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以《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推出的廣泛「全球關稅」缺乏充份的法定授權，行政部門不能在該法框架下單方面大規模徵收關稅。同日，特朗普宣布改用《1974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122條的法定權力，推出為期150天的臨時10%全球關稅（法律上限為15%），以維持貿易談判籌碼與政策連續性。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隨後公開回應中明確表示，最高法院並未裁定特朗普關稅政策本身違法，而是認定IEEPA的授權範圍不能被用於「籌集財政收入」；政府將依賴其他明確的法定授權來維持關稅政策的連續性。

這一天真正改變的，不是「關稅是否存在」，而是關稅工具從「緊急權解釋空間較大」的路徑，切換到「法條寫得更清楚、邊界更明確」的路徑。對經濟與市場而言，短期波動難免，但長期反而更容易定價；對華人社區而言，影響會具體落在成本、利率、匯率與行業分化上。

重點一：最高法院並未否定關稅政策本身，而是在「授權邊界」上給出更清晰的規則——長期不確定性反而下降。

最高法院的核心訊號是：關稅屬於高度敏感的對外貿易與徵稅工具，若要大範圍、長期化推行，需要更明確的國會授權；IEEPA並非「萬能關稅按鈕」。這一點在路透社對裁定的解讀中被明確強調：法院認為總統在IEEPA下「越權」。與此同時，案件訊息顯示裁定對應時間與裁決結構已公開化，使法律邊界更清楚。

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的表態也進一步強化這一判斷：法院並未否定關稅方向本身，而只是對IEEPA的適用邊界作出限制。這意味著政策工具並未消失，而是回歸更清晰的法律框架。

對市場而言，最怕的不是政策強硬，而是「法律站不穩導致政策反覆」；當邊界被法院劃清，企業與投資者反而更容易把政策風險納入合同條款與成本模型，降低尾部風險（tail risk）。這也是為甚麼同日市場關注點從「關稅是否還能做」轉向「將以何種法律路徑、持續多久、怎樣定價」。

重點二：特朗普「換擋」並非繞行，而是直接啟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法條本身就允許「150天、最高15%」的臨時進口附加稅。

同日特朗普宣布啟用的第122條，在法理上比IEEPA更「直給」：該條款明確授權總統在特定國際收支/匯率與失衡情形下，可宣布不超過150天的臨時進口附加稅（temporary import surcharge），稅率不超過15%，期限若要延長需國會動作。路透社也在2月20日的報道中點出：這一法律路徑「無需調查、程序限制更少」，從可執行性角度更快、更可落地。

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回應中指出，政府將繼續依賴包括第122條在內的其他法定授權來維持關稅政策，顯示政策工具箱仍然完整。

這恰好解釋了為甚麼經濟不會因為「裁定本身」而被打斷：政策工具箱並未空置，而是從一條法律風險更高的通道，切換到一條邊界明確、時間明確、市場更容易定價的通道。

重點三：短期震盪的關鍵來自「退款與訴訟時鐘」，而法定路徑切換有助於把不確定性收斂到可管理區間。

最高法院裁定帶來的第一波市場波動，很大部份來自「過去已征關稅是否面臨退款與訴訟」的不確定性。賓夕凡尼亞大學沃頓預算模型（Penn Wharton Budget Model）估算，本次裁定可能使超過175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面臨退款風險與法律爭議，這會直接擾動財政預期與企業成本核算。

從宏觀角度看，「退款與再徵稅」的拉扯會影響企業定價、供應合同、港口清關與庫存節奏；而第122條這種時間與稅率邊界更清楚的工具，反而能把不確定性從「無限訴訟拖延」壓縮為「150天窗口期內的可測算稅負」。這對依賴進口鏈條的華人中小企業尤其關鍵：可預測性越強，越能通過庫存周期與價格傳導去消化衝擊。

重點四：經濟未必被關稅「擊穿」的現實基礎，是通脹與利率環境在2026年初已較可控——市場更關心「增量衝擊」而非「失控通脹」。

判斷關稅是否會「傷經濟」，繞不開通脹與利率。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在2026年2月13日發布的1月CPI顯示：過去12個月CPI上漲2.4%，1月季調後環比0.2%，通脹水平總體可控。

同時，美聯儲在2026年1月28日FOMC聲明中表述為「經濟活動以穩健步伐擴張、通脹仍略偏高」，並未傳遞「通脹失控」的訊號。美聯儲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2026年1月28日新聞發布會上談到生產率與AI時，也明確表示對「生產率改善是否已由AI驅動」仍需觀察與驗證——這意味著政策制定者並不基於樂觀假設放鬆警惕，而是更強調數據依賴。

在這種「通脹可控、貨幣政策仍審慎」的背景下，市場對10%臨時關稅更可能採取「把增量成本計入價格與利潤預期」的方式定價，而非立刻上升為系統性危機。對華人家庭而言，這也意味著：生活成本可能有邊際壓力，但更大的變量仍是利率路徑與就業結構，而非一次性「物價失控」。

重點五：對華人經濟與金融資產的核心影響是「行業分化 + 資產結構再配置」，而不是單日新聞衝擊——關鍵在於誰更靠近美國本土產業鏈與現金流資產

對華人社區來說，這次事件的影響高度分層：進口依賴型業態（跨境電商、批發零售、依賴海外原材料的餐飲與輕製造）短期會感受到成本傳導；但與本土替代、倉儲物流、供應鏈合規、關務與稅務籌劃更相關的環節，反而可能受益於訂單轉移與服務需求上升——這與「政策工具箱仍在、且更可執行」的現實相匹配。

在資本市場層面，馬年還有一條隱藏主線：高估值環境對任何不確定性更敏感。近期關於「高估值下的風險管理」的討論升溫，達里奧（Ray Dalio）橋水（Bridgewater）創辦人在2026年2月圍繞「資本衝突（capital war）與估值風險」的公開警示被多家媒體轉述，核心指向是：當市場處在高位時，更需要風險平衡與現金流韌性。同時，芬克（Larry Fink）貝萊德（BlackRock）行政總裁在達沃斯相關討論中強調，AI與產業競爭需要持續投資，但收益可能更集中、並可能加劇分配差異，政策與資本配置必須考慮更廣泛的參與。

2月20日的關鍵，不在於「關稅會不會回到零」，而在於「政策如何在更清晰的法治邊界內繼續推進」。最高法院讓IEEPA這條路徑難以繼續承載廣泛關稅，但第122條提供了明確的臨時工具：最高15%、150天、可延長需國會動作。與此同時，通脹數據與美聯儲措辭顯示宏觀底座仍相對穩健，市場更可能把關稅視為可被企業與供應鏈逐步吸收的增量衝擊，而非系統性崩塌。

以上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作者井友倫（Chris Ching）為美國加州及聯邦執業律師、註冊國際審計師、前華爾街投行高管、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長期研究宏觀政策、貿易結構與華人財富戰略。）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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