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不是出路而是絕路

六反傳統和反人類的手段

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教育體制都是反傳統的。為了配合鎮壓，它經常採用的宣傳手法是：妖魔化某個團體，如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修正主義份子、六四暴徒、法輪功修煉者等，以此煽動人民對某個被打擊群體的仇恨。中共的文宣系統早已淪為「反人類」或「種族滅絕」的宣傳機器，它所宣揚的道德觀也是反人類的。

（2）「反人類」的道德觀

道德是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因為來自神的誡命或者宗教經典，所以又可稱為「普世價值」。佛家認為人性中既有佛性、也有魔性，即善惡同存。正教信仰都是為了約束和去掉人的魔性，充實和增強人的佛性。當魔性盡除，人將回歸天國。人性中善的部份是與生俱來的，因此中國人把良知稱為「天良」。

而共產黨卻另外搞了一套道德體系，稱之為「共產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的一個重要部份就是製造和訓練「仇恨」，如雷鋒所說「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在奪權階段，共產黨需要製造對現有統治者的仇恨；在奪權結束後，需要製造民眾之間的仇恨以避免群眾團結起來形成對抗共產黨的力量。因此，毛澤東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還要再來一次」等等。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共產國家的人們每天中午11點，要集中起來舉行長度為兩分鐘的仇恨訓練儀式，對著屏幕上出現的黨的仇敵尖叫、咒罵，發洩心中的恐懼和憤怒。這個看起來荒謬的場景，六十多年來，其實一直在現實的共產國家裏以其它形式出現。文革時群情激憤的批鬥，呼喊「砸爛XXX的狗頭」，到文革後的「嚴打」，再到針對「六四暴徒」的抹黑，還有針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污衊。偶爾還會有民族主義的表演，諸如針對台灣、日本、美國和各種「亡我之心不死」的「反華勢力」的文攻武嚇，都與中共培植的「仇恨」息息相關。

共產黨每次運動必先煽動仇恨，通過宣傳機器將對手抹黑成「走資派」、「修正主義」、「黑五類」、「叛徒」、「邪教份子」等，為其鎮壓找藉口。同時也通過這種方式，系統敗壞人類的道德，泯滅人的同情心和冷靜的判斷力。不僅如此，還用「人人表態」的方式，讓每個人都沾上鎮壓的血債，至少是道義上的血債。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這表明共產黨的仇恨訓練必須持續不斷地進行。共產黨的各種政治運動除了製造恐怖之外，也在試圖摧毀人與生俱來的道德感，即摧毀良知。在共產極權體制下，一個嬰兒在出生後則必須在政治運動中被改造成為喪失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的「非人」。因此，中共宣揚「黨性」至上，扼殺人性，就是「反人類」。

（3）毀滅民族文化

上述分析表明，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是反傳統的，在道德上是反人類的，因此任何傳統的道德觀念都會對共產黨的政權形成威脅。所以，在暴政下，傳統文化作為道德的載體，無法倖免於難。人類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對文化的毀滅發生在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損毀殆盡。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首先開始消滅文化的最精髓部份──宗教：在「鎮反」過程中大量屠殺宗教信徒，再派偽宗教學者打入宗教內部篡改教義。1957年，當幾大宗教相繼成立中共領導下的「宗教協會」後，中共在信仰層面的破壞工作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隨後中共開始在文化層面整肅知識份子，發動「反右」運動。

1966年，一批被無神論洗腦、在「紅旗」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從未受過傳統文化教育，正步入煩躁叛逆的青春期。這時，中共發動了從器物層面毀掉中華文化的運動，即一場遍及全國、狂飆突進的「破四舊」，由此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平毀寺廟、焚燒佛經、毆打教徒、焚燬古玩字畫、砸爛文物遺蹟、打倒文化精英。十年浩劫，文化巨難，民族之殤。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黨，像中共那樣污衊自己的祖先，否定祖國的歷史和文化。回顧十年文革，中共安排之系統、手段之恐怖、計算之精準、方法之惡毒，遠遠超過了普通人能夠理解和想像的範疇，這也驗證了《九評共產黨》的論斷──共產黨是邪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