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企業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們都有明確的目標：企業通過產品或服務來賺取利潤；政府則通過提供社會服務來維持秩序改善民生。它們都有可能成功或失敗：企業可能盈利也可能虧損；政府也可能把社會治理的更好或更糟。儘管都可能把事情辦砸，但後果卻不盡相同：嚴重虧損的企業會被收購或破產倒閉；不受歡迎的政府嘛——大夥卻往往拿它沒轍。原因很簡單：企業面臨市場競爭的壓力， 不進則退；政府的更換則要麻煩得多，在專制社會中幾乎不可能完成。

即使在非專制國家，競爭機制的缺乏也會使得政府效率遠遜於當地成功的企業。效率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辦事速度，二為消耗資源與產出的比例。政府在這兩方面都很容易陷入效率低下的窘境。提高辦事速度需要幾個條件，最重要的是執行人的意志和權力，其次是方案和執行與監管機構的複雜程度。為甚麼馬斯克開發星鏈和可回收火箭技術如此神速？因為馬斯克本人對公司大權獨攬同時又有著強烈的意志要在有生之年讓人類殖民火星。而美國政府的辦事效率則常常成為他的掣肘：比如要求他在火箭發射之前提交火箭部件落入海中不會砸到鯨魚的評估報告……

在民主國家政府職能往往被拆分為多個不同的部門讓它們互相監督制約，以減少腐敗和濫權現象。但這也增加了辦事的流程和複雜度，影響了速度效率。當社會事務日趨複雜，政府職能部門不斷增加，而這些新部門的工作內容往往監管多於服務。試想開一家簡單的餐館，也會面臨需要申請營業執照，衛生執照，消防合規，勞務合規，財務審查等眾多事項，沒有一定意志力和執行力的普通人還真辦不了。

工作態度方面，政府公務員往往抱著鐵飯碗的心態，以個人不犯錯為最高準則。能夠照章辦事已是不錯，速度方面就難以奢求。在資源利用，特別是公帑的花銷上，只要合規，少有節省的觀念。同樣的商品，政府採購往往高於市場價格。官員在花錢時不做充份市場調研，不選技術上最為經濟合理的方案也是常態。比如美國政府在為農村地區提供網絡服務的項目上就刻意拒絕星鏈等廉價且能快速普及的方案，而選擇鋪設昂貴的光纖網絡，使得投入多年時間與巨大開銷後依然難現成果。細看每一步，政府行動的立項與花銷都是合規的，但總體上效率就是低下，遠景目標難以實現，甚至入不敷出必須持續增加赤字以維持財政平衡，這些負面的後果責任應該由誰承擔？

政府的低效是一個世界難題。儘管體制內的官僚都或多或少感知到問題的存在，但有興趣要去改變現狀的卻寥寥無幾。首先這是一種惰性帶來的慣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是絕大多數基層公務員的心態。對於高層官員來說，常年的政治磨礪早已讓他們圓滑世故。他們和他們的前輩設計了政府的運作方式，其中很大一部份也暗藏著私人的利益。將子弟安排進入冗餘部門賺取高額薪俸，通過家族關係與相關企業構建利益關係，甚至憑此在退職後進入這些企業，這都是常見的隱蔽腐敗方式。精簡政府提高效率與他們的私利相牴觸，因此也很難由這群官僚推動。

然而政府的低效在很多國家已經或即將導致嚴重的社會災難了，特別是政府債台高築的惡果。債務是要償還的，若是債務規模大到財政收入都難以支付到期利息時，那對社會經濟和政府的穩定性都將是致命的。米萊在阿根廷大刀闊斧削減政府部門降低預算走出債務危機的改革被證明是可行有效的。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美國近年國債規模的飆升也給財政帶來極大負擔，以至特朗普剛當選下任總統就宣布要以馬斯克為首組建政府效率部，執行類似的政府瘦身改革。鑒於馬斯克收購推特後裁員八成仍能將其繼續做大做強的實績表現，有理由相信他在新工作上會取得同樣突出的成績。

和西方政府相比，中國（中共）政府效率的現狀如何呢？我們同樣從效率的兩個方面（速度和花銷）來分析。

從政體上看，中國由中共獨裁專制，與西方的民主制度有著本質的不同。民主之下，凡事大家商量著辦，還要互相制約互相監督，辦事速度上總是差一截。專制政權就少了很多累贅，說幹就幹，不但速度快，還能把很多別人壓根辦不了的事情給辦了。比如三峽大壩這種對環境和安全影響巨大的工程，在學術評估和科學論證不充份，學界和民間充滿爭議的情況下，大領導發話拍板，一切障礙就神奇消失，大壩按期合攏。這在西方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又比如疫情期間千萬人口的大城市說封一夜就給封了，甚至還能做到把居民關在家中焊死大門。這效率，這執行力，馬斯克也自嘆弗如。在中共領導下中國取得了各種各樣的世界第一，比如高鐵總長度、鋼鐵總產量之類，也在各行業創造出奇蹟般的中國速度。

誠然中國速度體現了專制鐵拳力量的強大，但這種力量並不能收放自如，也無法面面俱到。大領導關注的項目自會獲得下屬全力配合，但上級不重視或刻意忽略的部份則效率極端低下，甚至無法推進。由於只對上方負責，中共的政府部門往往只會專注來自上頭的命令。那些來自下方的請求就難免遭到怠慢，甚至被當作皮球踢來踢去，毫無速度效率可言。所謂中國速度，那都是個別方面的。平均而言，中國的總體發展速度在世界上並不突出。而且中國經濟發展伴隨著貧富分化的急速加劇，普通人生活質量的進步速度就更加緩慢。

中共常說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力出奇蹟，專制似乎成了一種優勢。但這種模式近來卻屢屢碰壁，不再靈驗。面對西方的晶片封鎖，中共斥資萬億大煉晶片，卻沒有砸出一片水花，與海外的技術差距還在不斷增大。疫情期間給上億人每天捅鼻子，可還是無法阻止病毒傳播，最終無奈放棄清零全面解封。為甚麼還有事情靠專制的力量也無法辦成呢？因為強制所能調動的只有個人的蠻力，它不能改變病毒傳播的客觀規律，也無法推動技術進步。事實上自由才是激發創造力的最佳土壤，專制起到的恰恰是反面抑制作用。

從資源利用效率，或者說金錢投入產出比的角度來說，中共政府的效率非但低下，而且存在著巨額的浪費。比如說疫情期間的封城、方倉、每天一次甚至多次核酸檢測，巨大的投入產出幾乎為零。水稻上山、雄安新區都是類似的例子。即使中國引以為傲的高鐵，表面風光的背後也是巨大的虧損，大多數線路使用率的低下導致回本遙遙無期。

中共專制政權使用資源效率低下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外行領導內行，在沒有充份調研的情況下外行領導拍腦袋做決策，顯然會導致大量的浪費，甚至帶來災難。比如大躍進大煉鋼鐵超英趕美就是極端的例證。第二個原因是政府部門缺乏監管導致腐敗盛行，官員們故意多花錢亂花錢，實際是將鈔票裝進自己的口袋。這種現象在地方政府尤其嚴重。中國地方政府特別熱衷於搞大工程，尤其是大型基建項目。一方面這符合中央精神容易獲得中央撥款，另一方面也容易獲得銀行貸款，或據此增發地方債務。項目需要的資金越多，它們就越容易上下其手謀取私利。至於項目質量，項目完成後能否真正創造效益，政府增發債務對未來財政的影響，地方官員是不關心的。因為一方面這是後人的問題，另一方面中央總要兜底不能讓地方政府破產。

美國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了政府的臃腫低效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存量巨大且還在加速增長的政府債務已經埋下了爆煲的危機。特朗普再次當選總統後，任命馬斯克為政府瘦身，消減債務提高效率。雖然還未上任，其計劃已經迎來眾人的喝彩和期待。相信特朗普和馬斯克能夠獲得成功，他們都是精明幹練的成功商人，擁有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的管理經驗；另一方面則在於他們從政的理想並不是謀取私利，而是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負為美國社會造福。美國的民主制度在政府積弊之時能夠及時引入社會精英改革政府弊端，何其幸甚！

反觀中國，中共政府之開銷債務遠勝美國，社會經濟基礎又遠遜美國，危機指標更是隨時爆表。隨著房地產崩盤，以賣地收入為大頭的地方財政全面崩潰，中央財政在經濟疲弱態勢下也難以為繼。財政困難已經嚴重到公務員的工資都要拖欠了。那麼中共會不會學習阿根廷和美國通過削減政府規模來化解債務提高效率？不會！相反它們還在繼續增加債務，印錢來確保財政和龐大公務員階級的生活保障。它們獲得的利益最終只會以通貨膨脹的方式由本就貧困的普通國民承擔。

政府瘦身改革需要由體制外人士來主導，特別是那些在企業管理方面卓有成效心得的企業家。特朗普和馬斯克就是這種模式。但是中共獨裁的特點確定了民營企業家們在中國處於二等公民的實際地位。他們只不過是中共的提款機，讓羊長出更多羊毛的牧羊犬。他們需要聽從黨的指揮，接受黨的領導，按照黨指明的方向去奮鬥努力。若是他們通過官商勾結致富，那麼他們是體制的受益者，並非真正從市場中打拚出的商人，也不可能去改革政府填補體制漏洞。對於那些真正有能力靠自己發展壯大的成功企業家，他們的建議黨會聽從嗎？馬雲就曾經指出中國的金融監管問題巨大，想要通過阿里旗下的螞蟻金融改革中國的金融市場。結果呢？Where is Jack Ma? （馬雲哪兒去了？）馬斯克打趣問道。

懸崖勒馬還是瘋馬加鞭，馬斯克和馬雲這兩馬在美國和中國的不同境遇表明了一切。#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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