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欄】思想本無害 缺乏思想才可怕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近期派出一名臥底記者調查了73歲的澳洲自然健康教育家芭芭拉‧奧尼爾（Barbara O'Neill）。2019年，澳洲監管機構認定她所倡導的一些健康理念存在風險，禁止她提供包括無償健康教育在內的醫療服務。

芭芭拉‧奧尼爾的真實信仰到底是甚麼？

她認為，只要條件合適，人體就擁有非凡的自愈能力。她強調食物、草藥、睡眠、水份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她認為人體酸鹼環境會影響疾病，並提倡通過改變飲食和服用碳酸氫鈉（sodium bicarbonate）來對抗癌症。

有些觀點已被廣泛接受，有些則比較邊緣化。但我不認為政府有權決定成年人可以聆聽哪些觀點。

我是一個言論自由至上的擁護者。

我們不需要芭芭拉‧奧尼爾在所有事情上都說得對，才去捍衛她說話的權利或我們的傾聽權利。

我想聽一聽腫瘤科醫生、順勢療法醫生、草藥醫生、營養師以及其他任何我願意考慮其觀點的人的意見。我想審視他們的說法，質疑他們的證據，並最終做出自己的判斷。

我拒絕將我身體的自主權交給他們中的任何人。

幾年前的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疫情期間，那些質疑現行醫療政策的醫生面臨調查、紀律處分威脅以及社交媒體使用限制。我們眼睜睜地看著醫學上的分歧竟演變成可能危及個人職業生涯的事情。

「思想本身很危險」這種觀念就是真正的危險。

如果缺乏資訊，所謂的「知情同意」又怎麼可能存在呢？

當然，《衛報》完全有權調查奧尼爾。但是，對於過度醫療以及傳統療法可能造成的痛苦，為甚麼沒有同樣的調查緊迫感呢？

化療可能導致器官損傷、感染、不孕甚至死亡。放射治療會損傷健康組織。手術也存在併發症、殘疾甚至有死亡的風險。這些並非理論上的可能性，而是傳統治療中公認的風險。

然而，當有人推薦某種草藥或蓖麻油敷料時，有些機構卻派出臥底記者。

我失去了兩位摯友，她們都因乳腺癌去世。

我最好的朋友米蘭達‧「咪咪」‧莫斯（Miranda 「Mimi」 Moss）每天跑步5英里，直到她發現乳房裏有一個比棗子還小的腫瘤。她沒有任何症狀。她獨自撫養著5歲的女兒，過著積極健康的生活，醫生告訴她預後（prognosis，指醫生根據醫學研究、臨床經驗以及患者當前的病情、治療方式和身體條件，對疾病未來發展趨勢、可能結果以及恢復概率的推測）極佳。

她接受了雙側乳房切除術、化療、放療、多次手術和活檢等。

從此，她的痛苦就從治療開始。

我幾乎每天都去探望她。我親眼目睹了她出現水腫、可怕的腫脹、貝爾氏麻痹症（Bell’s palsy）、感染、嘔吐、大小便失禁，以及一個曾經每天跑5英里的女人日漸枯槁的痛苦。她變得極度虛弱，以至於她的母親不得不攙扶她上廁所。她似乎沒完沒了地去急症室，忍受著疼痛和疲憊，甚至連好消息都沒有精力慶祝。

她的母親會哭著說：「我們或許贏得了這場戰役，但我們輸掉了整場戰爭。」

有一段時間，咪咪在加州聖莫尼卡（Santa Monica）接受治療。但開車穿越洛杉磯實在太難熬了，所以她就住在我們朋友莉婭（Leia）位於附近的公寓裏。

但她自己上不了樓梯。

我和餐廳的一個服務員會過去，把她抱上抱下樓梯，這樣她才能繼續接受治療。有時候她痛苦得幾乎無法理會我們。

我多希望自己能說我是個完美的朋友。但我不是。有些時候，我無法忍受目睹這一切。有些時候，她也不想讓我看到她受苦的模樣。我會帶上她需要的東西，親吻她的額頭，然後離開，因為我們倆都再也無法忍受了。

光是寫這些就已經讓我熱淚盈眶了。

咪咪告訴我，最後醫生們似乎把所有方法都試了個遍，看看哪種有效。她原本身體健康，卻在之後的近三年裏飽受病痛折磨，而這些痛苦大多是那些旨在挽救她生命的醫療干預造成的。

最終，癌症奪走了她的生命。

臨近尾聲時，她對我說：「我真希望我甚麼都沒做。」

她並不是認為拒絕治療就能治好她的病。她知道，癌症到後期可能還是需要一種緩和治療護理（Palliative care），旨在減輕嚴重疾病所帶來的痛苦與心理壓力，核心目標是提升患者與家屬的生活品質。但她已經接受了幾年高強度的醫療干預治療。

她說，如果不接受治療，她或許兩年後就會去世。或許三年，或許五年，或許更久。她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她感到惋惜的是，自己本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和女兒一起創造美好回憶，而不是疲於應付一次又一次的無效治療。

咪咪知道還有其它選擇。她選擇接受治療，是因為她感到一份沉重的責任感——為了孩子，必須盡一切可能的方式讓自己活下去。

我的朋友溫迪（Wendy）的遭遇也同樣令人心痛。

溫迪是我在加州居住時的鄰居，她就是那種不管你有沒有空都會和你做朋友的人。咪咪去世後，我開始疏遠人群，不想接觸外人。但溫迪依然會出現，要麼坐在我家廚房的吧枱邊看我做飯，要麼坐在我家門廊上看我回覆郵件。我在她的地裏用旱種方法種植小麥，她則用我們收穫的小麥烤麵包。

當我告訴溫迪我要搬去德薩斯州時，她傷心極了。

「別這麼快就開始想我」，我告訴她，「我們還有6個月的時間呢。」

我不知道我們剩下的時間有多少。

和咪咪一樣，溫迪也發現了一個小小的乳房腫瘤。和咪咪一樣，她也是一位為了孩子，拚命要活下去的媽媽。

起初，溫迪選擇祈禱、補充營養並信賴上帝。最終，她接受了手術和常規治療。後來她告訴我，她覺得自己改變主意辜負了上帝。

和咪咪一樣，她在確診後大約三年去世了。

溫迪去世前幾周還在給我發短訊，說她要開著房車（RV）帶全家人來德薩斯州找我。在她過世的前幾天，她告訴我：「我們很快就要見面了。」

因為這件事對溫迪來說意義重大，所以她的丈夫和孩子們代替她完成了遺願，實現了那次德州之行。

我非常想念這兩位摯友。

她們的故事並非臨床試驗。我無法得知不同的選擇是否能延長她們的生命。但我知道咪咪經歷了甚麼，痛苦何時開始，以及她告訴我她後悔的事情。

我們常說五年癌症生存率，但這些統計數據並不總是能告訴我們治療是否真的延長了患者的生命。更早診斷出來可能會拉長統計上的存活時間，卻沒有真正推遲死亡，這種現象在醫學上被稱為提前診斷偏差（lead-time bias）。篩查也可能發現一些原本不會引起症狀的癌症，這被稱為過度診斷（overdiagnosis）。

這些都是公認的醫學概念，而不是邊緣理論。

然而，即使治療真的延長了生命，我們難道不應該問問，那種生命的品質究竟變成了甚麼模樣？

尊重不作為的權利，需要理解不作為可能意味著甚麼，但也需要誠實地認識到採取行動的代價。

選擇「不採取醫療干預」的權利，確實需要建立在了解這意味著甚麼的基礎上；但同樣地，它也需要人們對「採取醫療干預」所付出的代價有著坦誠的認知。

不僅是經濟上的代價，還有身體上的代價——那些痛苦、併發症、失去的時間，以及治療本身很可能會吞噬掉病人正拚命想要挽留的大部份生活。

不進行任何侵入性醫療干預可能意味著觀察、營養補充、舒適安寧以及與家人共度的時光。但也可能意味著允許原本可以治療的疾病持續惡化。

這兩種可能性都值得認真討論。

我並不是要求大家信任芭芭拉‧奧尼爾而不是腫瘤科醫生。我想問的是，我們為甚麼要將自己的判斷權拱手讓給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讓記者調查，讓醫生辯論，讓草藥師發言，讓患者聽取不同的觀點，了解風險，並做出自己的決定。

因為在無法獲取訊息的情況下，所謂的「知情同意」並非真正的知情同意，而是被動盲從。

思想本身並不危險。

缺乏思想才是可怕的。#

作者簡介：Mollie Engelhart是一名再生型農業從業者和牧場主，致力於糧食主權、土壤再生，並積極推廣自耕自足和自給自足的家庭農耕知識教育。她的最新著作是《揭穿自然真相》（Debunked by Nature, 2025）。該書分析了我們對食物、農業和自由的認知，真實、引人入勝地講述了她從純素廚師和洛杉磯餐館老闆到親自動手耕耘土地的農民的歷程，以及大自然如何改變了她的文化規劃。

原文：Ideas Are Not Dangerous. The Absence of Them I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