講話，他輕描淡寫地批評了安徽省委的錯誤。而省委則檢討了過去三年的錯誤，但仍然不承認餓死幾百萬人的事實。
其後，中監委又派員去安徽調查，得到了更為確鑿的事實和材料，表明安徽至少餓死了300萬人，但曾希聖拒絕承認。
1961年2月，公安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廳、局於6月底前，上報1960年人口統計數字。安徽省公安廳上報的當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210多萬。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仍然在捂蓋子，被毛不點名批評後，被迫作了兩次檢查。至於安徽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認為407萬，也有人說更多，達800萬。顯然，曾希聖的罪責難免。
大會之後，曾希聖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調離安徽，專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實際上為虛職。1965年，曾希聖調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文革爆發後，安徽造反派將曾希聖從四川揪回安徽批鬥。1968年7月15日，他在北京遭批鬥致死，終年61歲。
餓死甘肅130萬人 張仲良欠下血債無法還
天津作家楊顯惠撰寫的反映「右派」悽慘生活的《夾邊溝記事》一書中所說的「夾邊溝」，就位於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裏被強迫勞動改造。《甘肅省志·大事記》中記載：據1959年7月統計，甘肅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也就是說，甘肅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夾邊溝農場。
如果說艱苦的條件還可以克服的話，那麼沒有糧食吃只能將人逼上死路。在三年大饑荒中，三千「右派」在吃盡一切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後，只剩下三四百人。1961年1月，倖存者才得以陸續遣返原籍，而那些2000多名死者的死因都被貼以各種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臟病復發、肝硬化、肝腹水、腸胃不適、中毒性痢疾，而非飢餓而死。這中間就有國民黨時期北平最高指揮官、後投靠中共的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一頭倒下，再也沒能起來。傅作義知道後，淚流滿面，卻又無可奈何。
「夾邊溝事件」就發生在張仲良主政甘肅時。張仲良自1954年至1960年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大躍進時，他緊跟毛，不顧當時的技術水平和經濟條件，主持建設「引洮工程」，最終因工程規模過大，國力民力不支被迫於1961年6月停建，造成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浪費。
「反右」時，張仲良還採用軍事手段管理社會，造成大批冤獄，夾邊溝餓死兩千多知識分子的始作俑者不能不說正是張仲良。
到了1958年，條件本就惡劣、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當年國家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37.5%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
1959年廬山會議上當彭德懷指出「大躍進」的錯誤時，張仲良馬上駁斥彭德懷道：「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1957年之前，我們甘肅不產一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五萬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41%，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
然而，就在張仲良理直氣壯說這番話時，甘肅已有十幾個縣份嚴重缺糧，不少人被餓死。但是廬山會議後，張仲良和甘肅省委為了討好中央，變本加厲搜刮糧食，收走了佔當年產量47.6%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
農民整村整戶的餓死，連掩埋屍體的人都要從外面調派。官方統計，全省至少餓死130萬人，佔全省人口十分之一，餓死人的比例居中國之首。
最終，甘肅大規模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了解到真實情況後，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張仲良也於1960年12月被免職。1965年8月，張仲良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
史載，文革爆發後，江蘇的兩派群眾組織認為張仲良在江蘇沒有犯甚麼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為「革命幹部」的身份參加革命委員會。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要將他揪回甘肅批鬥，說「張仲良欠了我們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張仲良因此沒有當上革委會委員，後被打倒。
而隨著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遂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請他支持張仲良復出。冼恆漢的回答是：「我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
文革後張仲良任中顧委委員，1983年去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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