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事工發表研究報告，顯示47%受訪堂會設有防治性騷擾政策，但落實情況仍然薄弱、參差，且多屬事後被動應對，而非主動的制度改革，認為令受害者未能獲得實質保障與公道。

調查採用混合研究方法，包括向全港教會發出的「防治性騷擾政策落實情況問卷」，共收回73份有效回覆；涵蓋不同持份者的「性騷擾投訴及處理經驗問卷」，收到21份回覆；及與10名教內性暴力不同持份者（包括受害者、投訴者、處理投訴者及旁觀者）進行的深度訪談。研究團隊亦瀏覽了全港1,154間教會網站，檢視政策公開情況。

研究發現，47%受訪堂會設有防治性騷擾政策，35%未設立，18%不知道是否設有政策。在現行政策中，高達76%於2018年或以後才設立，主要由醜聞及社會壓力驅動，而非源自教會的主動改革。全港1,154間教會中，僅7.3%在網站上公開相關政策。

但是，研究顯示即使是設有政策的堂會，逾半從未啟用政策，曾參與防治性騷擾培訓的堂會，亦只有34%。曾正式向教會投訴的受害者中，100%對處理結果表示不滿。

教內存在長時間性誘騙

另外，研究共接觸或記錄至少69名受害者，事發時間由近一兩年到20年前不等，其中約七成為女性、三成為男性，研究團隊指出，男性受害者的比例不容忽視。至少有3名受害者在事發時僅13至15歲，且普遍與加害者相識兩年以上才遭受性暴力，反映教內存在長時間性誘騙的過程。

研究建議兒童及青少年事工同工，須幫助兒童及青少年建立身體自主意識，並嚴格執行「兩人同行」原則，減少成人與未成年人單獨相處的機會。

受害者遲求助 源於教會文化及創傷反應

研究亦指出，受害者平均延遲約10年，才能確認自己曾經歷性暴力。研究引用「僵住、討好、逃跑、戰鬥」創傷反應模式，認為情況相符，說明受害者的沉默或延遲求助，是身心的自發求生本能，而非個人選擇或意志薄弱的表現。

報告指出，政策未能發揮實際作用，源於多重因素的疊加：培訓不足、政策不透明、處理投訴者角色不清，以及教會機構往往將風險管理及聲譽置於受害者安全與福祉之上。

報告亦指出，教會文化本身，如緊密的人際關係、對「和諧合一」的高度重視，及信徒對屬靈領袖的深厚信任，在無意間為加害者潛藏活動提供有利土壤，同時令旁觀者選擇沉默，受害者則陷於羞恥與自我懷疑的循環之中，難以求助。

研究強調，性暴力在教會發生，所造成的傷害從不止於受害者本人。旁觀者在知悉事件後普遍承受震驚、憤怒及對教會失望的情緒代價。部份旁觀者選擇主動介入陪伴受害者，卻往往因長期保密而缺乏可分擔的對象，身心承受極大壓力，最終亦有人因此選擇離開教會。

處理投訴者同樣承受多方壓力。他們既要照顧受害者的需要，亦要維持調查程序的公正，即使已盡力而為，仍可能被誤解，甚至失去受害者及其他教友的信任。研究呼籲，教會在檢討牧養責任時，不能只聚焦於受害者，也需正視旁觀者及處理投訴者所承受的情緒與信任代價。

研究主張教會須建立涵蓋定義、程序、處分及預防措施的具體政策，確保政策公開透明、主動推廣，並定期提供培訓，成立獨立處理小組，適時引入第三方協助，避免利益衝突。

研究呼籲教牧同工及領袖須關顧旁觀者及處理投訴者，提供必要的情緒支援與督導，不應以「教會需要解決」為由，施壓受害者寬恕或復和，並應理解創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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