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三位「政治經濟家」，是否意味著認同經濟學應回歸「政治經濟學」或「古典經濟學」？
古典–>新古典–>福利經濟學
大體而言，迄21 世紀今日，「經濟學」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歷史了，自1776年開創以來，經過幾次大的變革，先是1890年馬夏爾（A. Marshall, 1842∼1924） 的經典名著《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提出了供需圖形和均衡等分析工具及基本概念，並引入數學工具，出現了「新古典學派、新古典經濟學」，將「政治」切掉，縮為「純經濟」。
到1920年所謂的「混合經濟大師」庇古（A. C. Pigou, 1877∼1959）出版了《福利經濟學》（Wellfare Economics），提出外部性、社會成本的概念，「市場失靈」現象被凸顯，於是政府出面「校正」市場失靈備受肯定。
總體經濟學出現
到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供給過剩」、「失業遍野」，「市場機能失靈被認定」，引出了凱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簡稱一般理論或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提出「政府創造有效需求」的解藥，不但政府名正言順站上經濟舞台，以總體經濟政策「精密調節」整體經濟，而且「總體經濟學」誕生了，「國民所得」、GDP也成耳熟能詳的專詞。
經濟科學形成
到1948年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 1915∼2009）的《經濟學》（Economics）問世後，經濟學成為顯學，「社會科學之後」的稱呼也出現了，而數理分析也正式進入經濟學，經濟學數理化快速發展，如今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相應蓬勃開展，於是「經濟可以從事實證」，可以拿出「數字證據」來大聲說話，能評估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而經濟學晉入「嚴謹科學」殿堂後，在1968年被列入諾貝爾獎行列，正式被認定為「科學」。
這種「自然科學化」的進展，雖然普遍受到正面肯定，也被認為是進步的表徵，但其實早就有一股批判聲音出現。在薩繆邇遜那本「經濟學聖經」出版的次年，也就是1949年，奧國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出版了千頁巨著《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在第二百三十五頁裏，這麼寫著：「當今大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
現代經濟學裏沒有「人」
已故的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就這麼認為：「這幾十年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關於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確是越來越多，但在這門學科的認識上，始終欠缺清醒的社會哲學作基礎。說得具體一點，也即對人性以及人的社會始終欠缺基本的正確認識。」
十三年後的1962年，米塞斯又在《經濟學的終極基礎：經濟學方法論》（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第五章前段寫著：「如今在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這個叫人誤會的名稱傳授的那一門學科，毛病並不在於任課的老師和教科書的撰寫者不是正牌商人、或是經商失敗者。而在於他們不懂經濟學，以及欠缺邏輯思考的能力。」這不啻在為上一句話提供答案。
奧國學派一向反對經濟學數理化，米塞斯告訴我們：「許多撰述者誤以為，人的行為科學必須仿傚自然科學的方法，所以致力於某種量化經濟學的工作。這些人認為，經濟學應模仿化學，從定性分析進步到定量分析。他們的座右銘是實證論的這一句箴言：科學即測量。他們獲得豐沛的基金支持，汲汲營營於重印和重新整理政府、同業公會、大公司和其它企業所提供的統計資料，他們努力計算這些各式各樣的資料之間的算術關係，藉此來決定『相關』與『函數』的一些東西。他們未能意識到，在人的行為領域，統計永遠是歷史，而他們所謂的『相關』與『函數』，除了描述某一段時間和某一區域的某一群人行為的結果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意義。」
計量經濟學是數字遊戲
所以，米塞斯就說：「計量經濟學，作為經濟分析的一個方法，是一種幼稚的數字遊戲，對於闡明真實的經濟問題並沒有絲毫貢獻。…經濟學家的理論，並非建立在歷史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上，而是建立在像邏輯學家、或數學家那樣的理論思考上。…經濟學家的確能夠像邏輯學家和數學家那樣，窩在有扶手的大靠背椅上來完成工作。使他有別於其他人的，並非他有甚麼秘密的機緣，得以處理別人接觸不到的某些特殊資料，而是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他能夠從中發現他人注意不到的一些面向。」
不過，米塞斯在書中特別澄清：主張經濟學不應模仿、以其他科學作為榜樣，並非鄙視或無視這些學科，相反地，必須努力去理解與精通這些學科。他說：「任何人若想在行為學方面有所貢獻，那就必須熟諳數學、物理學、生物學、歷史學和法理學，以免將行為學的任務與方法，同任何其他這些知識部門的任務與方法搞混了。」他又舉例說，形形色色、所謂數理經濟學的基本謬誤，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基本謬誤，沒有哪一位「合格的」數學家看不穿。
當今數理化、量化、數碼化不但是經濟學主流，也是所謂的「科學」，而「拿出（數字）證據來」更是理直氣壯、振振有詞，政府各種政策也都是以此為基礎提出的。或許大家琅琅上口的「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追其源頭就是經濟學被誤導呢！
走出「黑板經濟學」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H. Coase, 1910-2013）時常以「黑板經濟學」（blackboard economics）嘲諷以數理模型掛帥的主流經濟學，他對「如何選擇」這個標準經濟分析法之重要特質，認為對經濟學本身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因為理論與研究象分離，造成不良的後果。他也認為經濟理論裏所謂的「理性」，並且是「追求效用極大者」，與日常生活中我們所看到的「人」大相逕庭。寇斯也對主流經濟研究中將具有關鍵地位的「組織」忽略有微詞，而這些組織指的就是廠商與市場，這兩者合起來構成經濟體系中的組織結構。他對庇古氏租稅用以解決「外部性」（如工廠排放黑煙）這種所謂的「市場失靈」，更是不認同，他說：「這些稅制方案只是些夢想罷了。當我年輕的時候，有人說，說不出口的蠢話，可以用唱的。而在當代經濟學中，說不出口的蠢話，則可以用數學來表達。」
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 M. Buchanan, 1919~2013）在1982年為《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Tomorrow, Capitalism）英譯本寫的序文中說：「現在，從美國最好的經濟研究所和工商管理研究所畢業的男女青年，受過高級訓練而又靈巧能幹，他們大都把自己看作技術專家。儘管他們聰明，但不了解他們自己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一些組織原理。作為一門學科的現在經濟學，幾乎完全失掉其最重要的教導任務…。在現代經濟學家的著作中，或在經濟學研究所的討論中，除少數例外，竟沒有表現出一點意理上的振奮精神。我們是在培育下一代，但是我們所培育出來的，卻是麻木的下一代。……古典的政治經濟學時代與我們這個時代，是個強烈的對比。古典經濟學家都是社會改革家，他們敏銳地感覺到自己的觀念對於個人的幸福，以及對於各國財富所能作的貢獻。而且，他們也把這些觀念所引發的內在力量，傳達給社會大眾和民意代表。……現代經濟學大都沒有焦點、沒有目標。」
「市場失靈」是迷思
阿根廷總統米萊（Javier Milei）這位經濟學家，在2024年1月17日於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言抨擊「新古典經濟學」，他說：「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在於，他們所熱愛的模型不符合現實。他們將錯誤歸咎於所謂的市場失靈，而不是重新審視模型的前提。……以所謂市場失靈為借口，引入監管，這會扭曲價格體系，阻礙經濟計算，因此也阻礙了儲蓄、投資和成長。……市場失靈唯一可能存在的情境是有強制存在。…」他也曾表示正在寫作正確的經濟學，說不定還會獲得諾貝爾獎呢！
說到底，當代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是有必要回歸古典傳統經濟學，找回「真人」矣！#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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