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簡稱SCMP)近日刊登了對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簡稱中金公司/CICC,總部位於北京)聯合創辦人、厚朴投資(Hopu Investments,總部位於北京)董事長方風雷的長篇專訪。他聲稱,「中國不可投資」的論點「站不住腳」,而關於中國是否「值得投資」(investability)的這場爭論「根本就不成其為爭論」(no debate at all)。
方風雷曾參與建立他如今所捍衛的這套金融體系,過去40年來也一直與中國共產黨的黨國金融體系有密切關聯。這位被視為「專家」的人士,本身就存在直接的利益衝突。
以下分析不侷限於方風雷在專訪中的說法,將檢視他未曾提及、甚至刻意模糊處理的其它事實,揭示中國投資環境所呈現的「共產主義特色」。我們首先簡要回顧他的個人商業經歷。
完全在體制內建立的職業生涯
方風雷的事業,建立在一段關鍵人脈關係,以及他長年身處的國家主導的金融體系之上。大學畢業後,他進入河南省經貿局工作,在那裏結識了後來官至國家副主席的中共高官王岐山。後來,方風雷說服王岐山於1995年創立了中金公司(CICC),這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投資銀行,方風雷也成為了王岐山的副手。
此後王岐山一路晉陞,先後擔任北京市市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紀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直至2023年3月卸任國家副主席一職。他是中共黨魁習近平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兩人關係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年)時期。因此,方風雷發跡之路上的貴人,正是這位後來成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兩三位大佬之一的王岐山。
從中金公司出來後,方風雷陸續擔任與國有企業相關的職務: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簡稱中銀國際)香港投資銀行行政總裁、中國工商銀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簡稱ICBC)高管,並於2005年出任高盛高華有限公司(Goldman Sachs Gao Hua)董事長,該公司是他一手組建的合資企業,旨在將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總部位於美國紐約)引入中國大陸。他最引以為豪的成就是促成多家大型國有企業在海外上市,其中包括中國移動(China Mobile)、中國電信(China Telecom)、中國聯通(China Unicom)、中國網通(China Netcom)、中國石油(PetroChina)和中國石化(Sinopec)等中國各大行業巨頭。
他憑藉與一位曾參與管理該體系的人士的友誼,在如今他所捍衛的這個與國家緊密相連的體系中建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當他說「中國不可投資」的論點「站不住腳」時,他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畢生的事業和那段關係辯護——這顯然存在利益衝突。
中金公司並非獨立銀行
香港《南華早報》的採訪稱方風雷是「幫助創建」中金公司的那個人。從技術上講,這沒錯,但卻忽略了中金公司後來的發展以及當時的掌舵人。
美國金融巨頭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總部位於美國紐約)於2010年減持其創始股份後,中共政府成為中金公司的主導力量。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CIC)旗下的中央匯金(Central Huijin,總部位於北京)持有約40%的股份,是最大的股東。如前所述,王岐山是中金公司的首任行政總裁;中共前總理朱鎔基(1928—2026年)的長子朱雲來曾擔任中金公司行政總裁兼總裁,直至2015年。
方風雷所宣稱、視為市場化重大突破的這間機構——即為摩根士丹利等合作夥伴打開中國資本市場大門的機構——實際上是由主權財富基金控股的。該機構由習近平最親密的副手之一創立並擔任主席;一位總理的兒子後來執掌該機構十餘年;如今,中共的經濟政策決定著它的薪酬。這間機構根本不是能獨立判斷中國是否值得投資的評估者!
方風雷未提及的數據
方風雷以高科技投資增長4.6%、高科技製造業增加值增長13.3%、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僅」上升1%,以及中國藥企對外授權藥物開發權的交易金額超過1,000億美元等數據,主張中國正處於健康的經濟轉型階段,而非走向衰退。
這些數字看來並無錯誤。然而,這場專訪忽略了經濟的另一面,而其中許多相關數據,恰恰在專訪刊出前後公布。
2026年7月,中國的青年失業率(16至24歲,不包括學生)升至17.9%,創下三年來同期最高紀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也升至5.2%,情況比往年畢業季的平均狀況更為嚴峻。
方風雷所稱的通脹「趨於穩定」,實際上是指物價升幅有所回升。2026年8月,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按年上漲0.8%,高於7月的0.5%。這波升幅主要由能源價格推動,而非需求回暖所致。
與此同時,中國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已連續第39個月按年下跌,8月跌幅達3.0%。房地產市場的暴跌已持續近40個月,但方風雷卻將這場下跌描述為有序的三年調整,並稱調整已大致結束。
債務問題則呈現真正的雙面性,這也讓專訪對相關數據的遺漏更加值得注意。過去兩年,北京當局透過規模達10萬億元人民幣的債務置換計劃,將地方政府的表外隱性債務削減了一半以上。
然而,同一時期,政府債務總額卻升至102.5萬億元人民幣,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也從68.7%升至73.2%。這是因為官方借貸增加,以彌補房地產市場低迷及消費疲弱帶來的經濟缺口。
換言之,隱性債務並未消失,只是轉移至官方帳簿上;而政府債務總額仍在持續攀升。
他所稱在房地產市場調整後承接釋出資源的「戰略性新興產業」(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同樣呈現出過度建設的問題。地方政府競相興建由政府補貼的人工智能(AI)數據中心,但這些中心的實際使用率往往只有20%至30%,遠低於原定的60%以上目標。因此,北京當局開始制定最低使用率規定,並叫停利用率偏低地區的新建項目。
貴州省是中共重點打造的數據中心樞紐之一,但至今仍未實現盈利;在債務負擔重壓下,其GDP排名位居全國第22位。習近平也曾警告,要避免「魯莽決策和倉促投資」。
這並不是向「新的增長動能」平穩轉型。由債務推動的過度投資曾造成房地產危機,如今同樣的問題正在一個新興產業中重演。
結語
這篇專訪的問題,並不在於內容是捏造的,而在於它出自一名終身身居中共央企要職的內部人士之手。方風雷透過與王岐山的私人關係,以及中金公司(CICC)的股權結構,與中國共產黨黨國體制的最高層有著密切聯繫。他挑選了那些吹捧自己參與建立的體制的統計數據,卻省略了那些足以削弱其論點的數據。
最後,方風雷以「崩潰論VS威脅論」(collapse theory versus threat theory)作結,這並不是真正的論證,而是一道修辭上的擋箭牌。方風雷聲稱,西方對中國的看法陷入了兩個極端之間,阻礙了人們對中國真實發展道路的理解。這種說法將有具體數據和資料來源支持的問題——例如通縮、房地產危機、青年失業及資本管制——漫畫式地貶為意識形態上的極端偏見,藉此迴避對相關數據本身的討論。
事實很簡單明瞭:2026年9月公布的數據,並不支持方風雷所聲稱的「中國是否值得投資的爭論已有定論」的說法。
作者簡介:
斯圖‧克沃爾克(Stu Cvrk),曾在美國海軍服役30年,擔任過各種現役和預備役職務,在中東和西太平洋等地區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畢業於位於馬利蘭州的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義教育,具有海洋學家和系統分析員的教育和經驗,這些為他此後的政治評論奠定了重要基礎。
原文:Financial Expert Says China’s ‘Investability’ Debate Is Over. The Record Says Otherwis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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