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2024）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籍學者共同獲得。甫一發布就引發諸多的討論與迴響。
據諾貝爾基金會經濟學獎官方發布的訊息，三位共同獲獎者的理由是，「他們發現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證據，解釋了全世界各國貧富差距為何持續存在，就是來自於政治制度上的差異。」他們的研究證明，造成國家富裕的關鍵因素不僅取決於經濟，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包容性高的政治制度是良好經濟制度的先決條件，進而促進經濟繁榮。
獲獎者利用歐洲殖民時期作為一個自然實驗，來佐證他們的論點。研究發現，歐洲統治菁英在不同地區實施的制度類型，與歐洲人定居的規模息息相關。在殖民初期，如果環境條件（如當地人口規模和疾病流行程度）有利於歐洲人大量定居，統治菁英便會建立符合其國民利益的包容型政經體制。相反地，在不利於歐洲人定居的地方，統治菁英則傾向於建立榨取型制度，以保護少數歐洲統治菁英的利益，並最大程度地榨取當地資源。
體制是關鍵因素
這兩種體制都因歐洲統治菁英改變了當地殖民地的政治及經濟型態。包容型體制為所有人帶來長期效益，榨取型體制則為當權者帶來短期的好處。統治菁英為的是剝削原住居民，並取其資源來牟利。
他們的研究引出一個關鍵問題：如果經濟制度這麼重要，為甚麼某些國家不嘗試改革呢？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權者會阻礙制度改革，因為改革會削弱他們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
諾貝爾基金會官方指出，得獎者的研究及分析模型框架已成為研究政治學和經濟學發展中的標準範例。他們強調包容性制度對促進經濟繁榮的重要性，也為制定減貧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
經濟學回歸政治經濟學
所以，本屆得獎者是因為在如何使國家經濟繁榮及如何消除國與國之間貧富差距的研究上有成就而獲獎的，而這些課題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界的熱門研究課題。其實，遠從1776年「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經典名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在探索如何促進各國的財富，也就是經濟發展、成長的緣由。史密斯發現「分工」、「市場機能或一隻不可見的手」是關鍵因素，而工業革命的機器、自動化或資本，更是讓經濟一飛沖天的主因，而後「技術進步」、「內生技術進步」又成探索主題。在經濟發展演變中，貧富懸殊、分配不均、失業問題等現象的出現，也成為經濟學家探究的課題。於是，經濟學成為「經國濟民」的學問，被已故的蔣碩傑院士認為是「人類智慧的高度結晶」，值得最聰明的人去研究它。而瑞典中央銀行也有同樣的看法，乃在慶祝該行成立300周年的1968年，出資創設「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9年與原先的五種諾貝爾獎一起頒發，獎勵傑出的經濟學家，並肯定經濟科學的重要，以對有重大「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的經濟學家給獎。
基此，本年三位得獎者在經濟增長、貧富差距這個重要老課題的研究是否有「發現」、「發明」以及「改善」的成果呢？三位經濟學家將經濟學拉回「政治經濟學」，並以「政經制度」這個因素，透過歷史的實證觀察證明「包容性體制」優於「榨取性體制」的研究，應合乎這三項準則，而三位得獎者更是備受各界專家稱譽，研究績效傑出的政經學家，獲獎應是實至名歸！
打臉中共國模式
本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引發熱烈的關切與討論，因為中國經濟目前正水深火熱、搖搖欲墜，而阿根廷由社會主義體制回轉自由經濟，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巷戰，繼續向左或轉右即將掀牌，得獎者的研究成果和發表的言論，很可能產生不小的影響。
「打臉中共模式」是最普遍的評論，而本屆得獎者12年前的著作《國家為甚麼會失敗》早就精準預言中國經濟發展，如今得到印證，「沒有民主的國家，即使風光一時，最後還是要吃草！」該書指出，中國過去30年的成功增長是因為它的經濟制度有一根本變化，從榨取制轉向顯著更包容的廣納制。但高度權威、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使得這種廣納制度的發展更為困難。隨著當局將在未來幾十年牢牢抓住權力，中國的繁榮會化為烏有，其增長也可能會結束。
阿西莫格魯在10月14日表示，「雖然中國等專制政權通過投資AI等創新領域獲得了不錯的經濟增長，但其穩定性以及可持續性方面不及民主社會。」他又說，他們研究所得到的最廣泛的結論是，民主政治在長期間更能夠締造經濟繁榮，而集權式的成長並不穩定，政府通常無法創新，而創新則是民主政治的力量。儘管民主不是萬靈丹，但專制國家雖然能迅速動員資源進行發展，其經濟模式卻難以持續創新和轉型。
台灣很重要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兩人在2022年8月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為甚麼台灣很重要？〉這篇文章中，對於有些西方評論人士認為「佩洛西訪問台灣是魯莽的」不表認同，認為應該重視「台灣為甚麼對民主和中國自身的未來同樣重要」。對於中共宣傳的「儒家價值觀與民主水火不容，而且除一黨專政外，別無其他可行選擇」的說法認為是「明顯錯誤」。他們簡要的陳述台灣幾十年來的民主化過程，得出「台灣表現出強烈的民主傾向，而這並非僅僅因為它經歷了西方化的文化轉型。直到2000年，國民黨政權利用儒家價值觀來區分自身與中國的共產黨政府。而隨後進行的調查顯示，儒家價值觀在台灣比在大陸更深入人心」。於是他們認為「台灣強化了他們在此前著作中曾經提到過的觀點：斷言文化價值和政治制度之間存在某種牢不可破的聯繫是一種錯誤。所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均應被視為高度適應不斷變化環境的產物。諸多文化框架均可建立相應的政治制度。」他們下結論說：「台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代表了中國另一條可行的政治道路，這條道路保持了西方長期的自由和繁榮。」如此一來，「保護民主台灣，防止中共併吞台灣」，不也就是世人應該重視的嗎？而「共產中國應朝向自由民主，實行包容性政經體制」不也是最正確的明路嗎？「全球抗共反共」不也就是應該而必要的嗎？
羅賓森在得獎受訪時再次表明，「許多社會已成功轉型為包容性社會，例如台灣、南韓及模里西斯。」他說，「中國若繼續實施高壓的政治制度，就無法維持經濟繁榮。」
福國利民的包容性政經體制
其實，包容性社會的政經體制最能福國利民，「真正的」經濟學家都認同，而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者更不乏極力推崇者，如1991年得主寇斯（R. Coase）、1995年的盧卡斯（R. Lucas）、1997年的聖恩（Amartya Sen）等，而1976年得獎者弗利曼（M. Friedmen）下半生更風塵僕僕遊說各國施行「經濟自由、政治自由」體制與政策呢！斐聲國際的華裔產權名家張五常教授被推崇為「新制度學派先驅者」，其對共產中國放權讓利的制度變革做了「理論解析」，並對實際政策的解讀評析發表「等身」的文章及書本，其成就似乎不亞於本屆獲獎者，或許由於「逃稅」被美國通緝而成為遺珠。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阿西莫格魯那篇2001年關於「最低工資」的論文，指出「最低工資可以透過誘使公司培訓其非技術員工，來增加這些受到影響的工人的培訓」，不只異於傳統觀點，還違背常識，可說是「本末倒置、因果顛倒」的說法。概最低工資影響的是「邊際勞工」和「邊際廠商」，「常識性」的認知是「邊際勞工的就業機會降低或失業」，且他們的受訓機會受阻，畢竟「邊際廠商」的生存都受到威脅了，哪有能力培訓員工？即使政府會以「公共職訓」來培訓失業的邊際勞工，其訓練品質差且財源何來及資源錯置等問題都會出現，阿西莫格魯的研究或可說是「另類創見」吧？！
此外，唐付民在10月28日刊於《大紀元》的〈「共產專制」成功建成的邏輯程序〉文中，指出三位得獎者提出的「包容性經濟制度優於榨取性經濟制度的理由」，偏重於「經濟學意義」的《社會學研究》，自然體現著相應（有缺陷）的《邏輯學》知識，只是粗略的「定義」了現行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區別。既沒有找出不同的社會制度「產生的原因和條件」，更沒有找到「改變不好和推進（維護）優秀的社會制度的方法和條件。」他認為，這種「權威性理論」的實質性社會作用非常有限。在參酌「共產專治制度」成功建成的邏輯程序後，他認為推行所謂「包容性社會制度」便是接受「一定程度的社會等級」。它的合理性應建立在「有限（基礎）扶貧」而不是「無限（過度）扶貧」的原則下。高等的社會階級，主要容許建設在「社會能力與社會貢獻」的基礎上，絕不能建築在「權力和剝奪」的原則之上。面對大肆宣揚「扶貧濟困」（平權政治）的政治主張，一定要格外警惕（它是「共產專制」形成的「核心基礎」）！ 是耶？非耶？恐怕只能由三位得獎者回應了！#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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