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大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人類社會從農牧時代進入工業時代，然後因為新科技的推動，進入了一個所謂的資訊時代。然而，按照美國大師級管理專家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說法，新的時代並不是所謂資訊時代，而是一個創新的時代。
杜拉克的論點很簡單，過去二、三十年以來，雖然科技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其它如生產、銷售和服務模式的創新，也同樣為這個新時代奠定了基礎。這一論斷現在被越來越多的人和國家所認同。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大陸，甚至香港才有政府希望或者鼓勵社會創新創業的政策。
然而，創新不僅是一種行為，也更是一種意識形態，或者說，創新和創業不簡單地是一種技術領域，或者營商模式的創造和變化，更多的是一種思維模式或者社會文化模式。近十多年，全球有關創新的研究數不勝數，但基本上可以歸納到幾個基本點，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寬容，不但寬容失敗，也要寬容和傳統不同的異己思維，以及主流或者政府不習慣甚至不喜歡的各類內容。
和幾位離港多年又回來工作的朋友聚餐，大家不約而同談到香港社會創新創意的低落，尤其在文化創意方面，香港過去十多年來真的乏善可陳。這一點，倒和杜拉克等大師所預言的情況十分相似，因為沒有社會寬容，也就根本談不上創新。
最近半年多來，香港發生一系列和當局打壓文藝創作和文藝活動的事件。這些或許只是表面的偶然事件，但其所反映出來的深層問題，卻足以令港人思考香港的未來將如何發展。
中國大陸雖然經濟在發展，但其社會體制和社會文化明顯仍然停留在工業時代，它的發展依靠大資本和重商主義。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明顯缺失了一個「寬容教育」的過程。而本來以「自由」為特點的香港，近年也逐步回歸到一種不予寬容的環境，這是我們民族的宿命，抑或是文化封閉政策的必然結果？
杜拉克在談到新時代的時候說，未來只有兩種國家，創新國家，和其它國家。這有點像上世紀說的工業化國家，和非工業化國家，前者代表了先進、發達和富裕，後者當然代表了落後、貧困。
佛教說今日之果緣由昨日之因。香港也好，中國大陸也罷，如何選擇今日的政策，實際上就是選擇甚麼樣的未來。對升斗市民來說，可以用腳投票，做水往低處流的選擇，但對當權者來說，這種選擇決定了一地一國之長遠未來，豈可不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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