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1958年鋼產量的完成，是以舉國生產、生活全面停滯和社會全面紊亂為代價的。1958年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1959年鋼產計劃指標急降，但糧產指標不降反升，從1958年北戴河會議規劃的8,000億斤到10,000億斤，提高至10,500億斤。鄧小平面對農業衛星，仍仰望星空，情有迷思。
始終奉馬克思唯物主義為宗旨的中共，居然以自己的精神臆想來指導國民經濟生產，劉少奇喊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鄧小平鼓吹思想解放就是那麼靈，地瓜畝產要搞幾十萬斤！麥子畝產要搞7萬斤！
1959年2月，鄧小平在談及1959年糧食指標時說，我們的糧食指標與其它生產指標是實事求是的，如果我們拿出12分措施，就可以超額完成；如果再加上24分幹勁，就可以更多地超額完成。10,500億斤是對外公佈的數字，實際上要搞到13,000億斤！這給毛澤東搭了個雲梯，毛在黨內高幹會議上指示：「13,000億斤一顆不能少！」[5]
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高估產、高徵收狂潮吹捲起來的農業大豐收，清一色人工移栽、堆積起來的稻田，鄧小平卻「信以為真」、喜聞樂見、拍照留念。
高產量帶來高徵收，原本業已缺糧的農民在「反瞞產」中連來年的種子都被蒐刮走了，更多人因此餓斃。越是放衛星出名的地方，餓死人越多。
鄧小平在視察四川時，和省委書記李井泉研究決定，要在四川建造1000萬畝畝產萬斤的豐產田。溫江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在安排工作時感到不可行，要求縮小試種面積，卻被李井泉呵斥：1300萬畝是總書記決定的，要改變計劃得經過總書記批准。不出意外，四川是大饑荒中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
主持制定1960年經濟計劃，踏著餓殍繼續大躍進
大躍進引起的大饑荒以及工農業生產的極度紊亂，毛澤東恐其動搖共產黨的執政，打算降降溫。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的萬言書觸動了毛的三面紅旗，毛轉而發動批右傾反黨。大躍進順勢重新抬頭。
1960年經濟計劃還是由鄧小平主持制定。鋼產量有三本帳，第一本帳最低為1,840萬噸（較1959年增長38％），二、三本帳逐級加碼；糧食產量指標設為5,940億斤（較1959年增長約10％），仍然是一個高指標的計劃。
實際上，「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許多地方已處在饑饉的邊緣，發出了餓死人警報。按薄一波的說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五個縣統計，就有兩千五百萬人『無飯吃』。」[6]
1960年2月17日，鄧小平視察河南省，支持吳芝圃「繼續大躍進」計劃。此時，河南信陽地區59年底就已出現餓死100萬人的災情。吳芝圃在河南推行的「大躍進」導致300萬人死亡。幾百萬冤魂中，有些是在「反瞞產」運動中被活活打死、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7]
2月19至25日，鄧小平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陪同下視察安徽省。鄧對安徽各項工作給予肯定與鼓勵。主政安徽的曾希聖，與柯慶施、李井泉以及吳芝圃，並稱大躍進四大「左狂」。
安徽省同樣是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59年，僅僅鳳陽縣就有四分之一人口死於飢餓。大躍進期間，人吃人事件約千起。1960年安徽死亡人數，曾希聖縮水瞞報的數字仍為117萬多人，當年鄧小平引以為豪的「淮海戰役」殲敵才55.5萬。「其實，大躍進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8]
1960年2月25日夜，鄧抵達濟南，花了三個鐘頭聽取省委一把手舒同的匯報後就離開了。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東因飢餓導致65萬人死亡，其中同樣不乏人吃人的案件。
鄧小平對於河南、安徽、山東等地的大躍進給予肯定和鼓勵，對浮誇、造假、欺瞞絲毫沒有感到異樣。已經知曉大面積春荒、缺糧、浮腫病蔓延的鄧小平，對於全國普遍已經餓死幾萬、幾十萬乃至幾百萬人的慘狀，難道一點都沒聽到、一個都沒看到嗎？中共一貫吹噓的「形勢一片大好」，經他匯集整理後，為中共中央判斷發動下一階段運動提供實際依據。
選擇性飢餓與死亡：壓農村、保城市
大饑荒中全國糧食短缺，各地區幾乎都無法維持最低生存。怎麼辦呢？壓農村，保城市。鄧小平的邏輯是：城市是工業重地，沒有糧食會直接導致工業癱瘓，此其一；其二，城市廣受各界關注，特別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如果有人餓斃，國際影響很不好。
1959年底，中央召開救災電話會議，書記處書記彭真要求各地顧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貴州省調糧一億斤，那時貴州正餓殍遍野。彭真態度嚴肅、語氣很重：「省裏死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9]
鄧小平為從四川調糧救急，曾專程前往成都監督。鄧對毛的愛將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說，井泉啊，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只有四川作出犧牲了！有人將此解釋為：「人死在山溝裏總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強。」
勒緊褲帶還債，罔顧百姓生死，餓死更多人
中共的大躍進，赫魯曉夫非常不理解、不贊同。為此，鄧小平指責赫魯曉夫是現代修正主義者，稱這是對中共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污衊和攻擊。
「如果我們聽他的，承認錯誤，那我們現在就要下台。」[9]鄧言之鑿鑿。
中蘇交惡後，中共把對蘇聯的欠債，定性為同修正主義及其追隨者的鬥爭，要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還債。在中共看來，這是政治經濟大事，是鬥爭。
毛澤東咽不下這口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磋來之食？中共領導層包括鄧小平都憋著一口氣，要煉「爭氣鋼」，要提前還債。
鄧小平在8月10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大家為「大躍進」繼續奮鬥：「要下決心明年出口20億盧布來還債。要硬著頭皮頂著，從各方面擠，努力儘快把債還清。這是政治問題⋯⋯都要勒緊腰帶還債。」[10]
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強調：「對蘇聯和東歐兄弟國家的貿易欠帳務必做到今年少欠、明年基本還清。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關係到我們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及其追隨者進行鬥爭的問題。」[11]
而此時的北京、上海、天津糧食庫存已面臨脫銷，農村早已餓殍遍地。
實際上，1960年7月蘇聯終止中蘇全面經濟技術合作協定、撤走蘇聯專家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一年半了。蘇聯並沒有逼債，還向中國提供糧食、食糖援助。中共把「爭氣」、鬥爭、國際聲譽、面子看得比人命還重。中共的提前還債，蒐刮盡了農民僅剩的救命糧，餓死了更多的人。中共還債最多的時候，正是中國老百姓餓死最多的時候。
評語：助紂為虐
林彪事件後，鄧小平寫給毛一封表忠信。在《我的自述》中，鄧表示，大躍進「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每年徵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12]
大躍進直接導致大饑荒約3600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慘劇。可是，就是這樣的人間慘劇，卻被鄧小平一句錯誤、責任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了。從鄧小平對待大躍進、大饑荒的態度上，不難看出他日後六四屠殺學生的蹤跡，這也是中共對待中國民眾的一貫態度。
大躍進是中共從上至下整個組織系統性的瘋狂，大饑荒則是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如果說毛澤東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那麼，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的所作所為，就是助紂為虐，絕不是中共官方所掩蓋的那麼悄無聲息。
中國歷史上素有明君、暴君、昏君、忠臣、奸臣之說，李世民和魏徵、秦始皇和趙高，歷史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個鮮活的事例，希望我們能從中找到所面對的問題的答案和線索，不再一錯再錯。
注釋：
[5]鍾延麟，《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
[6]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1983年，105頁。轉引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一)》，大紀元新聞網
[7]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2007年8月，11頁
[8]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一)》，大紀元新聞網
[9]同[6]，485頁
[10][11]同[1]
[12]《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及附件（1.鄧小平同志的信；2.鄧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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