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兄弟失和黃興出走 中日簽訂《民四條約》
（接前文）話說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東逃日本，繼續其流亡生涯。這次的失敗，使孫有重大挫敗感：起兵討袁，黨內附和者少，反對者多；剛成立的國民黨被取締；《臨時約法》被廢除；參議院被解散；不少黨內元老退出。逃往東京的革命黨人也是悲觀情緒蔓延，孫在自己的《文集》中透露：「談及將來事業，意見分歧，或緘口不談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種種灰心，互相詬誶，二十年來之革命精神與革命團體，幾於一蹶不振」。
孫中山也曾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原第一次革命之際及至第二次之時，黨員皆獨斷獨行，各為其是，無復統一，因而失勢力、誤時機者不少，識者論吾黨之敗，無不歸於散渙，誠為確當。即如南京政府之際，弟忝為總統，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張。」「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發現，弟當時即力主開戰，克強不允，率遷延時日，以至於開戰即敗。可知不統一服從，實無事不立於敗衄之地位」。
前面講過，孫先生的最大長處是愈挫愈勇、屢敗屢戰。痛定思痛之後，孫、黃決定重組中華革命黨。
但在如何建黨方面，孫、黃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
孫中山要求：入黨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黨魁。黃興規勸道：「我們搞革命，就是要推翻獨裁，使中國走向民主之路，富強之路。而你卻搞黨內獨裁，那我們搞革命幹甚麼？」
孫辨曰：「我們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黨內同志自行其是，不服從命令。這次起義討袁，我革命黨有十個督軍，掌幾萬兵將，但參加起義者僅千餘人。我現在不民主，正是為了將來建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雙方各有道理。黃興反對孫中山的「一言堂」作風。但當時的孫中山已別無他路：面對革命黨中的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的局面，只能義無反顧，剔除那些投機、搖擺的不忠分子，以增強革命黨內部凝聚力。孫在自己的《文集》中做出過解釋：「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耳。所以，今後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也」。
不僅是黃興，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等也反對孫的建黨原則，不宣誓、不按指模。孫一氣之下，宣布「誰不簽字，誰不宣誓效忠，可自行離開」。無奈之下，黃興給孫中山留書一封：弟胃病益甚，特去美國調養，不能再與君鞍前馬後等云云，從此竟與孫中山分道揚鑣，且退隱江湖，遠離政治。黃的秘書書城曾追憶黃興當時的心情：「黃先生以為長此在東京相持下去，恐同志間意見日深，將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給敵人以挑撥離間的機會，故決定離開日本，遠適歐美，以便使孫先生得以行其所是，各不相妨」。
當時有人想擁戴黃興另起爐灶組建新黨，遭黃興拒絕：「黨只有國民黨，領袖唯中山，其他不知也」。
黃離開之際，孫書寫「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書聯以贈別之，足以證明兩人私交之密切。
這真是：為革命並肩奮爭，到頭來各奔西東。
1914年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自任中華革命黨總理。《總章》規定，中華革命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時美國《紐約時報》以「孫中山策劃再次發動革命」為題報道：「孫中山先生說，他將以推翻滿清的方式來推翻袁世凱……決不允許自己畢生奮鬥的事業被袁世凱毀掉」。可見，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是得到了社會公認的。
雖然走了黃興，參與中華革命黨人數少了。但陳其美、廖仲愷、胡漢民、許崇智、張靜江、居正、于右任等眾多同盟會元老留了下來，成為中華革命黨的核心成員，是日後孫中山依靠的重要力量。
在此期間，孫中山遇到了他一生中的重要伴侶，即孫中山好友、著名實業家宋耀如的二公主宋慶齡。時宋耀如和大女兒宋靄齡正在日本陪同孫中山，靄齡還是孫中山的英文秘書。1914年8月，宋慶齡大學畢業，即前去日本看望父親。恰值靄玲回國與孔祥熙結婚，慶齡就臨時接替了大姐的工作。
因為孫、宋兩家的關係，宋氏姐妹一直稱孫中山為「文叔」。那慶齡自幼對孫中山崇拜有加，曾寫信告訴身在美國的三妹宋美齡：「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小姑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之後的朝夕相處間，孫、宋從互相敬慕逐漸發展為彼此真摯的感情。宋慶齡深情地對孫中山說：「經過長期、慎重的考慮，深知除了為你、為革命服務，再沒有任何比這更使我愉快的事。」
有慶齡相伴，孫中山亦是興奮異常，曾揚言： 「我自遇到慶齡，才知道甚麼叫愛。」
當時的孫中山是有妻室的。他的結髮之妻盧慕貞，是從事革命前在老家娶的正室，生子孫科，曾任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長。
1915年4月，孫中山與分居多年的原夫人盧慕貞經協議辦理了分離手續，同年10月25日，孫、宋在東京正式結為夫婦。不想孫先生早逝，慶齡後受共產黨的蠱惑，屈身於共產黨的邪惡政府之下，自是鬱鬱不得志。此是後話，暫且不表。
卻說國內的袁總統正自春風得意：政敵被驅逐，國民黨、國會已解散；自已正式就職台灣總統；南方諸省恢復正常；與日本、英美諸國關係趨於穩定；蒙藏問題已暫時平靜；籌款事項已達成。然而台灣百廢待興：自革命以來導致的社會亂象仍非常嚴重；經濟、軍事仍然落後；教育體制崩潰；政府缺乏資金；邊疆仍存遺留問題；不平等條約尚多，列強虎視眈眈等等問題，都壓在袁世凱及其民國政府身上。
「民國成立，宜以實業為先務」，這是袁世凱的重要觀點。他先後邀請民族工商業巨頭張謇、周學熙入閣，制定諸如《公司條例》《公司註冊暫行章程》《獎勵工藝暫行章程》《商人通例》等，促使了工商業的較快發展，贏得了民族實業家的擁護。袁世凱簽發了《保護華僑投資實業之通令》：「此後各處僑民投資回國興辦實業者，應由各省行政長官通飭所屬從優待遇，協力維持。」 1912年至1919年間，僅華僑投資的企業就達1042家。如以麵粉大王、紡織大王著稱的無錫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和南通張謇，都是在這一時期奠定雄厚基礎的。
袁尤重教育。早年曾向清庭提出：「國家之繁榮昌盛，實繫於國民之品德、知識和體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強化公民教育」。鑒於當時社會風氣的敗壞，袁世凱認為在於綱常禮教被廢棄。曾說：「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1914年6月，袁世凱下尊孔令，稱孔子為「萬世師表」。9月28日，令京師和地方一律舉行「祀孔典禮」。政府發布的《特定教育綱要》中教育要言提出：「各學校均應崇奉古聖賢以為師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學教員宜研究性理，崇習陸王之學，導生徒以實踐。教科書宜采輯學案，以明尊孔尚孟之淵源。」
在外交上，民國政府繼續晚清時期李鴻章執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維持」列強在華的這種「均勢」。推行「聯合歐美，抵禦日本」的方針，以維護國家利益； 簽訂《中俄蒙協約》，確保了中國對於外蒙古的「宗主權」；不承認英藏簽署的《西姆拉條約》而將西藏問題擱置；以軍事鬥爭和爭取國際支持的方式避免「滿蒙獨立」。至少在袁執政期間，中國疆土未受到進一步損失。
袁世凱重視禁毒禁賭。他曾表示：「鴉片之害，荼毒生靈，虛糜金銀，不可勝計，實為中國貧弱之源」，其當總統期間，先後七次頒布《禁煙令》。規定吸鴉片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種植者若不將煙田改種他物則一律治罪，凡官員故縱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治。在禁賭方面，1912年6月頒發的《暫行新刑律》對賭博者、開設賭場者規定有不同的刑罰。
正當袁總統殫精竭力，為民國日夜操勞之時，長期覬覦中國領土的日本政府卻向台灣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北洋政府於8月6日宣布保持中立，而日本卻加入協約國陣營，並向德國正式宣戰。在得到英美和中國政府同意後，日本於9月2日在龍口強行登陸，11月7日攻陷青島，佔據了膠州灣租借地和膠濟路全線。
日、德戰事結束後，中國政府兩次照會日本，要求日軍撤離。但日本非但不理睬中國的要求，反而利用其協約國身份賴在青島不走，企圖壓迫中國就範，使其在山東攫取的權益合法化。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以歸國返任為由晉見袁世凱，正式向中國遞交了包含「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並要求「絕對保密，儘速答覆」。
「二十一條」共分五大項：①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山東省不得讓與或租借它國。②承認日本人有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居住、往來、經營工商業及開礦等項特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並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③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附近礦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開採。④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它國。⑤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中日合辦警政和兵工廠。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間各鐵路建築權讓與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開礦、建築海港和船廠及築路的優先權等等。
日本政府發給日置益的電文中明確指示：「望公使多方設法，迫使中國方面接受連日商談，倘連日商談實不可能，亦應隨時決定日期續行談判，以不稍貽對方以喘息之機。如中國方面稍露遷延之意，即應嚴加督促，以保持談判不致中頓為宜。」 在加緊談判的同時，日方以換防為名，增派軍隊至大連、青島及塘沽等地，企圖給談判加碼。
自此，中日之間開始了漫長而又艱苦的談判。
台灣政府派出的談判代表是外交總長陸徵祥、次長曹汝霖、秘書施履本等，而袁世凱則通過外交次長曹汝霖傳達旨意，直接指揮著談判。 在看到《二十一條》全文後，袁世凱直接批語：「各條內多有干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同意。」
為了爭取爭奪的國家利益，袁政府還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把「二十一條」內容和有關交涉情況透露給新聞界，用以鼓譟社會輿論。袁世凱還密電馮國璋聯合十九省將軍發通電，聲稱拒絕日本要求，不惜一戰，以增強自己談判的力量。二是由外交總長陸徵祥設法將中日談判訊息透露給英美等西方國家，《泰晤士報》、《字林西報》和美國聯合通訊社先後登載了有關訊息。
消息公布後，美、俄、英三國急忙電令其駐日公使向日本外務部提出要求，希望獲知中日秘密談判的內容。在得知日本提出的第五號條款後，英國表示堅持其在長江流域的固有利益，美國則繼續強調門戶開放政策。這樣，就對日本政府形成了強大壓力。
面對英、美的疑慮和壓力，日本政府在4月26日提出修正案，取消了第5號條款中的七條。
1915年5月6日，袁世凱在《大總統袁世凱致各省電》中稱：「……中國沿海港灣、島嶼不可讓與或租於它國、聘用日本顧問、中日合辦警察、軍械等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點』。在我國不宜因此決裂，蹂躪全局。但應盡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權利。」
日本政府終於惱羞成怒，於5月7日向袁世凱政府發出最後通牒，限5月9日午後6時前答覆，否則將執行必要之手段。 此時的日本已擺出大戰一場的姿態，軍艦在渤海一帶游弋，山東、奉天兵力增加，關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
5月8日，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袁側身問段祺瑞： 「如果中日開戰，我們能堅持多長時間」。
段回答：「48小時」。
袁又問：「48小時之後呢？」
段又答道：「但聽總統指示」。
袁世凱沉思良久，緩緩言道：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5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5條撤回，……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袁總統悲憤而無奈之心情難以言表。
在日本的脅迫下，袁世凱政府於1915年5月9日回應了日方的最後通牒，正式簽訂《中日民四條約》（簡稱民四條約），史稱「五九國恥」。
正是：
百廢待興起步間 二十一條惹禍端
只因弱國無外交 臥薪十年抬頭見
如是曰：「弱國無外交」，作為弱國總統的袁世凱，已是盡了最大努力，為中國掙得了最大權益，其賣國之說並不公平。而民間之所謂賣國「二十一條」並不存在，而是去掉七條後的「十四條」。
只是因袁世凱的皇帝夢，導致軍閥混戰，中國錯失了「十年後抬頭相見」的設想。#
（未完待續）
點閱【紅魔傳】系列文章。
--------------
記得那一天
也繼續過好每一天
--------------
📌 2025大事回顧👇🏻
https://hk.epochtimes.com/tag/回顧2025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