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官員的考核時間,忽必烈規定:都城衙門和行省軍官,三十個月為一考,一考升一等。

外任官員三年一考,一考進一階,或二考升一等、三考升二等。考核的標準包括:當地戶口是否增長、田地是否增加、打官司事是否減少、盜賊是否匿跡和賦稅均平者。這五件事都做到了,官職自然升一等,五件事只辦好了三件,算是中等官員,按照正常程序陞遷。五件事都沒有做到,那就只能被降官或貶謫了。

無論內、外官員,滿「一考」後,必須由所在機構提供一份類似鑑定書的「解由」,內容包括官員的祖宗三代、年齡籍貫、姓氏民族、出身、入仕資歷、有無過錯、政績如何、何人保舉等。

除此而外,公元 1262 年,忽必烈還下詔「置簿立式」,專門記載官員政績等情況,後發展為「行止簿」。行止簿和解由,成為決定官員能否陞遷的主要依據。

監察官吏 嚴懲貪腐 

在對官員考核、選拔的同時,忽必烈還注重對他們的監察力度。中央設置的御史台(簡稱中台)就是掌管糾察百官善惡和政治得失的所在,並直接監察山東、河北、河南等省官員;地方上則有監察東南諸省的「江南諸道行御史台」(簡稱南台),以及監察西南、西北諸省的「雲南諸路行御史台」(簡稱西台)。它們之下還設置若干道「提刑按察司 」(後改稱「肅政廉訪司」)。如此一來,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垂直監察系統,可以不被地方行政機構干擾,切實發揮監察作用。

對於在提刑按察司任職的官員,朝廷也有規定,「按察司官有聲跡不好者,御史台體察,雖未任滿,許行奏代。」

所謂「奏代」,就是撤職查辦,另派人員接替。如此約束按察司官員,使他們不敢濫用權力,彈劾、糾察必須公正、公平。

為避免行賄、受賄,朝廷規定:「今後省院六部諸衙門官吏,無故不得與求仕受命官員私同宴會,以通請謁。」

而為了禁止地方官員魚肉百姓,亦規定不得讓家人仗勢經商牟利,不得放高利貸,同時「雖有政績,不許立碑。其先已建立者,若犯贓污,即令除毀。違者究治。」

對於官員玩忽職守、辦事不力的,亦「依理究治」。此外,忽必烈還鼓勵彈劾違法官員,「其有不顧權勢,彈劾非違及利國便民者,別議升除。」也就是說,只要彈劾屬實,提出彈劾者的官職可獲得陞遷,這對於那些意圖貪腐的官員算是一種制約。

善於納諫 

忽必烈時常以歷史上的明君作為自己的榜樣,他欽佩的唐太宗就是一位善於納諫的千古帝王,而從忽必烈無論在藩邸還是在即汗位、一統天下後的所為看,他同樣是位廣開言路、接受大臣諫議的明君。

大臣王思廉在給忽必烈講解《資治通鑑》時,說了魏徵犯顏直諫、長孫皇后從旁勸諫的故事。圖為清 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唐後周)冊·唐太宗八》故畫00313100009。(台北故宮博物院)
大臣王思廉在給忽必烈講解《資治通鑑》時,說了魏徵犯顏直諫、長孫皇后從旁勸諫的故事。圖為清 陳士倌《聖帝明王善端錄(唐後周)冊·唐太宗八》故畫00313100009。(台北故宮博物院)

公元 1268 年,忽必烈正式設置「御史台」,任命塔察兒為「御史大夫」, 張雄飛為「侍御史」。作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御史也具有向皇帝諫言、糾正缺失的職責。忽必烈專門對塔察兒和張雄飛說:「卿等既為台官,職在直言,朕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知朕意。」

忽必烈曾多次與大臣們討論對歷史人物的看法,比如,被唐太宗視為「鏡子」的魏徵。公元1277 年的一天,大臣王思廉在給忽必烈講解《資治通鑑》時,說了魏徵犯顏直諫、長孫皇后從旁勸諫的故事。忽必烈聽後,讓王思廉將這個故事講給大臣以及後宮的皇后和嬪妃們,希望他們以魏徵和長孫皇后為榜樣,敢於進諫,而自己也要仿傚唐太宗,虛心納諫。

為了讓大臣們敢於進諫,忽必烈有時也給予直言者以獎勵,比如,姚天福在朝廷上彈劾權臣,忽必烈特賜名「巴兒思」(蒙古語:虎),認為他不畏強勢,猶如老虎。

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忽必烈意識到了「禮」的重要性,因此任用撒蠻負責監督宮廷人員的禮儀。一天,忽必烈近臣孛羅受命出宮辦事,因行走違背禮儀被撒蠻關了起來作為懲戒。忽必烈等了很長時間,不見孛羅回來,一問才知是被關了起來。他就找來撒蠻,讓他放出孛羅。撒蠻回道:「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

於是,忽必烈不再過問。孛羅受到懲罰後才被放回。

南宋被滅後,忽必烈想把住在江南的宋朝宗室及豪族大族遷到北方,大臣葉李對此諫言道:「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裏。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忽必烈遂打消了移民的念頭。

忽必烈曾說:「朕於廷臣有戇直忠言,未嘗不悅而受之;違忤者,亦未嘗加罪。蓋欲養忠直而退諛佞也。」忽必烈的態度也使忠直之臣敢於進言。

崇尚節儉 

忽必烈重視理財的目的是為了國富民強,而在個人生活上,他崇尚節儉,提倡淳樸之風。大臣王惲曾在奏疏中說,忽必烈「臨御以來,躬行儉素,思復淳風……去金飾而朴鞍履。」

忽必烈從不穿戴貴重華麗衣帽,他還將自己穿過的舊衣服留藏在箱子中,以教育後世子孫保持勤儉之風。史載,元朝第三個皇帝武宗曾與皇太后在大安閣設宴,看到閣中有故篋(舊箱子),便問宦官李邦寧這是做甚麼用的。李邦寧回說是世祖用來裝裘帶的箱子:「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為華侈之戒。」武宗於是下令打開箱子,並慨嘆說:「非卿言,朕安知之。」

當時有位宗王在旁,馬上說:「世祖雖神聖,然嗇於財。」李邦寧卻不同意,反駁道:「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予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掊怨,豈美事耶。」武宗和太后深以為然。

忽必烈不僅律己甚嚴,也常勸戒後宮后妃不要揮霍,而與忽必烈感情深厚的察必皇后生性也仁明、勤儉自律。她親率宮人用舊弓弦編織為衣,取羊臑皮縫為地毯, 還在傳統的帽子上加了前簷以遮陽。

此外,忽必烈還在宮中移種了漠北草原特有的青草,並將其栽在皇宮前的石階梯下,還用欄杆將其圍起,起名為「思儉草 」,以提醒後人要節儉,「思太祖創業艱難」。

《元史》還記載,忽必烈下令宮中使用的蠟燭不需要彩繪,使用的馬鞍、靴子和箭簇等也不得以黃金為飾。公元1292 年,回回人忽不木想要將大顆的珠子賣給忽必烈,忽必烈以其無用為由拒絕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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