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中共政治的持續高壓，經濟也不景氣，儘管中共當局想盡辦法阻止年輕人集會，但對大陸年輕人來說，無論是上海萬聖節、夜騎開封，還是蹦「野迪」，都是他們對中共日益禁錮社會的一種反抗方式。
分析認為，在中國，任何人群的聚集都可能會形成一個火山噴發的起點，一旦噴發，就很可能會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衝擊中共政權。
野迪蔓延
美聯社報道，一種通常被稱為「野迪」的地下音樂會，正在中國大陸一些城市角落中蔓延，這些音樂會不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無拘無束的空間，也標誌著對僵化社會的反抗。
在中國東北長春市的一個廢棄的防空洞裏，一群年輕人正在蹦「野迪」。這場集會的組織者叫Xing Long，白天他在一家國有企業的辦公室裏工作，晚上組織音樂集會。
對於像Xing Long這樣31歲的年輕人來說，這種集會是逃離煩惱的好去處，能讓讓他從審查公司合同的單調乏味中解脫出來。「我的工作不能讓我感到實現了自己的價值，」「上班就像執行一個預先寫好的程序。」
「我喜歡地下電子音樂是因為它真實，我能聽到真正喜歡的東西。」 他說。
中國最早的此類現象可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當時崔健的歌曲《一無所有》引起了中國很多青年人的共鳴，成為反抗中共極權專制的一個文化符號。
近年來，面對黯淡的經濟前景，中國年輕人內心充滿了沮喪和絕望，無論是躺平還是「四不」還是擺爛，都反映了他們當下的處境。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對《大紀元》表示，年輕人肯定是充滿了活力和夢想，也有很強的表現力和創造力。但在今天的中國，除了簡單的吃喝玩樂，幾乎讓年輕人能夠正常表達的所有平台和渠道全都是關閉的。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表達的東西，都必須吻合中共的意識形態。對很多有一點頭腦的人來說，都是很難忍受的。
「當然年輕人肯定要想盡辦法，讓自己能夠透過氣來能夠去表達，找到一種簡單發洩的場所。這其實就是最簡單、最本能的反彈。」
盛雪表示，回頭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時候，當時中共開啟所謂改革開放，因為之前是有很長時間的禁錮，那時候的年輕人也是憋悶得不得了，出現了很多家庭舞會，年輕人會聚在一塊跳的士高舞。
她說，現在習近平政權就是把整個社會和人民就完全當作敵人，而人民只能夠是在這種嚴酷的環境之下去找一點點的空隙，讓自己能夠透口氣。年輕人當然是會找一些覺得不會有政治敏感度、不會是被定性為是反黨、顛覆國家政權的，當然就是玩了。
中共鎖死了所有出氣口
自2019年底疫情爆發以來，中共當局不斷利用這一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作為限制個人自由與社會輿論的一個契機，在疫情封鎖期間，中國人的最基本的公民權利被剝奪。
在政治高壓下，「政治抑鬱」成為大陸2022年的一個關鍵詞，它反映了個體無法掌控命運的悲哀，「努力還有用嗎？反正甚麼都改變不了」 、「不敢抱有希望了，最壞的情況一定會發生」。
疫情解封後，當局的政治控制非但沒有放鬆，反而一度擁有相對自由度的經濟領域，也被一步步收窄，中共國安部成為「經濟光明論」的看門人，自由的經濟討論也無法展開，多數中國人感受到一種加速的窒息。
據復旦大學2022年發布的《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報告》，在5,000多名14歲至35歲的受訪者中，半數多受訪者有焦慮問題，近三成有抑鬱風險，近一成有抑鬱高風險。
今年6月份清華大學勞東燕教授在微博中說：一個突出的症像是，我身邊得抑鬱症的學生明顯地增多。將問題歸咎到個人不夠自律不夠努力上，這實際上是另一種變相的為虎作倀。
在政治經濟的全面壓抑之下，文化本來可以作為一個發洩口。但近年來當局加強對音樂會、演出和其他文化活動的審查，歌曲必須經過預先批准才能公開發布，強調愛國主義和共產黨意識形態等主題，中國大陸的文化和創意空間不斷縮小。
事實上，早在2014年10月中共黨魁習近平就呼籲藝術家高舉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旗幟」。在隨後一段時間裏，音樂節越來越難營運，越來越多的外國樂隊被取消演出。
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清談節目，也被官媒批為「清談節目不能成脫韁野馬」。去年5月份，大陸清談節目演員李昊石在北京一場演出因涉及到軍隊而被禁，之後有消息稱，北京多個酒吧取消了所有外國人的演出。
越來越多的獨立書店和創意空間迫於壓力而關閉，曾經敢言的公共知識份子也銷聲匿跡，而官方媒體則充滿了違背普通人常識與感知的虛假敘事。
年輕人可以放鬆另外一種方法，就是參加有創意的集會活動，這種集會因為分享共同的價值和目標，可以激發一種公共事務的熱情和潛能。
「一個人我不敢，但是一羣人我真行」，一位夜騎開封的大學生說。但即使這種與政治沒有任何關係的娛樂活動，對中共來說規模也太大，隨後夜騎開封被叫停。
在稍早之前的10月份，上海的一些高校通知學生不得參加萬聖節聚會活動，尤其不能到巨鹿路、長樂路去角色扮演。有人甚至形容，面對萬聖節，上海當局草木皆兵。
盛雪表示，中共這樣一個專制暴政，現在到了脆弱的不能夠容忍年輕人去展現他們生命的活力了。你不能夠有任何聚集，不能有任何被當局認為可能影響到它統治的東西，不管言論、行為或成了一個群體，它就覺得你可能會挑戰它了。
「實際上對於中國的年輕人來說，今天的中國在思想上就是一個沙漠，在言論自由方面就是一個黑洞，而且你不知道你甚麼時候會碰到甚麼危險。」
盛雪說，有的年輕人他會翻牆上網，他的言論很有可能被人舉報，然後就會被喝茶，甚至包括被拘捕被酷刑。「在推特上我認識一個年輕人，突然發現他沒了。他後來跟我講，他因為在推特上發帖被捕，在派出所因為與警察爭辯，結果他的手被打斷了。」
任何聚會都可能成為火山噴發點
不同於接受官方審查的音樂會，目前地下音樂會處於灰色地帶。它們遠離公眾視線，繞過正式審批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躲避政府壓制。
美聯社報道，26歲的參與者Loong Wu說，她對這個場所的要求是沒有錄像頭、沒有安保人員、附近沒有居民。但即使如此，這些也不一定能保證——當地警方曾搗毀了她所在城市舉行的一次活動。
盛雪表示，「這種玩我認為也不見得是安全的。這種野迪雖然跟政治毫不關聯，即使是如此，如果說有一些中共的底層執法人員為了去邀功，也有可能把這類歸入去鎮壓的對象。」
「因為現在的習政權統治模式已定型，即使他可能沒有直接指示，但哪一層的官員都不敢懈怠，稍微一點閃失，就可能會被上一級追究政治責任，肯定是官位保不住，榮華富貴和一切都沒有了。」
盛雪表示，中共自己也很清楚，任何人群的聚集都可能會形成一個火山噴發的起點。現在民怨應該說在所有的領域、所有階層蓄勢待發。所以中共也會對所有的社會動態特別敏感。因為只要形成了火山噴發狀態，就很可能會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
旅居海外的陸先生對《大紀元》表示，像大學生夜騎開封這種聚集，中共不熟悉，不知道會發生了結果。但像跳廣場舞、野迪這種，中共是可控的。
他說，後極權時代反抗有個特點：無意識、去中心化、突然之間爆發。就像茉莉花革命，大家因一個小販受到了羞辱然後自殺，所有人都不滿，最後爆發茉莉花革命，中東一些國家就就翻天了。
陸先生表示，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不好是中共衰弱的因素，但絕對不是關鍵因素。中共垮台，跟窮富沒關係。它一定要垮台，因為它太邪惡了，當這樣的意識深入到人心的時候，才是它垮台的決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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