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似乎無法從本質上擺脫自身的困境。中共一向毫不諱言地宣稱,它需要外國投資來為中國經濟提供增長所需的資金,並引進急需的商業和技術專長。
因此,中共決策者鼓勵世界其它地方的企業在中國境內建立業務,或以各種方式在中國投資。然而,中共本身的所作所為卻阻礙了這些投資流動。這些阻礙行為包括中共警方對外國公司在華設施的突襲,這些突襲往往以虛弱可疑的藉口或隱晦的政治目的為幌子。毫無疑問,全球範圍內的人權倡導者會對這些做法有話要說,不吐不快。對於以經濟學為關注點的《名家專欄》來說,本文重點探討中共這些行動在經濟上會產生多大的反作用。
最近一次事件發生在河南省鄭州市的富士康(Foxconn)工廠。這家台資企業為美國的蘋果公司(Apple)生產眾多合約產品。位於中國大陸的這家富士康工廠對蘋果公司的iPhone全球供應鏈至關重要,因此有「iPhone之城」的美稱。就在上個月,中共政權派出警察進入該工廠,以含糊的指控逮捕了四名員工。警方突然進入工廠並帶走四名員工,這些表面上似乎都沒有影響富士康工廠的正常生產。儘管如此,越來越多嚴重事件帶來的威脅仍然會對外國公司在中共治下投資的商業決策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
台灣政府機構當然會認真對待此事。台灣島內的大陸事務委員會認為這些逮捕和指控「相當奇怪」。台北因此在今年6月份發布了針對台灣公民赴大陸的警告,要求民眾避免前往中國大陸的所有非必要旅行。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台灣上上下下對此類行動尤為敏感。
去年,富士康在中國的業務面臨中共當局的不合理調查,調查的依據同樣含糊不清,然而確實與富士康創始人郭台銘競選台灣總統職位失利後的形勢脫離不了干係。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共政權還表示要特別針對被其認定為「台獨死硬份子」的台灣公民。中共政府聲稱,此類「違法」行為可被判處死刑。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企業開始放鬆與大陸企業一度緊密的聯繫,也就不足為奇了。自2010年以來,島內企業對大陸的投資流量一直在下降。僅去年一年,這些投資流量就比2022年下降了近40%。台灣企業去年對大陸的投資額僅有41.7億美元,不到2018年的三分之一。
這些沒有流向中國大陸的龐大資金轉而流向了東南亞,特別是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等。這些國家目前獲得了台灣投資流出量的大約40%,這個比例超過了流向中國大陸的資金。其中,台灣企業對越南的投資增長了四倍,尤其是在中共政權最看重的高科技電子產品領域。
不僅台灣企業對中共的高壓政策特別敏感,北京的這種高壓脅迫行為也影響了世界其它地方眾多公司的決策。畢竟,在全球商界呼風喚雨的美國蘋果公司也同樣容易受到富士康鄭州工廠逮捕事件的消極影響。
去年4月,中共當局突襲了三家美國諮詢公司:貝恩公司(Bain & Company)、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和凱盛融英(Capvision)等。中共當局一直不滿這些公司收集中國商業和金融訊息。他們拘留了美思明智集團的兩名員工,並最終以非法收集數據為由對該公司處以相當於150萬美元的罰款。由於這些公司收集訊息是為了向美國公司和全球其它公司提供在中國投資的建議,因此中共的這種阻止行為直接與中共政權對外資流動的需求背道而馳,除非北京的空想家們認為投資者應該盲目的將資金置於風險之中。
當然,受到波及的不僅僅是美國公司和台灣公司。2023年10月,中共當局以間諜罪逮捕了日本安斯泰來製藥公司(Astellas Pharma, Inc.)的一名高管,不過已於今年3月將其釋放。中共當局還拘留了世界最大的廣告公司之一、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WPP集團的一名高管和兩名前僱員。北京當局還將一名澳洲記者關押了三年。其中一些逮捕事件的背後可能有外界無法挑戰的中共法律或國家安全原因。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共政府幾乎毋需採取任何行動來解釋這些逮捕行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而與此同時,外資企業中普遍存在的被騷擾感使得中國經濟失去了急需的外資流入。
誠然,外商投資意願的轉變在貿易數據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例如,2023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智能手機下降了約10%,而進口的手提電腦則下降了30%。這是有完整統計的最新一個時期的數據。相比之下,儘管起點很低,美國從印度和中國從越南的進口量卻都增長了四倍。歐洲的數據目前不太完整,然而柏林的報告顯示,德國從中國的進口在過去一年下降了約13%。初步報告顯示,儘管中德貿易關係長期發展,然而美國作為對德產品出口國的地位可能已經超過中國。有關日本和南韓的數據仍然有限,然而這兩個國家對華出口下降的紀錄很可能反映出,它們不願再使用中國的組裝設施來生產產品,而使用中國組裝設施一直是日本和南韓產品對華出口的主要渠道。
所有這些事件疊加在一起,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中共政權寧願犧牲自身緊迫的經濟利益,也要如此高壓畫地為牢?中共當局肯定不會不知道這些突襲和指控帶來的消極影響。那麼,最根本的問題或許是:如今中共還能夠自救嗎?
作者簡介:
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是紐約州立大學(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簡稱SUNY)布法羅分校人力資本研究中心主辦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的特約編輯,亦是總部位於紐約的知名傳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在入職Vested之前,他曾擔任Lord, Abbett & Co.等公司的首席市場策略師和經濟學家。他還經常為總部位於紐約的《城市雜誌》(City Journal)撰寫文章,並定期為《福布斯》(Forbes)撰寫網誌。他的最新著作是《即將到來的三十年:未來三十年的全球化、人口統計學和我們的生活方式》(Thirty Tomorrows: The Next Three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s, and How We Will Live, 2014)。
原文:Beijing’s High-Handed Behavior Works to Its Disadvantag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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